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10-13 同舟共进杂志社

在同情的理解中深化认识,在理性的认识中推进改革

 

广东广州 董天策(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导,本刊特邀审读员)《同舟共进》2011年第9期,内容丰富多彩,几乎每个栏目都有值得关注和称道的好文章。精彩虽各有不同,宗旨却十分突出,这就是:在同情的理解中深化认识,在理性的认识中推进改革。

在认识论的意义上,所谓“同情的理解”就是对人、对事的理解必须从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出发,抱持一种设身处地的情怀。这期的“专题策划”聚焦台湾,不论“远看”还是“近观”,都体现了这种情怀。题记说得好:“台湾这些年走过了与大陆不同的道路,其发展轨迹有其特殊性。在政治关注之外,对台湾民众的性格、文化的发展、媒体的特性、新老世代的差异乃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需客观真实的还原。这样才能有助于理解差异,化解敌意,消除疑虑,以包容、友好的心态面对一个逐渐向大陆开放的台湾。”专题文章从不同角度透视台湾的现实状况,再加以分析点评,有理有据,立场公允,持论平实,让人真切感到台湾这些年走向民主过程中的新变与传承、危机与转机、封闭与开放、动荡与稳定、纷争与法制,一切都处于革故鼎新的过程中。以“同情的理解”去认识台湾,不仅有助于积极推进两岸间的交流,而且可以吸取台湾在革故鼎新过程中的得失成败,以作资治之用。

对台湾应有“同情的理解”,对待历史也应一样。本期“辛亥百年风云”有两篇文章,论从史出而又别出心裁,让人懂得了历史的辩证法与复杂性。李吉奎的《辛亥革命:成功了还是失败了?》指出,从同盟会纲领来判断,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自然是成功了。至于孙中山让位、袁世凯上台,并非袁世凯篡夺革命成果,而是民国初年的最佳选择,由此而南北统一,国家避免了一场战祸。辛亥革命不成功的地方在于:革命不彻底,民主政体及其权力制衡机制未能建立,边疆危机未能解决反而加重。许纪霖的《辛亥的另一张面孔》认为,“辛亥革命在民主革命的同时,也是一场封建的革命”。当然,这里的封建是特指西周曾出现过的分封制,体现为辛亥革命过程中“各省独立”。所以,“辛亥既是一场共和对专制的革命,也是地方对中央的革命,封建对皇权的革命”。辛亥革命最终创建了共和政体,却没有创建共和政体的合法性或正当性基础——宪政,以致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宪政始终匮乏。这便是辛亥革命留下的复杂遗产。

回到当今中国的改革现实,本期“议政论坛”有三篇值得称道的重头文章。刘山鹰指出,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成立90周年纪念大会的讲话中,所阐述的“四个考验”(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验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四个危险”(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体现了执政党在“知难”问题上的飞跃,从而为推进改革提供了科学的认识基础。李永忠、董瑛的《科学研判“消极腐败的危险”》一文鞭辟入里,振聋发聩,明确指出:反腐战略“顶层设计”滞后,导致“消极腐败的危险”滋生蔓延;主体结构缺陷成为“消极腐败的危险”的根源性因素;权权交易成为和平时期危及党执政地位的新型风险因素;“消极腐败的危险”与“精神懈怠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相互交织和转化。所有这一切,都是值得深思和警惕的。许耀桐的文章高度评价顺德大部门制改革,认为这是奠定国家基础的改革,构成了政治体制改革突破口的突破口。因为它妥善解决了党政关系问题,实现了以党领政、党政联动的新模式;妥善解决了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实现了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相对分离。

当然,改革道路还十分漫长,改革的领域相当广泛。要推进改革,还要善于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善于借鉴别国的改革智慧。周海滨的《胡德平:耀邦同志为什么要改革》一文,讲述了胡耀邦对于当代中国改革的思考与探索,体现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改革的胸怀与胆识。譬如他1969年向毛主席进言,“害怕破除那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全民所有,反而落得个全民皆无,或全民皆困”;改革开放后积极倡导、推进“藏富于民,让人民富起来”的富民政策,诸如此类,无不令人动容。任彦的文章介绍了印度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方式,很有借鉴意义。所谓“重男轻女”,是说妇女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略高于男性,体现出对相对弱势的妇女的关照;所谓“抓大放小”,是说加强对高收入者的征收,而对低收入者则“粗放式管理”。这样一种“劫富济贫”、“力求公平”的个人所得税征收方式,对于当今中国的个税改革是有参考意义的。

 

“追寻乡土中国”专题引人深思

 

山西太原 毕星星(《山西文学》副主编)接到《同舟共进》第6期,觉得这期的专题很好。首篇记者和梁鸿的对话,让我进一步了解《中国在梁庄》作者的思路。片言据要,一书之警策,此誉不为过。我一直关注乡村,所谈乡村问题,很亲切,种种高见也很开脑筋。

梁鸿思路正确,眼光盯住乡村溃败,摸准了脉,让人耳目一新。对此我感受很多,想到的更多。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雨,我们应该重新思索乡村发展历史,不能再做冯幺爸,幼稚地讴歌《乡场上》的变化了。历史上的中国农村一直是被盘剥的对象,几经折腾,农民改变不了“底层”地位。上世纪80年代解散集体经济,乡村曾有短暂的复兴期;90年代以后,乡村问题重新突出;本世纪初,乡村再次成为弃儿。2008年金融危机,本来是放缓发展速度,重新调整城乡关系的大好时机,我们急急火火强硬上马,乡村问题已不在考虑范围了。乡村的溃败当然不仅仅是贫穷,权力滥用,管理无序,教育医疗,养老问题,道德滑坡,人情淡薄,流氓盗贼,斗殴凶杀,悲观绝望情绪,仇恨闹事情绪等,都在积累爆发。旧痕新伤,中国的乡村发展要走回头路,改革停滞甚至倒退,遗留问题不断坐大,这种种问题让人十分忧虑。(2011615日)

 

江西贵溪 吴厚荣(曾任江西省鹰潭市政协委员、贵溪市政协常委兼文史委副主任)我曾长期从事农村调研工作,现仍与农友们保持联系,因此对“追寻乡土中国”专题甚感兴趣。首篇记者与梁鸿的对话很切实,说明二人对中国乡村的现状尤其是新出现的问题有全面和深入的了解。鄢烈山、十年砍柴、朵渔的文章,以亲历亲见描述了两个村庄的变迁和一位村民的遭遇,所提出的由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乡村环境污染、秩序失落、道德溃败等问题,引起人们强烈的忧患感。旅美学者南桥的《不城市化行不行?》,对中美的乡村概念作了对比,所介绍的美国那种“和谐和常态的城乡共存关系”让我耳目一新。张鸣的《多面相的民国农村》,是“三农”问题上以史为鉴的力作,他认为:“中国人只要拥有长期的和平建设时期,自己不折腾,就有希望。农村和农民,早晚也会渡过现代化的转型期。”这种乐观态度是有根据的,我所遇到的农友对近年来政府支农、护农、养农的政策都交口称赞,可作佐证。但我对《让传统乡村社会成为一个“传说”》一文有不同意见,觉得此文不够好,与全组文章也不大协调。但总体来说,这个专题策划得好,效果是显著的。(2011617日)

 

“不城市化行不行”问得好!

 

广东汕头 陈宏生《同舟共进》2011年第6期南桥的文章《不城市化行不行?》说出了我的疑惑。我生愚笨,至今弄不明白,所谓“城市化”指的是乡村人都跑到城里去,还是把乡村“化”为城市?以现实观,当指前者。中国的乡村是一片汪洋,这片汪洋若冲进城市本已狭仄不堪、乱象环生的小港湾,会是一种什么景象,真不好想象。久被忽视的乡村的确越来越凋敝,但自身也存在诸多问题的城市,已准备好接纳海量的乡村人的拥入吗?我担心,结果恐怕无论是被放弃的乡村,还是急剧膨胀的城市都没有好日子过。在本期杂志的另一篇文章中,党国英先生说:“尽管我们给城市设立了那么多门槛,但农民兄弟们还是义无反顾地进入了城市,那是他们自己的选择。”这的确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却是无奈的选择。

我们目前所见到的“城市化”多是在玩概念:把一大片人口远多于市区的农村划进去,成为该市的一个或几个区,于是乡村人一下子变为了城里人。其实一切照旧,甚至更糟。如此“城市化”,怎么看起来像圈地?长三角、珠三角有些经济发达的乡村,已具备“化”为城市的条件了,却因政策、规划等跟不上,至今城不城、乡不乡的,成了“四不像”。

我赞成南桥先生的观点:不要执意搞城市化。让城市反哺乡村,城市和乡村同步发展,城乡的界限渐趋模糊,这也许就是一种最明智最和谐的“化”。若一定要“城市化”,则请悠着点:庞大的乡村没那么容易消灭,却很容易受伤。(2011627日)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10,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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