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第七期 2019-08-12 李满星

│李满星

 

戊戌岁末,《人民日报》发布了拟表彰的100名改革开放杰出贡献人物名单,这份名单里只有两个作家,一个是路遥,一个是蒋子龙。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中国作协原副主席、“改革文学”作家代表蒋子龙获得了“改革先锋”称号。

从上世纪60年代初到上世纪80年代,文学评论家阎纲与蒋子龙不仅因文学相识相交,见证了蒋子龙从文学青年到著名作家的全过程,且阎纲将蒋子龙的小说命名为“改革文学”,赞“就工业题材小说创作而言,蒋子龙‘文起当代之衰’”。两人相扶相持的情谊,成就了一段佳话。 

【初次相识】

进入耄耋之年依然矍铄的蒋子龙,1941出生于河北沧州。“谁知燕赵悲歌士,多在鱼盐版筑中。”这位身材伟岸挺拔的燕赵汉子,曾说自己宁折不弯的性格,可谓“又臭又硬”,是打小就形成的。蒋子龙在家中兄弟中排行老四,父亲是私塾先生,他把读书人的希望全部寄托在蒋子龙身上。沧州本是武术之乡,小小年纪的蒋子龙看同学都在练武,也非常着迷。可父亲坚决不许,只要他一靠近武场,父亲就追着打。 

后来,蒋子龙以班级第一名的成绩考到天津读中学,并当上了班主席。他没有意识到,和文学结下不解之缘,也许正是从少年时代就开始了。蒋子龙回忆,他曾见缝插针地到图书馆拼命看书:《红与黑》《悲惨世界》《安娜·卡列尼娜》……就在这时,蒋子龙因爱读书好文学,被卷进了一场政治运动,挨了批判,受了团内警告处分。在那之后,他投给《天津日报》的稿子被退了回来。结果,一位同学把他的退稿钉在墙上,讽刺挖苦道:蒋子龙还想当作家?咱班40个同学,将来出39个家,剩下一个就是蒋子龙。”这件事对他刺激很大。

对文学的第一次冲击失败后,加上背着处分,出身又不好,蒋子龙听从了班主任的建议,上了中专。毕业后,他被分到天津重型机械厂,这家国家大型骨干企业,是前苏联援建的“156项”之一,第一任厂长是冯文彬,曾任团中央书记,是胡耀邦的老上级。蒋子龙进入天重之后,厂长的气魄给蒋子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8年,因炮轰金门,国家公开宣布设定12海里领海,从上海、北京、天津招一批高中毕业生学习海洋测绘。文化课考试报名时,仅天津市考试的适龄青年就有数千人之多。蒋子龙虽然出身不好,但依然报名参加了考试,没想到竟拿了第一。于是,蒋子龙又穿上军装进了海军制图学校,毕业后当上了海军某部队的制图组组长。    

1960年,成立不久的共和国防空部队击落美国的U2高空机,蒋子龙和全国人民一样感到兴奋,他欣然受命,仅用三天时间就编出了一台庆祝节目,话剧、小品、相声,连编带演很有名,后被中央军委调演,在怀仁堂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在部队五年后,蒋子龙复员回到天津重型机械厂,给厂长冯文彬当秘书,时年24岁。

在天重厂,蒋子龙不仅努力学习工厂管理等有关知识,还从大处着眼,学习大工业时代有关背景知识,极大扩展了视野。他的文学梦复燃了。就在这时,文学青年蒋子龙遇到了青年评论家阎纲。蒋子龙曾回忆,大约在1964年,他还是个刚练习写作的业余作者,不知天高地厚,四面出击,八方投稿。有天下午忽接一个电话,是中国一流的理论刊物《文艺报》的编辑打来的,对他寄给他们的那篇评论“新人新作”的文章很感兴趣,专程从北京来天津商量这件事,准备修改后采用。这让蒋子龙“受宠若惊”,平时从报刊得到的退稿信往往是一张“发货票”(印好的退稿单),如果编辑部肯在“发货单”左上端空白处填上他的名字,甚或写上几句话,那就足以让人感激不尽了。“如今一家大刊物的大编辑,竟亲自出马帮我修改一篇小稿,怎不令人动容动情!”蒋子龙打听该编辑的名字,方才得知对方是经常发表文章的理论家阎纲。

下班后,蒋子龙在工厂的食堂匆匆吃饭,骑了一个多钟头的自行车,从工厂所在的北郊区来到市内《河北文学》的招待所,阎纲正在那里等他。这是蒋子龙平生见到的第一位编辑,也是第一次和文学界的人物交谈。出乎意料的,阎纲没有一点架子,跟蒋谈了两个多小时,问了他的经历,还建议他多读些中外当代文学作品。“他说我的语言风格像搞过创作的,适合写小说,还说了其它一些使我感到新鲜而又精辟的道理……”

阎纲以文会友,不仅给文学青年蒋子龙以莫大的鼓励,还给处于迷茫中的他指明了今后的创作方向。

阎纲与蒋子龙虽说经历各不相同,年龄相差近十岁,但都出生于书香门第,受传统文化影响很深,爱好文艺,自幼都形成了敢于担当、嫉恶如仇的性格。  

阎纲的家乡在故都长安京畿之地礼泉。

那里位于八百里秦川腹部,水深土厚,有秦汉古风。元好问在《送秦中诸人引》指出:“关中风土完厚,人质直而尚义﹔风声习气,歌谣慷慨,且有秦汉之旧。”他的曾祖父和戊戌变法时期帝党的主要人物宋柏鲁曾结为金兰之谊。阎纲的父辈中,有两位文化名人。他的父亲阎景超是阎氏家族中最早接受新文化洗礼的人,早在“西安事变”前夕,就同《松花江上》的作者张寒晖一起,组织成立陕西最早的话剧团宣传抗日。叔父阎景翰(笔名侯雁北),是知名的作家与写作学教授,有“陕西的孙犁”之称。阎纲的大哥阎振维,供职于陕西昭陵博物馆,为历史文化研究学者;堂弟阎琦,西北大学中文系唐代文学教授,李白和韩愈研究专家;另一堂弟阎庆生,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鲁迅、孙犁研究专家。

小时,阎纲常随着父亲到鲁迅题写匾额“古调重弹”、新戏迭出的易俗社看秦腔戏。在阵阵锣鼓、声声丝弦中,被台上的善恶忠奸、喜怒哀乐所打动,不仅爱拉爱唱,还能自编自演,成为家乡街头巷尾的“自乐班”里最年幼的“全能选手”。在家族文化的熏陶下,阎纲读了不少五四时期的新文学作品,常为社会、时局的不堪长吁短叹,并开始将所闻所见所思付诸文字,发表了《我的父亲》《致奸商的一封公开信》等。这个少年老成的中学生,竟然书生问政,大胆向《大公报》《益世报》等全国报纸投稿。1949年5月,阎纲参加解放军宣传队,嗣后筹建县文化馆,业余搞创作,1951年18岁时出席陕西省文学艺术创作者代表大会,并名列十位获创作奖名单。1956年大学毕业后,阎纲到了北京中国作家协会的《文艺报》,广泛结识作家,热情推荐《红旗谱》《红日》《红岩》《创业史》和《烈火金刚》等长篇小说,成为文坛升起的一颗评论新星。

蒋子龙与阎纲初次见面后,受到谈话的激励,回到工厂宿舍悄悄躺下,却怎么也睡不着。当时没有手表,不知深夜几点钟,蒋子龙干脆起床,从床下掏出小板凳,开启自己专用的电灯泡,修改文章。直到天蒙蒙亮,蒋子龙心里高兴,一路飞车赶到市里,招待所的大门已开,阎纲还没有醒,他夜不闭户,房门不上锁,蒋子龙登堂入室,把稿子放在床头柜上,再悄悄退出,照例飞车蹬回工厂,直奔食堂,买了馒头、炸糕,就着一碗稀饭,狼吞虎咽。蒋子龙回忆:“上班后接到阎纲的电话,他很抱歉,又很满意。稿子用不用在其次,重要的是我认识了一位有见地又能真诚帮人的编辑和评论家。”

【蒋子龙:差点与文学“绝缘”】

蒋子龙曾感慨:“我获奖的很多作品都是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

1976年元月,“文革”开始即遭停刊达十年之久的《人民文学》杂志,由张春桥夺去“复刊”出版。此年7月25日,阎纲从下放达六年之久的湖北咸宁向阳湖文化部五七干校调回京参加筹备出刊的工作。 

1976年第1期《人民文学》杂志露面后,立即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究其原因,一是从复刊号开始,用“毛体”作为刊名标识,让全国人民眼睛一亮,似乎毛泽东提出的“调整党的文艺政策”即将落实。二是本期刊物发表了蒋子龙的《机电局长的一天》。阎纲认为,蒋子龙写了机电局长霍大道,“大道”者,大刀阔斧之谓也。此公兴利除害,狠抓生产,敢同极左言论对着干,表达了大众的心声。阎纲称颂霍大道,骨子里也在称道老朋友蒋子龙。

蒋子龙曾说:“在我青年时喜欢的歌曲里有一句歌词:‘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命运和文学结合在一起,路就会变得愈加崎岖和坎坷。”《机电局长的一天》是《人民文学》的特稿,不料刚一面世,就被认为是“毒草小说”,遭到于会泳的严加指责。编辑部在重压之下,强迫蒋子龙检讨。

当时,三个穿军装没带军衔的人,奉命赶到天津,找到天津重型机器厂,要将作家蒋子龙带到内蒙古。天津重型机器厂是保蒋子龙的,当时已经迫于来自上层的压力开始对蒋子龙进行“批判”,但还是没让那三个人把蒋子龙带走。

僵持不下时,时任文化部某领导发话,只要蒋子龙写检查,还可以挽救。蒋子龙听说后掷地有声回应:一不写检查,二不再写小说。我是工人,谁还能不让我干活吃饭!”当时,蒋子龙的妻子刚分娩,妻子和刚出生的女儿还住在医院,他被下放到车间监督劳动改造。一天晚上,他下班回家熬了一锅小米粥,小心翼翼装入暖壶,骑自行车赶往南开医院给妻子。岂料,刚到医院门口,已经有专人等候在那里。这些人,让蒋子龙跟着他们去市里写检查。

蒋子龙闻言,怒从心头起。他甩手把装满滚烫小米粥的暖壶砸在那人脚下,同时喊道:“不去!”这一声喊,暂时吓退了这三个人。蒋子龙连医院病房都没进重返回家,再次新熬了小米粥赶到医院送到妻子女儿病床前。躺在病床上的妻子,已经听说了丈夫在医院门口被截住的事,挺着虚弱的身子半躺着,一再劝慰蒋子龙。在医院陪伴妻女度过了一个难眠的夜晚后,他于第二天一大早,安排好妻子女儿,坐上了医院门口接他的吉普车,到了天津市委。随后,他二话没说就在代写的检查书上签了字,转身就走了。 

工人作家蒋子龙,一下子陷入了人生的深渊,异常苦闷,他甚至发誓:再也不写小说了,要与文学“绝缘”。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阎纲到处奔走相告,他不顾身体虚弱,日以继夜写下了一系列清算“四人帮”的杂文和论文,发表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尤以披露《人民文学》复刊过程中鲜为人知的文章《<人民文学>复刊的一场斗争》,受到瞩目。自然,此稿也将蒋子龙小说遭到批判的前因后果和盘写出,可以说是为蒋子龙“平反”了。

1978年,发誓与文学“绝缘”的蒋子龙当起了车间主任,一心一意抓生产。就在这一年,《人民文学》来人告诉他:如果你不记恨《人民文学》,就再给我们写一篇小说,也好向读者有个交代。蒋子龙被感动了,以一天一万多字的速度,完成了《乔厂长上任记》。“《乔厂长上任记》中有很多天重老厂长冯文彬的细节。”蒋子龙说。

1979年夏,阎纲住院动手术,读到蒋子龙《人民文学》上的《乔厂长上任记》时,兴奋之情难以自已,随即斜卧枕边记下粗粗几笔,作为“校后又及”补入《日趋繁荣的短篇小说——两年来文坛之一瞥》一文的清样。也就是这个时候,他创作的《“现在还是放得不够”》一文,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随后被《新华文摘》转载。

对此,刘再复曾感叹道,阎纲“以全部的爱拥抱着新时期的文学,在每一篇评论中都可以看到他的沸腾的热血和急跳的血脉,甚至是万千情感交集的眼泪。”阎纲的呐喊并不白费,他和他的战友们的呐喊,无疑是新时期文学发展的文化动力之一——一切正直的作家,大约都会感激他的声音。

【诗人气质的评论家】

1979年10月30日,有三千名代表出席的“中华全国第四次文代会”隆重开幕。蒋子龙与众多文艺家艰辛历尽,劫后重逢,不无感伤的同时也异常兴奋。

开会期间,蒋子龙约阎纲来到休息厅,大倒苦水:《乔厂长上任记》在你们《人民文学》发表后,“乱箭齐发”,《天津日报》接连用14个版大加讨伐,让我实在想不通,我到底错在哪?阎纲劝慰说:梁斌同志冲锋陷阵,令人不解,一股冲击波,造成社会震动,子龙,你是由头,批你,实际是批“走资派还在走”。小平同志的《祝辞》是代表中央的,我们没有错。

阎纲对《乔厂长上任记》大加赞赏,及时写评论推介,并强调:在那个思想还没有完全解放的年代,《乔厂长上任记》虽然遭遇讨伐,但是众声谔谔,毕竟,人们可以张口说话了,冰封十年之久的大河开流,任谁堵也堵不住了。而后,《乔厂长上任记》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第一名,这是专家和读者投票相结合的一次评选。

那段时间,蒋子龙给自己立了个规矩:报纸上每见到一篇批判文章,他就再写一个短篇。下班的路上,蒋子龙买了一瓶啤酒,再买五毛钱的火腿肠,吃过晚饭,就在厨房里写小说。当天晚上写完,第二天看一遍改一遍,再誊清寄走。这篇还没被批完,下一篇又出来了。“他们瞄准了火车头,可是火车开了,放枪只能打到车尾,有时还没打着,这一篇还没有批透,新小说又出来了。”蒋子龙的“游击战”打得好不痛快。他先后写了《拜年》《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等作品,都发表在《人民文学》上。

1980年9月,阎纲发表文章,为蒋子龙一系列旨在“救救工业”的作品欢呼。他不止一次地借用了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的一句话,指出这些作品乃作者“发愤之所为作也”:“就我国工业题材小说创作而言,蒋子龙‘文起当代之衰’。”编者同行邵燕祥等开玩笑说:“阎纲,你可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啊!”

蒋子龙认为,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阎纲自己的评论。愤怒出诗人,信哉斯言,热情”加“义愤”不也能出诗人气质的评论家吗?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到了1980年,蒋子龙在写短篇小说的同时,也创作了中篇小说《赤橙黄绿青蓝紫》《螺旋》《开拓者》《维持会长》《弧光》等。在《开拓者》里,蒋子龙塑造出了一位副总理的形象,能够驾驭出如此级别的官员,并且在小说里借叙述性语言,对这个官员的所作所为进行了语重心长的勾勒,可谓超越了中国当代小说“高纬度战栗”的极限。阎纲把蒋子龙小说称为“改革小说”,自此,蒋子龙写“改革小说”之名,不仅叫响文坛,且在社会上获得了广泛认可。

1981年8月,《蒋子龙中篇小说集》结集出版,蒋子龙请阎纲作序。阎纲义不容辞,他这样写道:“在1979年以来作家们竞相写作中篇的高潮中,蒋子龙足月之后的中篇小说临盆了,一个又一个,个个都是血肉之躯。”他认为,蒋子龙的作品,敢言人之所未言,篇篇血肉之躯,豪气扑面,冲垮了十多年来“车间文学”的老框框,被称为“开拓者”系列。然而,对蒋子龙作品中自以为不大满意的,阎纲也直抒己见,提出批评,希望他在艺术剪裁上也像制造精密仪器那样微妙,把以气夺人与以情感人融合在一起。

1982年,《蒋子龙中篇小说集》出版,他送给阎纲时在扉页上题写:

阎纲同志:

十七年前,您是第一个向我组稿并给我许多帮助的编辑。十七年后仍在关心指导我的创作,为此书做的序就是一例。不胜感激,仅此致真挚的谢意。

蒋子龙八二年三月十五日

1985年,阎纲主编了十卷本的《中国新时期小说鉴赏丛书》,他请蒋子龙为其中的《改革小说》作序,蒋子龙表示为难,他说:小说家应该去写小说,把小说的解释权留给他人和未来。但后来,他还是答应了,因为:“提出这要我作序的人使我无法拒绝,不论这件事对我说来多么不合适。”蒋子龙从一段往事谈起,回忆了1964年和阎纲见面时,阎纲古道热肠的激励和指点,“14年后,我们再次见面,阎纲仍像以前那样热情地帮助我,对我作品中的不足,提出切中要害的批评,令我非常感动。这样一位编辑向我约稿,我怎能说得出口一个“不”字呢?”

蒋子龙表示更愿意把外界所归纳的“改革小说”称作‘思考小说’。”他说,不管写什么,工业题材也好,农村题材也好,城市题材也好,也不管怎么写,浪漫地写也好,现实地写也好,魔幻地写也好,唯一能告慰读者的,只有真实。蒋子龙把他的文学观念,牢牢地定位在了“真实”两个字上:真实的世界,真实的困难,真实的人物,真实的感情……尽管真实并不总是讨人喜欢,但人们却无法逃避它,只能正视它。蒋子龙说:我相信,任何读者的心,都能够向真实洞开。”“但愿有一天,我们的当代文学形成像自然的黄果树瀑布和尼亚加拉大瀑布那样的气势。”

【笔耕不辍,友谊长存】

进入上世纪90年代,面对商潮澎湃的“经济转型期”,众多作家失语淡出,文学逐渐被边缘化。蒋子龙和阎纲,却不忘初心,坚守着自己的信念,至今笔耕不辍。蒋子龙直言“我从不推卸对现实的责任”,在写了大量的中短篇后,转入长篇小说创作,先出版了《蛇神》,后来还出版了《农民帝国》,在“精变”的时代里守住了“笨”。阎纲认为,23年后,蒋子龙终以原来的中篇《燕赵悲歌》为滥觞,成就了长篇小说《农民帝国》,他对评论家李建军高度赞扬《农民帝国》的长篇论文特别赏识,逢人便说。

退休后的阎纲,关注和思考的,依然是民主与科学、知识分子的境遇和“人的尊严”这类重大问题。正在这时候,身边的亲人故去,阎纲陷入巨大的痛苦和刻骨的反省之中,散文来叩门了,他写下《母亲阎张氏》《猴年说猫》等作品。爱女一病不起,与死神坦然周旋,那痛苦而镇定的神态令人动容,阎纲又写了《我吻女儿的前额》《三十八朵荷花》。2013年出版《美丽的夭亡——女儿病中的日日夜夜》,报刊连载,两次获奖,2014年国庆前夕,又获“徐迟报告文学奖”大奖的头一名,其影响之大,超过他以往的文章和作品。

阎纲晚年,还“复活”了一系列文坛往事,2014年,他以82岁的高龄在上海的《文汇读书周报》连续发表文坛纪事,如《阿Q 捉蝨子 算了!算了!”——中国作协干校记趣》,以个性化的视角,记述了1965年底的“全国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新时期的“中国文联三届三次全委会”“第四次文代会”“第四次作代会”“第六次文代会”,一直到2006年“第八次文代大会”等等文坛大事件。他感到,当虚构的文学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变得轻飘飘的时候,直面现实的纪实文学似乎更能取信于人。满怀激情地说:活着,就要爱人,爱生命本身,爱这魔幻般的世界,爱每一本展开的书。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要学父亲和女儿那样坦然面对,该哭不哭,该笑时笑,眼睛一闭走人,骨灰也不留。巴金创建的中国现代文学馆,书架上立着的著作,就是作家的骨灰盒。

而蒋子龙认为,当代文学的“现实主义叙事”,正等待着一次突破。他退休后的创作也在转型,他在上海《文汇报》副刊开了专栏,竟然一写就停不下来。他写了一篇随笔《寻找悍妇》,接到很多反馈,这种反馈的动力和后果就是——蒋子龙中断了中短篇创作,开始写随笔,以至于蒋子龙的14卷文集里,一半是小说,一半是散文随笔。 

2015年冬,阎纲给蒋子龙赋诗题书:燕赵悲歌之士,文起当代之衰。俨然潇洒自如,笔扫帝国农民!”他认为,蒋子龙之所以能跻身百名改革开放杰出贡献人物,是因为他笔耕不辍,他的“改革小说”揭示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醒来后的光荣与梦想,展现了一代人的激情与幻象。

作家蒋子龙与文学评论家阎纲,是中国当代文学两个不可遗忘的名字。子夏对老师孔子评价曰:“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讲的是孔子的人格修养。他们作为编辑与作者、评论家与作家的关系,如师、如友、互为师友,可敬、可亲、可爱,堪为君子之交。

(作者系文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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