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2-01 曾东萍
《同舟共进》:您曾说,“中国整个19世纪都在交学费”,那现在看来,交学费学到了什么?能否梳理一下中国过去一百多年转型的得失?
袁伟时:中国很容易走入历史的循环。19世纪反复纠缠,10年左右爆发一场大的战争。教训在哪里?19世纪70年代李鸿章就提出:“外需和戎,内需变法。”揭示了中国问题的关键是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不要因小失大,以赢得时间改革、发展自己。怎么改革呢?严复说得很好:“国贵独立,人贵自由”,一个国家是富强还是衰落,关键在“自由不自由”。这是整个19世纪学到的最深刻的东西。
不过,到现在仍有很多人不理解这个教训,认为“和戎”是卖国贼、投降派的论调。其实,讲政治,办外交,都不能回避妥协,如果主战就是爱国,最愚昧的清朝权贵就是最大的爱国者了。他们无知无畏,与现在的“愤青”差不多,令人哭笑不得!不要被民族主义情绪遮住眼睛。至于自由恐惧症,至今仍是流行病。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的一个论断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扩展人类自由既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又是它的主要手段。”
进入20世纪以后,开始学习西方。20世纪初的清末新政,开启了五大改革,影响深远——
一是教育改革,废除科举,建立了新式的教育体系。
二是司法改革,废除传统的中华法系,移植大陆法系。
三是经济制度改革,实行市场经济制度,对外开放。因而20世纪上半叶,除了战争时期,整个经济都处于高速发展状态。
四是预备立宪,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当时清政府派出大臣到世界各地考察宪政,并将各国宪法和有关的书翻译过来,政府还和民间合作对民众进行宪政教育,全国和各省议会的雏形——资政院和咨议局已开始运作。辛亥革命以后更进一步,现代政治架构已具雏形。
五是外交改革。组建现代外交机关,与各国平等相处。
这五个都是革命性的改革,总的来说,还是成功的。但不幸,这个过程被打断了。发展至三四十年代,中国的知识阶层、社会精英受到苏联对外宣传的影响,想走捷径,认为不仅要政治民主,还要经济民主,即平均主义、计划经济。不但共产党相信苏联那一套,国民党、民主同盟也认同。上世纪50年代,有一部电影很流行,叫《幸福的生活》,当时看得很开心:“看,苏联的集体农庄,生活多么富裕、多么愉快!”但是,我们上当了。苏联发表的数据造假,欺骗性很大。当时苏联饿死了很多人,光是“大粮仓”乌克兰就饿死了上千万人,占乌人口将近一半。
中国走了大弯路,后果大家都知道。到了上世纪80年代,又回到了20世纪的原点——对外开放,搞市场经济。所以说,这是一个循环。
近10多年来有两个重大事件,一是邓小平南巡,总结改革开放,归结到一点:走市场经济道路。二是2001年加入WTO,按照WTO的规则来改造自己的经济制度。承认市场经济就要保障公民的私有财产和个人权利,而这又需要法治予以保证。当然,这个过程很艰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大方向定了。上世纪90年代,建立法治国家写入了宪法,这也是中国发生的重大变化。
交了一个世纪的学费,应该学会这个道理:现代社会必然是自由、民主、法治、富强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必须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福利制度,包括义务教育免费、全民医疗保险、养老社会化等。
《同舟共进》:您刚才谈到,不仅共产党,国民党乃至中间党派都接受了苏联那一套,要搞计划经济。这种一边倒极不正常,为什么会这样?中国未来如何避免这种不理性?
袁伟时:当时的社会精英,都极力寻求一条最快实现国家富强的道路,但是没有搞清楚国家富强的关键在哪里——只有充分保障公民的自由,才能切实促进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
回过头看,改革开放30年,主要解决了一个问题,即公民逐步拥有了较充分的经济自由。
比如在农村,改革开放,把土地耕种自主权和不完整的土地所有权还给农民,农民温饱问题就解决了。这是一个很伟大的变革。但是农民的经济自由也不彻底,首先,农民仍是二等公民,生活道路崎岖;其次,土地所有权至今没完全回到农民手上。于是,好些村干部贪污,卖地款中饱私囊。这是近年群体性事件频发的原因。
在城市,经济繁荣也离不开扩大自由。哪个行业不限制、不垄断,就发展得比较快。政府的职能是保障公民的自由,为什么不能让公民自由经营呢?在西方,连军火工业都是私人的,我们很多行业为什么不能让私人资本进入?近日看到一则消息,说国务院正在制定条例,规定“凡是没有禁止的行业,都允许私人资本进入”,但愿这回是真的。中国的事情,总是压力大了,就放松一点;金融危机来了,就给私人资本的自由度大一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还有,老是怕老百姓说话,好像说说话社会就乱了。大家说话,里面肯定有极端、偏激的言论,但如果能充分讨论,多数人是理性的,不会跟着极端言论走;如果拼命压制,极端言论反而有很大市场。中国处在转型期,很重要的一条是要让公民理性化,平和,不走极端。平和如何得来?建立一个信息自由流通的社会。实际上,互联网时代也禁不了信息流通。
学术自由也没有解决。“官大学问大”,官位成了名利之本,学术腐败层出不穷。在动辄得咎的环境下,如何创新?学术领域很多东西要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才看得清谁是谁非。中国最大的失误往往是人文社会科学造成的,这些学科影响政策走向。硬要去压制的话,会出大问题,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说到底,中国未来还会不会不理性、走大弯路,关键就在这个地方。
改革开放的核心,一言以蔽之就是扩大自由,健全法制。想想看,过去30年不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吗?不要老是蜷缩在自由恐惧症和阶级斗争多疑症的迷宫中。观念与体制要互动,观念要先行。
《同舟共进》:中国的传统文化强调家国为上,而上世纪经历很长一段时期的社会动员,个体价值长期被忽视。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的转型该如何厘清“集体”和“个人”的问题?
袁伟时:长期以来,这个问题被弄得一塌糊涂。照我看来,有几个基本观点不可忘记:
第一,任何国家进入现代社会,都必须确立个人权利本位。没有个人权利本位,就没有市场经济制度和民主政治。
第二,主权在民是现代国家的标志,主仆关系不能颠倒。政治学的基本观念之一是:“为了保障公民权利才成立政府。”公民个人才是国家的基础。
第三,记住专制统治者以国家和民族的化身自居,压迫公民的教训。山河永在,国家长存,政府和政府首脑是可以更替的。专制皇帝宣称“朕即国家”,蒋介石鼓吹:“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皆是掩盖其独裁统治。殷鉴在前,不可忘记。过去中国的知识界在这个问题上不清醒,老是以为中国特点就是国家利益至上。这其实是掩盖少数人作威作福、欺世盗名,以国家、民族的名义来保障个人的权力。归根到底,既损害公民的利益,也损害国家的发展。
第四,个人私利是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动力。曾国藩的四大幕僚之一、杰出外交家薛福成说过一句话:“人人之私利既获,而通国之公利寓焉。”即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利益奋斗,最有利于社会和国家发展。比如一个人,自食其力就为社会增加了财富,为了赚钱去办企业、雇佣工人、依法纳税更利国利民。如果是自己的财富,不管好、用好就会破产,自然比较爱惜;如果财富与个人私利关联度不大,他就会乱用。这是人性决定的。实践已经证明,如果由官员来办公有企业,没有严格的监管,多半不贪污也随意浪费。
第五,明确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结合点。首先不要忘记,良好的包括国家在内的共同体必然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是马克思的话。其次,不要以为天天进行集体主义教育就能实现个人与集体利益结合,两者真正的结合点是共同体关心每一个人,解决个体无法解决的难题,同时切实保障公民的自由和民主权利,从而在制度层面实现两者利益的密切结合。这样的国家或共同体才能赢得公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国家危难之际公民会不会踊跃履行当兵的义务,会不会勇于献出鲜血和生命,奥秘就在这里。
总之,不能把自利(即为个人利益奋斗)看成是贬义的。真正的思想家,从不否定个人利益。离开个人利益讲国家利益,是假国家利益。为保障自己权利奋斗的人,才是好的爱国者。
《同舟共进》:把西方现代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成分结合,是19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一直求索并致力构建的。但有人指出,西方文化的糟粕也和精华一起进来了,这不利于中国的发展。
袁伟时:这里有几个基本观点:
第一,西方进来的东西,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怎么判断,由谁来判断?文化取向和选择是私人权利,他人毋庸置喙。很多人说“要把中西方文化优秀的东西结合起来”,但我不结合行不行?为什么一定要结合呢? 有人愿意365天穿汉服或清代旗袍,一张口就之乎者也;有人愿意全盘西化,整天西装革履,满口美式英语,犯哪家子法?
第二,有人会说,讨论的是整个社会的文化面貌。这就牵涉到文化更新的规律了。国家与国家或民族与民族之间,真正的文化交流是没有所谓侵略的。文化的本性是自由交流、自由拓展,从长远看,任何力量都压制不了。受众人喜爱的自然会保留,令人讨厌的则被淘汰;自然发展,自然更替,多元并存,共生并育。不要把中西文化结合说得那么神秘,一个国家或一个人身上,多元文化并存,就是结合。观察一下你身边的现象,不是举目皆是中西文化并存或结合吗?
第三,人性是共同的,世界各民族有共同的价值观念。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中国古代的道德标准是三纲五常,去掉“三纲”的“五常”:仁义礼智信,是普适性的。现代西方的价值观,如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中国人也认同。除了违法的侵犯公民自由的内容必须收藏在博物馆,不让它继续害人外,尊重和保护一切民族的文化,尊重每一个人的选择权,慢慢就会形成文化繁荣的状况。比如,上世纪80年代说穿喇叭裤、牛仔裤就是西方腐朽思想、精神污染。现在牛仔裤很多人穿,喇叭裤你叫他穿他也不穿了,这就是自由选择、自然淘汰的结果。还有,不要动不动就夸张到国家、阶级高度。有人把穿汉服说成是爱国,那国家领导人穿西装就不代表国家利益,就不爱国了?简直荒唐至极。
中国的所谓传统,是跟自然经济相适应的,当市场经济发展起来后,就不能把自然经济的思想观念固定化。诚信危机、学术腐败、贪污等问题凸显,最主要的原因是法治不健全。在中国,要将10亿多农民变成现代公民,要将1000多万官员变成守法的合格的公务员,这个过程很艰难。
《同舟共进》:您对中国的未来乐观吗?
袁伟时:我是乐观的。历史洪流无法阻挡。
世界走向一体化、区域化。形势逼人,不给国人松绑行吗?老是不让企业家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华,企业怎么做大、做强,在国际上怎么竞争?不让知识阶层自由思考、自由说话,不根本改造我们的教育,从娃娃开始培育“自由思想,独立精神”,怎能转型为创新型国家?
形势比人强,扩大自由是不可阻挡的。市场经济摧枯拉朽,互联网迅猛发展,公民社会在成长,国人的公民意识在觉醒。崭新的社会基础与固有的统治型的管理方式格格不入,在这样的形势下,不改革社会管理方式绝对行不通。
实际生活中,政治上的自由度跟5年前相比,也有进步。5年前,群体性事件大多被压下去了;现在稍为聪明一点的官员都会与有关人士对话,化解矛盾。以前哪里出了事,马上下命令不准见报;现在多半强调信息公开,做错了就要承认错误,依法治理,及时纠正。
民怨会不会转化为民愤,乃至引发革命?这个问题过去的教训很多,20世纪中国经历了多少次革命,社会动荡不安。我想,中国人已经吸取了教训,逼上梁山的可能性不是说没有,但是大大减少了。关键看领导者的认识能否跟上社会发展,制订的政策对不对,能不能充分尊重民意,逐步扩大自由、健全法制,让社会矛盾通过民主对话和法律途径解决。
社会正义的最后两条防线,是司法独立和舆论监督。有了这两条,中国社会的长期稳定就有希望。胡锦涛讲科学发展观,头一条不是民主、法治吗?我和许多人一样,最大的愿望是国务院提出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能够兑现。严格按照这个计划去做,很多社会矛盾都能解决,社会管理将会达到一个新水平。现在确实有很多背道而驰的东西,但“防民之口如防川”,都贴上封条?很难!
《同舟共进》:您曾经提到一个词“民族自省”,那您觉得我们这个民族反省能力强吗?
袁伟时:不强。不少中国人对社会、国家发展的思考,缺少自省精神,而天朝上国的观念根深蒂固。现在中国的人均GDP排名还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之后,有些人就忘乎所以了。一讲中国有什么缺失,就跳起来,骂别人是汉奸、卖国贼。这是堵塞自己前进的道路,坑害国家发展。人家讲中国的不足或不对,我们冷静思考,努力改进,有什么不好?你不同意可以反驳、争论,但不要戴帽子,不要政治化。把问题政治化意味着你讲不出道理,没有足够的知识说服别人。如果给别人戴顶帽子自己就洋洋得意,以为得胜了,与阿Q无异,很讨厌。现实生活中这种人很多,有些是极端分子,兴风作浪,阻碍人们自由地讨论问题。这种歪风邪气危害甚大。
我们的谈话涉及许多基本观念。中国人为社会转型奋斗花的时间太长、代价太大了,必须总结历史经验,彻底澄清一系列基本观念,否则未来还会走弯路。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0年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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