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1-01 许纪霖
  礼仪的消失导致日常生活中看不到“中国”—今天的中国,缺乏的恰恰是公共生活,是公共生活中的文化礼仪。

 

□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

 

当代中国,本土文化传统的式微、衰落,已成为一个趋势。在日常生活中的很多地方,越来越找不到“中国”。我们不妨把中国分成两个区域,一个是经济最发达、媒体最集中的区域—沿海以及交通比较发达的城市—这是被全球化深刻影响的地方。这些地方的人们特别是年轻人,生活方式与西方越来越接近,共享好莱坞电影,说英语,吃西餐,过洋节。他们中的很多人,讲起西方的习俗头头是道,说起中国的传统却不甚了了。他们已渐渐成为地球村的成员。与之相对,中国还有一块未被全球化波及的区域,比如农村、少数民族地区,那里依然保留着一些民俗化的传统,但在现代化、全球化的浪潮中,这样的地方正越来越少。

 

日常生活中为何看不到“中国”

文化这个东西很复杂,它是一套价值,是一些观念,是一系列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是一套具有公众性的仪式。对文化的感受和传承需要一套礼仪,如今中国文化的这套礼仪可以说已经崩溃了。在我小的时候,春节有春节的样子,一家人在一起包饺子、包汤圆,自己动手做,正是这个做的过程给人一种节日的氛围,但现在这些东西已被快餐化、社会化了。2008年虽然开始恢复几个传统节日作为公众假期,但这些节日被看成是不用上班的休闲假期。节日与假期是不一样的,假期是私人的,而节日是公众的,公众的节日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然而在今天,中国的节日,无论国庆还是春节、中秋,都被私人化了—节日假期化。这些节日不再具有民俗节日应有的一套文化仪式。物换星移,人的内心与宇宙、与自然、与文化相通的一套规则被破坏,人与人之间的纽带出现了断裂。

现代化、全球化是否必然如此?不尽然。同样是东方,香港的春节,年初一有花车巡展,年初二晚上有维港的烟花汇演,这都是公众的仪式。与之相对,内地已经­没有这些仪式了,有的话也仅仅是私人的、家庭的,而非社区的、地方的、公众的,这是一个很大的衰落。当韩国人将“端午祭”申报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时,真有点“礼失求诸野”的味道—这个节日仪式是由中国流传到韩国去的,韩国迄今保存完整。而在中国,这套东西却完全消解了。没了这套礼仪,要把中国文化的价值继承下来,很难。

这套礼仪为什么会消解呢?最早是受到政治运动的打击,人们认为这都是封建的、迷信的;全球化之后又受到了西方的冲击。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有市民,却没有市民社会。在农村尚可通过宗族的仪式来恢复逝去的礼仪。城市里则都是陌生人,人与人之间没有宗族、乡里的联系,很远很疏离,笔者把它称之为非人格化的关系,或者说是契约关系、市场关系,很少有人格化的交流。礼仪的消失导致日常生活中看不到“中国”。即使是年轻人喜欢的洋节,无论圣诞节、情人节,在中国也都是私人性的,与公共生活没有关系—今天的中国,缺乏的恰恰是公共生活,是公共生活中的文化礼仪。现有的祭黄帝、祭孔子、祭大禹,活动背后充满着商业色彩,这不但与日常生活没有关系,甚至是反日常生活的。

 

礼失求诸野从边缘反思中心

礼仪的衰落是可悲的。但同为儒家文化圈的港台地区以及新加坡、韩国,传统文化远比中国大陆保存得好。

我曾在新加坡过当地的中元节(即中国传统节日的“鬼节”),感触很深。新加坡同样处在全球化之中,由于昔日的甘榜(马来语音译,即故乡的意思)都变成了新的城镇,当年守望相助的“厝边”(邻居的闽南语发音)各分东西,平日难得一聚,每年农历七月十五的中元节宴会就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欢聚叙旧的机会。许多大企业、大酒店的华裔员工欢庆中元节,洋老板、洋主管都会来凑热闹,为的是入乡随俗、与下属融洽关系。

我曾六次赴台,深感台湾在保护、传承传统文化方面比大陆做得好。最近开放大陆游客赴台旅游,我建议大家不要把重点放在欣赏山光水色上。就景观而言,无论是城市时尚还是自然风光,台湾都无法与大陆相比,但台湾在保护“草根文化”方面,着实令人惊叹。中国大陆的自然景观世界一流,但到处都被商业开发所破坏,乡村与城市皆失去特色,走到哪里,县城基本是一个模样。台湾虽是小小岛屿,但每个县市都有自己的特色。如今的北京、上海,还吃得到地道的小吃么?没有了。我们现在推崇的是连锁餐饮,而在台湾街头,到处是价廉物美的小吃。我小时候最喜欢吃一种咸豆浆,那时每条街道的小饮食店都有,真是妙不可言;而如今的上海,只有个别连锁店在卖,且味道已不纯正—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是否就是平庸化?前几年我去花莲,竟然在东华大学旁边一家非常“土”的早餐店里再次喝到童年的美味。台湾的真正魅力就在这里,到处洋溢着人情味,文化人像文化人,儒雅有礼;民众像民众,纯朴大方—那是一个在大陆已流失了的“中国”。

历史上,新加坡、香港没有经­历过类似五四那样的启蒙运动,古老的文化传统一直延续;台湾、日本、韩国¾­历过类似的启蒙运动,但并未像中国大陆这样全盘反传统。在这些地区,传统文化能够相对完整地保存下来。在中国大陆,从五四到“文革”一直到1980年代,传统一次又一次受到冲击,如今已支离破碎。从晚清开始,中国落后挨打,继而要“迎头赶上”,学习现代化。一方面很保守,另一方面又非常逐新,这是国人性格中非常矛盾的两面。传统与现代在我们这里似乎势不两立,但在日本、韩国、新加坡并非如此泾渭分明。

为什么会这样?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日本、韩国、港台地区在整个现代化进程中,社会没有被解体。地方自治、传统族群的保持乃至新社区的出现,都是这些地区现代化的一部分。文化是一个“魂”,这个“魂”一定要依附于某个“体”,这个“体”应该是社会;靠国家是不行的,国家不需要文化,只需要意识形态。这里说的文化是一种民俗意义上的文化,是能够把社会整合起来的一套礼仪和价值观念。

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是社会不断被解体的过程,不仅表现为传统家族的解体、宗教的解体,也表现为新的社会团体迟迟没有产生,即使产生了,也缺乏制度化和合法化。从1949到1978,差不多30年时间里,中国只有国家,没有个人,更没有社会。1980年代以后,开始提倡“小政府大社会”,提出建立新型社会,传统文化有了振兴的希望;但是这几年,“小政府大社会”似乎不提了,很多本应由社会发挥的功能,又重新回到政府身上。社会的衰落使得文化成为一个孤魂,只能在观念的形态里飘荡,无法落实到日常生活层面。由政府意志推动的文化背后,似乎都有意识形态动机;而由商业推动的文化,更充满了Í­臭味—中国文化在哪里?

 

知识分子已无法承载传统文化?

知识分子在传统中国称作“士绅”。士绅在文化上承担着两种功能:第一是大传统的传承,通过对经­典的书写、阐释和宣讲,为天地立心,为社会确定基本的价值,这被称为精英文化。第二种功能是在小传统之中,士绅作为地方特别是社区与乡村的领袖,通过言传身教,教化天下,形成一代风气,感染天下百姓。传统中国的士绅是社区中的核心人物,没有士绅就没有社会,他们是社区中最有影响的人,最具道德权威的人。通过士绅肩负的这两种功能,社会与国家之间才得以相互沟通。

晚清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现代知识分子继续发挥着传承和创造大传统的功能,其中一些人成为学院精英,一些人成为媒体的意见领袖。但在小传统领域、在地方上,知识分子的影响越来越弱,究其原­因,是相当一批知识精英被学院化、专业化了。他们逐步脱离农村,脱离社会,即便身处大城市中,也与这个城市没什么关系。他们长期生活在学院里面,不知民间疾苦,即使那些激烈的左派,发出的抗议之声也只是道义上的想象。这种断裂产生之后,今天的知识精英就与社会越来越没有联系,不再像传统士绅那样在基层社会里扮演精英角色。所以,在小传统方面,当今的知识分子已不再是社会精英。基层精英的角色现在由另外一些人来扮演—商界领袖、退伍军人以及其他地方势力。知识分子的角色已经­让位于商业精英和政治精英了吗?然而,商业精英和政治精英对文化有多大兴趣呢?

现代社会的特点是多元,文化的特点也是多元。和谐的真正意义是和而不同。人们可以在不同的文化取向—西方和本土的不同趣味里,作出自己的选择,这是现代人自由的地方。全盘西化与全盘守旧都很可怕,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缤纷灿烂的世界。在今天这样的全球化时代,民俗文化实在太微弱了,每天、每小时、每分钟都在流失。假古董­的修缮不代表中国文化的复兴,时尚式的读经­里也未必找得到“中国”。重要的是珍惜中国文化的“魂”,并为这个魂重建现代社会之“体”。

  

原载于《同舟共进》2009年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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