孙中山为何改变选择
□ 马 勇
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说到辛亥革命当然少不了孙中山。而要说孙中山，又不能不说中国革命的起源，说到孙中山革命思想的起源。
晚清的中国革命，在孙中山的概念中，就是民族革命，就是推翻满洲人建立的王朝。而在孙中山那个时代，说句实在话，民族主义的思想已非常薄弱。经过两百多年的民族融合，特别是经过西方殖民者的刺激，“新异族”早已取代“老异族”，中国读书人已没有传统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理紧张，汉族士大夫在“我大清王朝”体制下活得有滋有味。尤其是在慈禧太后当国近半个世纪中，满洲贵族集团只是在名义上享有大清帝国的所有权，而经营权、管理权几乎都交给了汉族高官。清廷虽在中央部院等一些重要岗位上设置满汉双首长制，但满大臣基本上是尸位素餐，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只要不是涉及、侵害满洲贵族集团利益，满大臣一般都很放手地让汉大臣尽心尽力地工作。
汉族特别是汉族士大夫阶层，已经被清廷的“联合执政”统一战线弄得神魂颠倒，不分东西，即便是后来反满意识强烈的孙中山，最初阶段也不是要反满，而是要参与联合政权，希望在联合政府中谋得一个职务，哪怕这个职务只是一个小小的幕僚角色。
1894年6月，医生出身的孙中山关闭了自己的诊所和药房，又通过关系找到上海名流郑观应、王韬、罗丰禄等人写了几张条子，北上天津找到当朝汉族第一高官李鸿章，希望能在李的幕府中谋得一个职务。为此，孙中山精心撰写了一篇建议书，对清政府怎样才能摆脱困境、重建辉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这份上书中，孙中山提出了富强治国四大纲领，即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这些意见在孙中山自己看来是有价值的，但不要忘了，他虚拟中的读者是李鸿章，从李鸿章立场看，这四点建议似乎就显得很小儿科了。李鸿章的幕僚早在10年前就向他讲述过西方走上强盛的根本原因，李在大清高官群体中早已知道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的道理，甚至知道民主，知道议院，知道立宪。即便拿孙中山的这四条建议与康有为六七年前提出的“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大变法纲领相比较，虽说不上是理论上的倒退与弱化，但其思想主旨似乎还没有康有为式的政治意识，而更多地与早期改良主义者如冯桂芬、王韬以及郑观应等人的主张相仿或相同，并没有多少独到见解。
李鸿章当然还知道，孙中山这样的上书在大清国并不是孤证或特例，在过去两百年中，没有功名的读书人，除了花钱捐官，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坚持不懈地上书，万一哪天哪份上书打动了某位高官，那就“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这样的终南捷径，在那个年代太正常了。孙中山这样做，康有为也这样做，就连严复不是也曾“拟上皇帝万言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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