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第四期 2019-06-03 尹敏志

│尹敏志

 

1898年10月25日,康有为乘坐的“河内号”客轮缓缓驶入神户港,船上除了康家九口人外,还有从香港一路陪同的浪人宫崎滔天、宇佐稳耒彦。此时刚过午夜,万籁俱寂。前一晚上喝醉酒,正倒头酣睡的宫崎被船员猛烈摇醒,告诉他有人在外求见,步出船舱一看,外务省书记高桥橘太郎已在巡查汽艇上等候多时,身旁还有一名警察署的官员。两人没有过多解释,只说船上的人不能继续休息:“要乘黑夜上岸。”

宫崎回到船舱,叫醒康有为,帮他扶老携幼乘坐巡查汽艇上岸。“万船灯火海冥冥”,后来在一首诗里,康有为回忆起凌晨一点神户港明灭的篝灯道:“人民城郭梦如醒。”在警察署楼上,他们度过了来日本的第一晚——通宵未合眼,被警察问讯到天明。清晨六点拂晓,康有为褪去长衫,换上西服,仍由宫崎陪同搭火车直奔东京。晚上十点半他们到达新桥站,平山周在这里迎接,并告知康有为,五天前梁启超、王照一行人也已安全抵达。

三个月后在东京早稻田明夷阁里编写《我史》,细细回想从北京逃出,经烟台、上海、香港等地抵达日本的经历时,康有为总结自己总共“身冒十死”,“事后追思,无一生理”,种种机缘巧合集于一身,让他产生了承载天命的神秘体验:曲曲生之,留吾生以待其兹,中国不亡,而大道未绝耶?”他相信拯救万民的任务远未结束,囹圄中的光绪终有复辟的一天,虽然孤悬海外,依然可以继续自己未竟的维新事业。

梅崖先生的援助

梁启超、王照、康有为三位戊戌变法核心人物先后成功逃到日本,背后离不开彼国民间志士、政府官员的合力营救。变法运动初兴时,持亚洲主义立场、主张中日联盟的日本人就密切关注着清国局势。1898年4月香川悦次、井上雅二两名干事牵头成立“东亚会”,声援清国改革,并吸收康有为、梁启超、康广仁入会。6月以近卫笃麿为中心的“同文会”也成立于东京,在上海设立同文会馆。9月21日慈禧太后回紫禁城发动政变,这一噩耗传到日本后,他们立即展开营救活动。9月30日东亚会主要成员在东京万世俱乐部召开紧急会议,十多名主要成员与会,经讨论决定尽一切力量营救梁启超、康广仁。两天后,该会派代表向首相大隈重信递交请愿书,紧接着拜访外务次官鸠山和夫,提出人道主义救援请求。

东亚会的行动紧锣密鼓,影响力亦不容小觑。然而放眼全日本,最早致力于营救康、梁的其实不是他们,而是关西大阪府的山本宪。9月27日,山本惊闻清国政变,立即赶往东京拜访外务次官鸠山和夫,询问康、梁和王照的安危,半月后又上书大隈首相,猛烈抨击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称两国原本唇齿相依,慈禧此番政变“贻欧美可乘之机”,政府却毫无作为,着实令人痛心。这封信的内容后来由《大阪每日新闻》披露,却未收入《大隈重信关系文书》中,也没有在山本宪档案中见到大隈的回信,应该是首相根本没有理会。

山本宪字永弼,号梅崖,1852年出生于高知县,早年当过小学教员、电信局技师、军人、报社记者,1885年因参与自由民权运动被投入监狱,三年刑满释放后为维持生计在大阪开设“梅清处塾”,招收生徒,传授儒学。戊戌变法前一年山本宪曾游历清国,他在《燕山楚水纪游》中描述北京“城郭邑里、园池寺观,莫物不壮大,而莫物不败坏。其壮大可以征明以前之盛,其败坏可以验清以后之衰也”,他认为清国的人心、风俗、制度各方面亦已败坏,甚至“将举国败坏焉”,非下决心变法不可扭转。临回国前在上海的一场宴会中他得与梁启超同席,虽然没能搭上话,但却对梁留下了“年未壮,文名甚高”的深刻印象。

戊戌年春,康有为族兄康有仪以四十岁“高龄”来到日本留学,7月拜入山本宪门下,每日苦学日文,课余以译书自给。有趣的是,前一年年末康有仪之子康同文刚入学梅清处塾,父亲竟然成了儿子的师弟。通过这两位父子生徒的关系,在政变刚发生的一个月内,山本宪得以迅速了解清国的最新情况。据9月27日康有仪的来信,保守派大肆钩捕康梁,索其项上人头。然而,梁启超被捕一事实际上是假消息。据日本大使馆代理公使林权助回忆,慈禧发动政变当天下午2点左右,他正在使馆内和伊藤博文吃饭,梁启超忽然闯了进来,“颜色苍白,漂浮着悲壮之气”。因为双方言语不通,梁示意林拿纸笔来进行笔谈,因为速度太慢,中途又换成翻译。梁最开始准备“三日内即须赴市曹就死,愿有两事相托”,但伊藤为中华惜才,觉得这样白白送死无益,就和林公使好言相劝。翌日梁启超剪掉辫子,换上猎装,在郑永昌领事、平山周等人的护送下潜往天津。因为保密工作做得很好,连亲朋故旧都不知道梁启超已经获救。28日山本宪还从康有仪处得知,康有为离开清国后必将来日本。得到这个关键情报后,10月21日山本宪在大阪备一亭召集同志,宣布成立“日清协和会”,为康有为来日后的中日提携活动做准备。

康、梁、王到达东京后,29日山本宪携康有仪一同上京,与三人会面。清国亡命客们对屡次出手相救、现在又特意赶来的山本感激不已,此后对他推心置腹,几乎知无不言。山本宪档案中保存着一封康有为7月19日变法期间致康同文的信,可能是由康同文转交给山本的,信中康有为说光绪帝现在力变新法,“于我言听计从”,自己现在奉旨专摺奏事,所受之信任为本朝绝无仅有,“外论比之谓王荆公以来所无者,此千年之嘉会也”。然而来日本后,康有为发现日本政府虽对他礼遇有加,每月提供丰厚的生活费,但似乎毫无兴趣听取他的政治主张。……以上文字节选自《同舟共进》杂志。邮发代号:46-56,订阅电话:020-3830 8908(发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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