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4-01 高 华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国民党的创党领袖,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革命家之一,还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缔造者。20世纪中国的各种政治力量都重视运用、吸取孙中山先生的思想资源,1949年后海峡两岸对孙中山的解释都服务于各自的政治目标。改革开放后的30年来,两岸在对孙中山的看法上已越来越接近。

国民党没有大牌的理论家

      孙中山先生去世不久,国民党方面就以戴季陶为代表,选择性地运用孙的思想资源,建构具有强烈排他色彩的孙中山思想的解释体系。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孙中山被置放在“国父”的崇高位置,当局明令各机关、学校悬挂“总理遗像”,进行“三民主义教育”,叶青(原名任卓宣,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等重要职务,1928年在长沙被捕后叛变革命,后成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人成为意识形态化的孙中山研究的主要代表。
      但在大陆时代,国民党对孙中山的解释是粗糙、教条、僵硬的。蒋介石虽然知道宣传的重要,也组织了一些活动,但是他所面临的内外环境都以武力对抗为基本特征,故国民党的一切政治计划和安排都以军事为中心,始终没能建立起有关孙中山和三民主义的强大叙述和解释系统。国民党重视宣传,但不善于搞宣传,例如:虽然建立起颂读“总理遗嘱”的“总理纪念周”制度,但基本属于官样文章。国民党只会搞一些没有效果的查禁书刊一类的活动,也囿于形势,大多流于形式。国民党宣传孙中山20多年,专著、小册子也出版了许多,但只有1926年黎锦晖先生作词曲的《总理纪念歌》有生命力:“我们总理,手创革命,革命血如花,推翻了专制,建成了共和,产生了民主中华……”笔者2004年上半年在台期间,多次于蓝营群众的集会场合听到这首感人的歌曲。
      国民党是比较世俗化的政党,拿到权力就可以,意识形态色彩不强。在大陆时代,除了戴季陶、叶青等,国民党没有大牌的理论家,也没有“理论队伍”,更没有从上到下的宣传或理论“写作班子”。在国民党的权力架构中,省党部本来就没有地位,省党部中更没有宣传部门的设置。在国民党内搞宣传的人毫无荣誉感,更没有社会声望,当权者也不照顾他们。蒋介石试图以国民党和中央军以及经他解释的三民主义整合中国,但1930年代后的国民党已逐渐“空壳化”,搞党务的人捞不到多大好处,当官的都要当政府官,因为在党部做事薪酬太低,国民党中常委的月薪是300元,而政府部长的月薪是600~800元(《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版)。所以搞宣传的人,毫无工作积极性。
      1930年代国民党元老一级的理论家,如胡汉民,都意在江湖不在理论,这些人基本失去反映现实重大问题的理论创新能力。年轻一代也没有这种能力。陈立夫只搞自己的“唯生论”,陶希圣是经济史专家,不是纯搞“党义”的。陈布雷是文章写手,不是理论家。南京的“中山编译馆”虽然出版了不少“总理遗教”、三民主义一类的读本,但对青年人影响很小。

真正知道孙中山巨大价值的,是毛泽东和陈伯达

      1930年代是“红色的30年代”,中共占领了国统区思想意识的很大空间。从1935年的“出版总书目”可以看到,这一年出版的有关社会主义的论著32本,有关辩证唯物主义的论著23本,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著23本,有关计划经济和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论著19本,而有关国民党历史的出版物仅8本,三民主义的出版物只有13本。而在上世纪30~40年代,这类研究孙中山的出版物主要还是依靠像叶青这样的“前共产党员”来写,而叶青的论著又非常教条,不通俗,影响力有限。
      中共则以意识形态起家。20世纪20~30年代前半期,在中共党内,“当家的”多是理论家,陈独秀、瞿秋白、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个个都是文章高手。1924年国共合作建立后,中共的一些理论家就开始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出新解释。例如,把孙先生晚年的“容共”,依据它在实际运作层面的效用定义为“联共”,就有力地推动了两党的合作和北伐的进军。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下,维系党生存的,一是红军,二是革命的意识形态。但在1938年前,共产党人还不知道“活学活用”孙中山,也没有那个水平——因为那时掌控党的意识形态的一些同志比较“食洋不化”,实际上是“食俄不化”。再有,因为国民党1928年后“打孙中山牌”动作较大,中共一些同志连带对孙中山也不喜欢了,他们虽然知道要区分不同的孙中山,但对建构新的孙中山的解释,没多少兴趣,更不愿花大气力。他们对孙中山和“三民主义”,说来说去也是那几句干巴巴的“老话”。“留苏派”或许没有全部看过孙中山的文章,他们更喜欢谈论列宁和斯大林。
      在中共党内,真正知道孙中山的巨大价值的,还是毛泽东和陈伯达。在对孙的看法上,毛和陈有许多共鸣。毛愿意花大力气建构对孙中山及其思想的解释。毛在1938~1940年写了几篇重要文章,例如《论新阶段》、《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把中共的事业和孙中山的思想进行了对接,宣称中共党人实际上是孙先生事业的继承者,终于占据了解释孙中山的制高点。当然,毛作为一位政治家,在正式文本和公开谈话中对孙先生的论述是严谨的,但有时在非公开的小范围内谈及孙先生,则较为随意,最新披露的杨尚昆的有关回忆第一次谈论了这方面的情况(详情参见《杨尚昆1986年谈张闻天与毛泽东》,载《炎黄春秋》2009年第3期)。只是毛的私下议论并不影响他对孙先生的基本看法,于是在毛定调后,陈伯达、胡乔木、胡绳等中共理论家,按毛的意思“接着说”,就把对孙的新解释完全建构起来了。建国后,刘大年等一些史学工作者依此路径,发现、整理新材料,把毛对孙中山的论述进一步丰富、强化,并推广之。
 
去台后蒋介石开始重视“国父”

      1949年去台后,国民党觉得自己的失败与中共夺取了孙先生这面旗帜有关,于是开始重建对孙的解释体系。哈佛博士崔书琴(1950年成立的国民党改造委员会16名委员之一)的《孙中山与共产主义》意图截断孙与中共的思想联系,是国民党“新解释”的代表作之一。蒋介石在1950年代亲自出马,对孙和三民主义作意识形态化的解释。他的《三民主义的本质》、《总理知难行易学说与阳明知行合一哲学之综合研究》,就是要证明中国传统、“三民主义”、“中华民国”的“三位一体”。
      这以后,台湾各大学都教“三民主义”,各大中学校都有教官检查、督导师生的思想,还出版了一大批“国父遗教”之类的论著。在这样的话语框架下,蒋介石是孙中山事业的继承者和国民革命的“捍卫者”。葛贤宁是“歌颂蒋总统”的长诗《常住峰的青春》的作者,“常住峰”者,喜马拉雅山的最高峰“圣母峰”也,葛贤宁以此作蒋介石的象征。孙中山地位更加崇高,已是神诋——这样一来,对孙中山的研究自是充满禁忌,只能赞美,不能批评,稍有不慎就会引火烧身。
      与此同时,大陆在建构以毛泽东思想为中心的新意识形态,孙中山是其重要一环。孙被誉为“中国革命伟大的先行者”,而不用过去年代的称呼“国父”;孙先生也是“资产阶级革命家”,最终使得大中学生人人皆知:“三民主义有新旧之分”,“新三民主义是革命的”等。这些评判,在建国后的数十年内,把所有对孙中山的研究也“一致化”或“平面化”了。
       在孙中山研究方面,两岸有关论著汗牛充栋,各有其价值,但也有许多教条化的论著,带有明显的“官学”色彩。 在冷战大背景下,两岸互打笔仗,一打几十年, 各不相让,最后一次也是第一次面对面的争论是1981年在美国芝加哥——所谓“不打不相识”,两岸都是中国人,孙中山先生把两岸联系在一起,也把两岸的学者联系在一起。
      现在情况大变。台湾社会转型,官学化的孙中山研究已无市场,党化“三民主义研究”声誉扫地,原有的研究单位纷纷改名,中研院的“三民主义研究所”早已易名为“社科所”,各大学的“三民主义研究所”也都改名,各大专院校原设的三民主义必修课均已取消。另一方面,“台独”思潮泛滥,也在消解孙中山作为“国父”的“符号”意义。据笔者前几年在台湾客座半年的观察,绿营集会场所已不见、不闻任何与孙先生有关的标志物。2004年3月,笔者在台北参加由“国父纪念馆”召开的孙中山先生思想学术研讨会,发现与会的多为鬓发斑白的中老年,青年学者很少,说明孙中山研究在台湾已后继乏人,对此可以理解——这是对多年来的孙中山研究的教条化、官学化和垄断化的一个强烈反弹。相信一段时间后,台湾的孙中山研究会走向正常的。
      21世纪以来,大陆的近代史学家在“实事求是”的思路下,进一步摆脱了孙中山研究中的教条主义,摆脱意识形态的色彩甚至“脱魅化”,学术化研究兴起。
      无可讳言,孙中山研究中也有一些敏感地带。孙中山在其后期选择俄式道路,对中国20世纪历史进程的影响至为深远,过去一直被高度肯定。袁伟时教授近年讨论孙中山从苏俄引进“党治国家”模式对中国的影响,兼论20世纪中国民主政治的展开和挫折的问题,引起学界的注意。台湾中研院院士许倬云教授认为,孙中山为中国设计的发展蓝图,原意是移植西方的民主政治,以建立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但他的“训政”阶段,已使民主难以实现。上海青年学者严泉对孙及民初国会政治的研究,也值得重视。他提出如果当时能够和平解决“刺宋案”,宪政体制或尚能留存并继续发挥作用。有关孙先生与列强的外交,尤其与日本就中国东北权益的接触与交涉问题,过去十分敏感,是孙研究中的禁忌,现在两岸都有学者关注并予以研究。
      中山先生是永远值得尊敬的。1986年以来,笔者曾三次前往翠亨村瞻仰先生旧居。孙中山研究的学术化不会对孙先生有任何损害,只会使国人更加尊崇这位伟大的爱国者。

(作者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地  址:广州市明月二路66号同舟共进杂志社
邮  编:510600
电子邮箱:tongzhougongjin@126.com
联系电话:020-3830 8909
传    真: 020-3830 8918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广州明月路支行
开户名称:《同舟共进》杂志社
银行账号:44-032801040006507
020-3830 8908
联系(发行部)
邮发代号:46-56
如果您需要在我们同舟共进杂志上刊登广告,请联系我们!
020-3830 8901
联系(广告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