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第1期 2019-01-14 杨建民

│杨建民

 

1936年11月,一部名为《赛金花》的七幕话剧,在新艺术试验地的上海演出。演出的阵容很强大,仅导演团队就由于伶、欧阳予倩、凌鹤、洪深等名人组成(洪深任执行导演)。演员中,主角“赛金花”由王莹担纲,“李鸿章”由金山演绎。不仅“赛金花”这个特别人物的名头吸引了观众,剧中对清末官员惧怕洋人的“叩头外交”大加讽喻,也自然引发了观众对现实当局作为的联想,故创下了连演20余场,且场场爆满的轰动场面。

这部剧作是如何产生,又怎么产生如此影响的呢?

【对“叩头外交”的讽刺】

1935年,中共江苏省委及上海“文委”(中共在“左翼文化总同盟”中的党团)被国民党当局破坏。在“文委”任职的夏衍,避居到上海爱文义路的一家公寓,公寓是一个白俄女人所开,安静也安全,虽然房租很贵,为安全起见,夏衍仍在这里住了约三个月时间。在这段避居时间,夏衍从报纸上看到当局在“何梅协定”(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之间关于华北有关事宜的备忘录及复函,此“协定”实际放弃了华北主权)与“冀东事件”(在日军压力下,南京政府于1935年11月26日,在北平成立了以宋哲元为委员长,由日方推荐的王揖唐、王克敏等为委员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使得冀察两省实际置于中国行政区划之外的事件)中的表现,对国民党当局的“叩头外交”十分愤慨。恰好又读到清末名妓赛金花晚年潦倒的新闻,于是就想到用“赛金花”的题材,写一个讽喻剧,来讥刺一下当时的屈辱外交。

写大型话剧剧本,对夏衍来说是一个新的尝试。一年前,他为业余剧人剧社写过独幕剧《都会的一角》,演出时因其中一句台词涉及抗日,遭到禁演。在此之前,尽管他活跃在戏剧战线,当过导演,搞过布景、灯光,但在写作上,他更熟悉的艺术形式还是电影文学剧本。为了写好这个以“庚子事变”为背景的剧本,夏衍翻阅了大量资料,通过友人寻来刘半农编辑的《赛金花本事》、曾朴的《孽海花》与吴研人的《赛金花传》等作为写作参考。从这些资料中,夏衍得出一个结论:也许可以说,赛金花不是一个寻常女子,不仅在妓女里面,就是在清士大夫中间,也很少有她一般的见识,这决不是‘誉辞’……”

赛金花原名傅彩云,原本是苏州的花魁,被苏州状元洪钧纳为妾,曾以夫人身份随洪钧出使西欧,洪钧去世后,以开高级妓院为生。她在德国时曾和瓦德西相识,瓦德西后来任八国联军的统帅。联军攻陷北京时,曾被官僚们极力推崇,通过她向瓦德西求和。待联军撤退之后,却被当初让她参与和谈的官员押送回原籍,其中对当朝者的讽喻意味,一目了然。对于这个“以肉体博取敌人的欢心而苟延性命于乱世的女主人公”,夏衍“也只当她是这些奴隶里面的一个”。夏衍在后来写的一篇《〈赛金花〉余谈》中,具体引述一节文字,说李鸿章与诸大臣在对八国联军“惶迫无能为计”时,靠着赛金花把事情办成了,后来李鸿章送给赛金花金钱,赛“不受”;又以华丽的衣饰相赠,“亦弗受”,可见这个女子的识见确实非同一般。

在清代小说家李伯元的《南亭笔记》中,记述有曾任广西提督的苏元春被关进监狱后,看到被狱卒杖毙的革命党人沈荩的斑斑血迹,“大为骇异”,用了三百两银子贿赂狱卒,换牢房而居。后来赛金花入狱,狱卒又将这位女子关进这座牢房,也想从其身上敲诈一笔。赛金花却说:“沈老爷(沈荩)我是认识的,为什么要怕他?”这节史料,其它地方也有记载,可见确有此事。夏衍在把赛金花写成一个“当时乃至现在中国习见的包藏着一切女性所通有的弱点的平常的女性”的同时,觉得这个女子(即使是妓女),“将她和那些能在庙堂上讲话的人们比较起来,她多少的还保留着一点人性!”他丝毫不掩饰对这位风尘女子的同情之笔。剧作中的人道主义情怀,在当时及以后的很长时间,由于时代氛围,很难被所谓的“学者”理论家”接受,更不用说被当局者理解了。

“夏衍”一炮而红】

该剧本写成后,一则因为信心不足——夏衍虽然接触文艺较早,可先前主要写一点短文,翻译一些相关作品,有人说他是“空头文学家”,所以他要在文艺方面做出些成绩;再者是怕文坛皆熟人,担心人家会看着面子给他发表,故此搁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可以重新工作了,夏衍便对剧本加以润饰后,请人把稿子抄了一遍(怕人认出字迹而给予“照顾”),投到由郑振铎、傅东华编的《文学》杂志。

《赛金花》剧本,在1936年六卷四号的《文学》杂志刊发了出来。为了隐瞒身份,作者的本名沈端先和过去的笔名都不能再用,便随手署了“夏衍”这个名字,取其父沈雅言名字的谐音。(以后的人们都记住了这个响亮的名字,而忘记他的本名。)由于夏衍的“保密”措施得当,就连当时戏剧界的领军人物于伶、张庚、章泯等人也都以为这个“夏衍”是北平的一个“新晋作家”。剧本很快引起了左翼文艺界的注意。发表当月,剧作家协会便召集凌鹤、章泯、张庚、周钢鸣等十余位戏剧方面的行家,召开了一个“《赛金花》座谈会”。在不知道作者为熟人的情况下,对剧本畅所欲言,发表看法。

譬如凌鹤、章泯等认为《赛金花》是“国防戏剧”口号提出后收获到的一个成功的作品。章泯说,作者采取了一种批判的态度来整理历史题材,这是很成功的。关于人物,他认为在这剧作里表现得很朴实,譬如赛金花愿做一个太平时代的百姓,她当过公使夫人,见过很多世面,懂得很多人情世故,但她的要求不过分,都是很朴实的。郑伯奇、阳翰笙、田汉、茅盾等也相继著文发表意见。阳翰笙在《关于(赛金花)》一文中谈到读《赛金花》“感到非常大的喜悦”,“不仅在于此剧在艺术上的相当成功,同时在于此剧历史观的正确。

尤兢则谈及:“我觉得作者的讽刺是恰到好处的。”他举例:

像保定府的那种官,摆香案跪在城门口投降,这种事情是有根据的。记得从前崂山的一位布政司,有一次香港英国舰队的一艘兵舰来了,那位布政司就跪在海边迎接,请军舰的舰长上岸,一直跪了几天,后来军舰上的外国人用望远镜来望,看见海边上有一个很矮的人,一直立在那里几天都不走,那位舰长很奇怪,当时就问翻译,翻译告诉他那是中国的官在那里跪接舰长上岸。那位舰长听了觉得很可笑,但是限于上峰的军令,不许登岸,就复信去请那位布政司到兵舰上来,请他吃点东西。当时那位布政司还要求舰长在向满清政府发出的感谢信上,一定要把他这种跪迎候的接待情形附加上去,替他说是布政司某某招待尤为周到等等。

夏衍获知到专家的评论后,颇有感慨。他也马上以“给演出者的一封私信”为副题,以《历史与讽喻》为正题写了一篇文章。他在对评论作出回应之前,还介绍了一点写作的因由:

去年深秋,我在一个北国的危城里面困处了几个月之久,但在那种急迫惶遽的时候……使我惊异地发现了李伯元三十年前在《官场现形记》中所描写的人物,依然还活生生的俨然存在我们的前面;我将这种印象讲给居停的房主人听,他就很兴奋地和我讲述了三十七年之前他所经历过的庚子战后的情景。对于这种毫不思索地可以唤起的“联想”,自不免有了很多的感慨,于是我就想以揭露汉奸丑态,唤起大众注意,“国境以内的国防”为主题,将那些在这危城里面活跃着的人们的面目,假托在庚子事变前后的人物里面,而写作一个讽喻性质的剧本。

“在一个北国的危城”云云是虚构,因为夏衍当时仍在上海,不过避居起来罢了。这段话将作者的写作主旨表达无遗。就是借故“讽喻”。那么,夏衍的构思中,他想讽喻的是谁呢?最初他只想对于那些愿为奴隶和顺民的人们加以讽嘲和诅咒,“我想描画一幅以庚子事变为后景的奴才群像……”看来,在作者思想里,当时几乎的国民,皆在“群像”之中。但对赛金花,作者却有这样的想法:“我一点不想将女主人公写成一个‘民族英雄’,而只想将她写成一个当时乃至现在中国习见的包藏着一切女性所通有的弱点的平凡的女性……不过,我不想掩饰对于这女主人公的同情……”这在当时应该是颇进步的认识——对普通人,哪怕是妓女,作者都搁在人道的立场上悲悯看待。

可是,这不仅在当时很少人能理解,数十年后,这部作品的被批判,有人就以所谓阶级观念,认为作者同情了一个似乎不该同情的“妓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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