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第1期 2019-07-16 王 龙

│王 龙

【变法遭遇“第一枪”】

熙宁二年(1069)六月的一天,刚刚官拜参知政事进入北宋权力核心的王安石,变法的宏图还未及展开,就猝然遭遇一场严峻的信誉危机。公然挑战王安石的不是别人,而是大名鼎鼎的御史中丞吕诲。

宋太祖立国之初,便吸取唐末五代官场腐朽、职事废弛的深刻教训,高度重视国家监察机制的运行。宋代御史台和谏院合称台谏,具有风闻奏事、弹劾群臣的重要特权。北宋士大夫有着“好持议论,不避权贵”的政治风气,以致于出现“家异道,人殊德”的社会现象。而北宋朝廷向来有优容言事、支持纠弹的传统,台谏官员在北宋朝廷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哪怕官至宰执的大臣,因为一两件小事被弹劾去职者也屡见不鲜。为了保护台谏、鼓励监察,宋初就形成了优容台谏、宰执一被监察弹劫即须待罪听责的惯例,宰执并不敢公然反诋台谏。

不过,作为“天子耳目”的台谏势力, 因其地位职能的特殊性,逐渐异化成一柄令人生畏的“双刃剑”:一方面这种多少带点儿“民主监督”色彩的台谏制度,能够使朝廷广开言路、掌握民情物议,纠正各级官僚的腐化失德,使深居九重的天子可以通过这支国家监察“铁军”防止大臣擅权专恣,及时了解百姓疾苦。另一方面,台谏制度又是北宋王朝制衡大臣、防止擅权的重要手段,而这也给那些暗中观望揣摩帝王心态的台谏官员提供了机会。朝廷不同派别的政治力量,都希望借助台谏官去诋毁对方,排挤政敌,有的台谏官员因而变异为加剧朋党之争的病态势力。

台谏官员吕诲,率先向王安石打响“第一枪”。他昂然挺立于大殿之上,痛陈王安石见利忘义、朋奸害政、徇私报怨等“十大罪状”,并直斥王安石“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外示朴野,中藏奸诈”。“十大罪状”每一条都触目惊心,足以置人于死地,其中最要害的就是最后一条“动摇天下”,指责王安石以变法为名新设制置三司条例司,包揽兵权财权,挑战祖宗家法,扰乱国家体制,断言“误天下苍生者,必是人也”。

面对吕诲来势凶猛的公然挑战,王安石这回决心亮出底牌,奉陪到底了。他向神宗连上两道奏章,请求辞职。宋神宗极力劝导挽留,王安石不为所动。在还没有正式得到神宗的答复之前,王安石就果断称病罢政了。王安石决定以退为进,迫使宋神宗表明态度,站稳立场,为变法奠定坚实有利的舆论环境。在变法即将拉开大幕的关键时刻,作为总指挥的王安石主动请辞,这无异于釜底抽薪,成为挥向反对派的一记重拳。

球被踢到了宋神宗的脚下。面对新旧两党的同时进逼,年轻的皇帝陷入左右为难的窘境。变法初期,宋神宗在重大决策中,曾有意引导持不同意见者各抒己见,以有利于决策的完善与改进。但变法派和反对派双方的思想抵触情绪不但未能缩小,反而不断加大,以至达到势不两立的地步。宋神宗逐渐失去了容忍的耐心。他对于台谏官员催化党争、阻挠变法的行为日益不满,尤其在读了吕诲的奏折后十分生气。如果再不坚决惩处几个反对派官员,如何让王安石相信朝廷变法的决心?但若贸然处置台谏官员,又明显打破了“异论相搅”的祖宗家法:原来,北宋自开国以来,历代皇帝都唯恐大权旁落,为严防宰辅大臣或某一派系专权篡政,总是同时任用政见不同的大臣互相牵制,而且加重谏官御史们的劾奏之权,这就是宋王朝屡试不爽的祖宗家法——“异论相搅”。

两难之下,宋神宗决心投石问路。他一方面封还王安石的奏章,令其视事如故。另一方面试图通过大臣曾公亮委婉劝喻王安石:“朕如果真的贬斥了吕诲,恐怕王安石内心不安哪!”谁知王安石闻言后坦然表态:“微臣已经以身许国,陛下处理得当,臣怎么会感觉心下不安呢?”退无可退的宋神宗只得断然出手了。在王安石和反对派之间,他只能选择一方。在家待罪的吕诲等来了一纸贬书,被出知邓州,宋神宗的态度决定了双方的胜败。

被贬出京的吕诲悲怆的心情可以想象,两年后因病乞求退休,随后去世。这样一位声名卓著的监察长官落得如此下场,不但没有吓倒其他的台谏官员,反而更激起了人们对于王安石专横跋扈的反感,一场更大的风暴即将到来。而对于王安石来说,吕诲的贬谪也让他看清了形势,先前的种种沟通努力毫无效果,他决心与反对变法的台谏官员彻底翻脸。他决心乘胜追击,彻底驯服桀骜难驭的台谏势力。

可以说,吕诲被贬成为一个标志性的分水岭。这一事件加剧了台谏集团与王安石的矛盾,已经寓示了这场改革注定坎坷曲折。

 

【风雷激荡御史台】

吕诲被贬后,王安石深知台谏喉舌多为反对派把持,他急需用“掺沙子”的方法,将支持变法者提拔去掌控这个集团。自此,北宋任用台谏以私不以公,王安石开始进用与执政意合的人占据言路,以便为变法大造声势。为此,王安石不惜连续采取超常之举。

宋代台谏官员的选任原本有一套严格的规则,确立了侍从荐举、宰执不预、皇帝亲选的遴选原则及程序。在对监察长官的选任上,不仅御史台的“一把手”御史中丞的任用要由皇帝直接决定,连“二把手”侍御史知杂事,也因为这一职位“专决庶务,实总邦宪”的重要性,也多由皇帝来选任。

宋代规定宰相不得干预台谏官员的选拔任用,但率先自毁其制的却是君权自身。宋神宗出于对王安石特别的信任倚重,允许首开“使大臣自择台谏官”的先例。台谏监察的主要对象是宰执大臣,从而形成台谏同宰执大臣互相制衡的作用。宋神宗脑袋一热所开的先例,实际上是让“左手监督右手”,北宋原本独立的台谏监察地位由此丧失,使台谏监察权从此开始沦为相权的喉舌与附庸。

而对于一心要加快推进变法的王安石来说,现在怎么顾得了许多?他作出了一项非常的任命:熙宁二年(1069)六月二十二日,吕诲被免职后,王安石举荐吕公著接任御史中丞一职。要知道,就在此前不久,当王安石设立的变法机关——制置三司条例司挂牌成立刚刚三天,他的这位好友吕公著就上书神宗公开反对,说新机构破坏祖宗之制“名不正言不顺”,希望神宗立即裁撤。如今,王安石不计前嫌,主动对吕公著委以重任,自然是希望由他掌管台谏集团,为自己扫除变法阻力。

王安石这一系列破坏台谏制度的“倒行逆施”,更加激怒了深受冒犯的台谏官员们。他们向王安石发起了一波接一波的猛攻。第一波袭来的是联名弹劾,这次的严重性不亚于吕诲独立作战。台谏集团的长官刘述、刘琦等人上奏痛斥王安石专横跋扈无所顾忌,用商鞅韩非之术,弃祖宗爱民之法,搞得天下人心惶惶嚣然不安。他们不但请求皇帝立即撤除王安石参知政事的职务,甚至连暗中支持王安石的宰相曾公亮、抵制不力的副宰相赵抃都应一并罢免。

弹劾王安石的远远不止这几个人。吕诲被贬后,要求罢免王安石的奏折就雪片般飞向皇宫,群情激奋的御史台几乎都成了王安石的对立面。王安石奋起还击,不断将反对他的台谏官们扫地出门。随着一批批台谏官员纷纷被逐,终于有一位大佬看不下去。此人就是同知谏院范纯仁,他的父亲就是大名鼎鼎的一代名臣范仲淹。范纯仁为官大有乃父遗风,他义愤填膺地上奏指责道,人臣以尽忠为职,人君以纳谏为美。如果祖宗创立的言谏监察制度遭到破坏,请问陛下何以保证长治久安?何况王安石离经叛道党同伐异,难道不该被罢免?

一直就反对变法的司马光立即同声相应,上奏说王安石变法本来就不得人心,现在皇上又因为他要罢免御史,这完全是不顾民心,双重失策。如果监察官员忠于职守反而受到处分,臣恐今后天下人都会闭上嘴巴,陛下再也听不到真话了!

宋神宗虽然坚定地支持王安石,但也确实感到了举朝上下带给他的压力。当王安石提出要将刘述送进大狱时,神宗没有同意。这种压力同样传导到了王安石的身上,他不得不再次放低身段,试图与范纯仁握手言和。他托人悄悄带话给范纯仁:请不要辞职,朝廷已经准备安排你做知制诰。谁知范纯仁根本不买账,让王安石碰了一鼻子灰:怎么,这是收买还是吓唬?道不同不相为谋,忠言不纳要高官厚禄何用!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将自己的奏书抄送中书省,等于发表了公开信,要与王安石彻底决裂。

于是范纯仁也被贬出京了。王安石原以为可以消停一阵,却没料到很快又遭到新一轮攻击,而且这领头的居然是他弄巧成拙提拔的自己人。吕公著被王安石提拔为御史中丞后,并没有感恩戴德,而是很快与之反目成仇。到青苗法颁布时,吕公著带头发起了对王安石更大规模的攻击,几乎所有的台谏官都参与了争论。吕公著屡上奏章,其他人也连续上疏攻击新法,胁迫王安石下台。在台谏煽动下,一时间朝野上下舆论纷纷,大有黑云压城之势。吕公著的发难给了王安石当头一击,他被迫称病家居。

无奈归无奈,王安石不愧为名满天下的“拗相公”。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使用更加猛烈的手段打击反对派。鉴于台谏在这次斗争中成为反对派的主要阵地,他毫不留情地解除了吕公著、李常、程颢等人的言职,再次选拔一批支持变法的官员充任台谏官。结果导致变法以来“二年间,谏官御史以安石去者凡二十人”,造成了台谏官员人去屋空“一台尽罢”的局面。从此,王安石对荐举台谏官十分慎重,凡“异论者”不得为台谏。

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最终控制了台谏势力,不但有力遏制了反对派的势头,还将台谏力量转化成“为我所用”的一把利剑。然而,这看似王安石取得的一次彻底胜利,实质上却是“杀敌三千,自损八百”。作为一名已经掌控大局的宰执大臣,他有足够的资本表现自己的宽容大度,放低身段,化敌为友,团结凝聚更多的支持者。但对台谏官员的无情打击,却导致对变法更大的反弹。变法派表面上高歌猛进,实际上处于更加处孤立的境地。而为了巩固变法阵营,王安石只能变本加厉地打压异己,新旧两派日益陷入互相敌视的恶性循环。

【再起风云】

熙宁五年(1072)八月的一天,宋神宗正欲退朝之际,殿下忽然有人高喊有本要奏,此人是崇文殿校书唐垌。面对突然发难,宋神宗预感事情不妙。此人小有才名,自视颇高,一直激烈反对变法,此前已经连续上书二十多道奏章弹劾王安石,都被宋神宗压下,留中不发。

此刻宋神宗已经大致猜到唐垌的意图,便敷衍说:“卿有何事,等明天上朝再议吧。”唐垌哪里肯依。宋神宗劝他到后殿面奏,唐垌突然大声宣称:臣所言皆大臣不法,请为陛下一一陈之。”正当相持不下,众皆愕然之时,唐垌突然一声断喝:王安石近御座前听札子!”从来能言善辩的王安石此时猝不及防,一时面红耳赤,不知如何是好。宋朝开国百年来,还从不曾有人胆敢在朝堂之上,对宰相如此粗暴无礼。唐垌步步紧逼,厉声喝斥道:“在陛下面前你都敢如此轻慢,在外边如何飞扬跋扈可想而知!”事发突然,王安石一时惊得目瞪口呆,不由自主地向前走了几步。

唐垌胸有成竹地掏出一道长长的奏章,抑扬顿挫地开始大声宣读。在这道耸人听闻的弹劾奏章中,唐垌为王安石罗列出的罪状竟达六十余条,其核心内容是攻击王安石专权害政,引用亲党,天下只害怕王安石的权威,而不知皇帝的恩赏。而满朝重臣外则韩琦,内则文彦博、冯京等辈胆小怕事,明哲保身,知而不言。朝臣们曲身俯就,韩绛、薛向就是王安石的家奴,御史言官的弹劾奏章中,也从来不敢提王安石和他的党羽,这些人就是王安石的鹰犬,哪里还是陛下的耳目?

唐垌每列数完一条罪状,就咄咄逼人地面朝宋神宗追问道:“请陛下宣谕王安石,臣所言虚耶,实耶?”洋洋洒洒地痛斥完王安石之后,最后没想到唐垌竟将矛头指向宋神宗:“陛下不听臣言,不得久居此座!”侍卫、近臣们听到如此大逆不道的言论,无不相顾失色。

唐炯读完后,大殿里面的空气紧张得都凝固了,甚至能清楚听到人们急促的呼吸声。宋神宗一时也窘迫得不知说什么好。唐垌旁若无人地扬长而去,自己乘马直出东门到永宁院待罪去了。大殿之上寂静无声。王安石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被骂得狗血淋头。宋神宗也不知所措,他喃喃自语地问王安石:“这是怎么回事?唐垌难道疯了吗?”醒过神来的王安石愤然道:“陛下不必理会这个妄人,他背后肯定有人指使。”

“唐垌闹殿”事件,是王安石与反对派已经势同水火的一个缩影。台谏官员因为对“新法”的错失提出批评和纠弹,不断遭到罢黜打击,却并未吓倒北宋王朝这些骨头甚硬的士大夫。面对诡谲多变的政治斗争,胜券在握的王安石继续对反对派进行无情打击,遭到贬斥的官员不断增多,御史台的官员几乎被全部撤换,取而代之的是王安石的支持者李定、韩绛等人。在对台谏言官的高压政策下,“御史缄默”不敢讲话成为普遍现象,最后竟出现“言责在监门而台中无人”的咄咄怪事。

在宋神宗派全力支持下,王安石以霹雳雷霆般的手段掀起了变法高潮,迅猛推出了涉及财政、税收、农业、兵制等诸多方面的改革法令,逐一颁行了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古老的帝国正经历着一场亘古未有的山河巨变。朝廷的信使日夜不停地奔驰在驿道上,一部部新法应接不暇地飞送各路州县,官吏们手忙脚乱地接过新法条文,甚至都来不及认真研读,就必须按照规定时限迅速贯彻推行下去。

【王安石的困境】

如果说变法之初,新旧两派的斗争还并不完全出于朋党意气之争,但随着变法的不断深化推进,这种朋党恶斗却伴随着新、旧两法之争开始产生。由于变法出现的严重偏差不能得到及时纠正,变法的成效因而大为缩小,很难得到人们的广泛理解与接受。王安石“扬汤止沸”的恶果,使变法派看似表面越来越强大,实则日益陷入孤立,更严重的是使变法者开始闭目失聪,陷入极大的统治盲目性。满朝文武官员对于新法都是一片颂谀之声,变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但得不到及时纠正,反而在官员们心照不宣的沉默中,积淀成危如累卵的火药桶。宋神宗为了全力支持王安石变法,难以优容台谏监察,一听到谁议论新法便怀疑为有意反对。由此不问其是非曲直、有理无理,台谏有以一言论及新法者皆纷然逐出,如由变法派推荐出任台谏官的杨绘、刘挚、谢景温、薛昌朝、林旦、范育等,均先后被罢。从此,朝廷真正反对变法的声音很难听见了,新法迅即得到全面推行。

如果王安石保持一份清醒和理性的话,应该认识到此时新法的实施更需要大批的优秀人才,其中监察人才尤为急需。变法越是推进,越是急需有正义感的台谏官员及时发挥“拾遗补阙”作用。然而,王安石变法一直是在传统专制文化的浓厚氛围中,凭借皇权力量强制推行的。王安石虽然具有超出一般封建政治家的抱负和能力,但也始终无力跨越“权力崇拜”这个专制政体下的观念魔咒,反而不断加剧和滥用这个“权力魔咒”。到熙宁后期,朝廷敢言之士屡遭罢黜,台谏官凡有论及新法错失者皆获罪受斥,“或小有违怜,即加贬逐”。这样做的恶果致使士大夫“讳言时政”,严重败坏了台谏监察的敢言之风。

不仅如此,王安石对反对派一概采取高压手段的同时,对那些高唱颂歌的佞谀之臣却大开幸进之门。只要高调拥护新法,表面唯唯诺诺,并且不择手段坚决推行新法的人,王安石不管其人品节操如何,一概予以重用。而这些投机分子往往并非真心参与改革,只不过借变法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一旦风向有变就会翻云覆雨,火中取栗。改革上的用人失误给变法带来了致命的危害。王安石重用的这些人,或为迎合上意而急功近利,激起民怨沸腾;或因公售私,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最后,导致变法派内部互相倾轧、自毁长城,名誉扫地。

然而,放眼朝廷上下,又有几人能够理解王安石“无人可用”的满腹苦衷?北宋中期的国家机器早就锈迹斑斑,难以运转,严重阻碍了行政效能的发挥。变法开始后,满朝上下那些所谓的正人君子,除了不断反对谩骂围攻新法,又有几人愿意支持王安石?苏轼多次上书指责他“求治太急,进人太锐”,王安石不无悲凉地感慨道:洪水是不等人的,不可能等到有了治水之人它才爆发。上古时期的大臣中只有鲧能够治水,所以即使他是本族祸害,也不能弃之不用啊。

对于这一点,梁启超后来在《王安石传》中感叹道:当时君子皆不愿与王安石为伍,他最后只好选择拥戴变法者作为同道,无论其人品如何。反过来,所谓君子们又对他这点大加鞭笞,确实有失公道啊!

(作者系文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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