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3-01 张森根
——写给《朝闻道集》
 
 
周有光《朝闻道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9年11月)终于出版了。周老在105岁之前对时代、历史、社会、人生的观察与思考,向后来者和晚辈们提交了一系列独特的诠释和新的视角。这恐怕不能不算是当前知识界的一件大事。
85岁离开办公室后,老先生依然如饥似渴地读书,不知疲倦地把中外文中有价值的资料记录下来,写成一篇篇短小精悍的短篇,分发给同好小辈传阅。品读老先生的文章,眼前仿佛看到了这位百岁公民教员的身影。
周老指出:民主不是某些国家的新发明或专利品,它是三千年间人类的经验积累。民主是不断减少弊端的较好制度。他说,在英国,先有民主化后才有工业化。他幽默地指出,“德先生”和“赛先生”原来是一对老搭档,擅长合作演唱“二人转”。现在德先生没有拿到“签证”,赛先生一个人前来,要他遵命办理他没有办过的“朝廷企业”和“官僚工厂”,感到“水土不服”。他在该书《科学的一元化》和《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观》等文章中,反复说明了德先生和赛先生之间唇齿相依的内在关系。
拜读周老的文章,越发觉得科学与民主息息相关,没有民主撑腰,科学一旦与专制、威权、官僚主义、衙门作风结合,多半会起负面作用和破坏作用,科学家也会沦落到充当专制者的奴仆和宠臣的可悲境地。历史上不乏这样的先例。晚清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败局。世界近现代史上,墨西哥的波菲利奥・迪亚斯的经济自由主义和专制主义政治相结合的模式也是十分突出的事例。这位自1876至1911年在墨西哥掌权30多年的总统,一边依靠手下的“科学家派”官员大力发展经济,一边又以“面包加棍棒”对付失地农民和政治反对派。尽管迪亚斯一度为墨西哥带来了空前繁荣,最后仍导致了内战的爆发,直至20世纪20年代末,墨西哥社会才得到基本稳定。因此,经济发展只有沐浴在科学与民主的阳光下,才能走上正道。同样道理,在现代社会中,不论发达国家还是转型国家,治国者一般都主张科学执政和民主执政双管齐下,当然,要真正做到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有专家早已指出,政府投资中的低效与浪费是惊人的,例如,“八五”期间投资的400多个全国重点项目,2/3没有获得投资效益。(《中华英才》2008年第3期)众所周知,但凡涉及重大民生问题的工程项目,哪个不是事先通过所谓的“专家论证”的?“科学家”为一些伪劣工程发放通行证的事例,难道还少吗?显而易见,浪费或失败不能笼统地用“摸着石头过河”论来开脱,其根本原因在于权势者不接纳或轻蔑“德先生”。由于“德先生”的缺席或受冷落,那些出场的“赛先生”不敢说真话,或许“赛先生”本人也是假名牌而被赶去充门面。
令人瞩目的是,老先生在阐述全球化和科学与民主相互关联的文章中,着重指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神权、君权向民权的演进,人类的认识规律是神学、玄学向科学的演进。他认为,科学有真伪之分,不能服从“强权即公理”的裁决,而是要用“实践”、“实验”和“实证”来鉴定。他指出,思想的催眠、逻辑的诡辩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迷信、盲从的时代要过去了,现在是独立思考、择善而从、不拘一格、奋力求进的“与时俱进”的时代了。他认为先进国家不谈意识形态,科学没有阶级性,社会科学当然也没有阶级性;把科学说成有阶级性,是特权阶级保护特权的欺骗。他的结论是:真正领导国家前进的,是社会科学,没有先进的社会科学,单靠自然科学是行不通的。他指出:“为什么在200年间美国就能建成一个世界最先进的国家?这不是偶然的。他们是用先进的社会科学建立起来的,而不是先进的自然科学。用先进社会科学建立了一个社会,这个社会就能发展自然科学。”
通读周老的文章,不难发现他就是一位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他不但要求自己摆脱宗教的束缚,摆脱教条的限制,解开思想的紧箍咒,而且提出“努力做一个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最近二三十年以来,思想解放运动为破除物质生产和经济领域里的教条发挥了巨大作用;今后的二三十年,思想解放运动的目标显然是要破除精神生产和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教条。毫无疑义,周先生是新一轮思想解放运动的老兵队伍中最年长一员。
怎样做一个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这是摆在几千万知识分子面前的严肃问题。通常的意见以为,知识分子就是富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文化人和读书人。质言之,凡能坚守“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信条的文化人和读书人,就是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对当下七八十岁以上的知识分子来说,多数人——恕我直言,包括本人自己在内——恐怕多半无缘于这一崇高称号。20世纪80年代之前,也许只有两类文化人够格,一是如马寅初、梁漱溟、陈寅恪那样的人物,敢于公开与庙堂叫板,“不怕冷水浇,不怕油锅炸”(马寅初语),始终不屈服于文化专制主义的淫威;二是如傅雷那样的自由知识分子,对批胡风、批胡适一概置之不理,直至对抗反右、“文革”,最后以“不自由,毋宁死”保持清白之身。之所以出现这一奇特现象,是因为在严酷的环境下,大多数人不能不考虑活命的问题,坚守知识分子的道德底线只能放在第二位了。
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外界环境和知识分子的状况有了很大变化。一大批“两头真”的老干部和老知识分子——知名的和尚未为社会闻知的——都在毅然决然地根据他们自身所处的条件,用实际行动,以不同的方式和方法,努力向真正的知识分子目标迈进。包括周老先生在内的老一代学人和老干部的反省,将对新一轮的思想解放运动和社会转型产生深远影响。这是十分可喜的新气象。我认识的一位文友说“如今老年人燃烧,青年人取暖”,这句话是公道的。我要补充的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乃至80、90年代出生的中青年文化人中,正涌现出一支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真正知识分子队伍。他们往往被称作“民间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主流外知识分子”、“体制外知识分子”或“非传统知识分子”,等等。时代和环境的不同以及互联网的流行,使他们具有勇敢的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敢于以锐利的笔锋讨伐文化专制主义。他们称得上是一代敢说真话的知识分子,完全摆脱了老一辈那种“尽可能地说真话”、“真话不全说”的无奈与窘困。他们时常以深刻的见解反哺老一代学人。书中周先生的几篇文章,就是撷取王康、邵建等多位晚辈学者的一些思想素材而写成的。看来一支老中青三代相互帮衬、并驾齐驱的真正知识分子队伍正在壮大。这将为下一个二三十年中国的民主政治与人文发展造就有力的教育与文化资源。
周老先生是国内外驰名的中国语言文字学家。在自《马氏文通》(1898年)起至上个世纪80年代期间被尊为中国最杰出的30位语言学家中,29位都作古了,只有他一人进入了21世纪。进入新世纪,他为自己立下的座右铭是:“了解过去,开创未来,历史进退,匹夫有责。”他认为了解自己的祖国最难,因为历代帝王歪曲历史,掩盖真相,“考古不易,考今更难……了解真实的历史背景困难重重”。他指出,《资本论》只可能是哲学推理,不可能是科学论证。周老在最近致我的一封信中说:“世界历史原来是一道聚合运动,在纷乱扰攘的表面现象后面,有百川归海的全球化聚合规律。从规律看现象,所见所闻不是散乱的过眼浮云,而是生动活泼的演化事实了。”
周老曾戏言自己50岁起由经济学教授改行从事语言文字学研究,前者是半途而废,后者是半路出家,两个“半”字合在一起,就是个圆圈,一个“零”字。我却认为,周先生的人生与学术生涯,实际上是由两个“同心圆”组成的。一个是他对语言文字学的贡献,社会与公众对此已得出了定论;另一个“圆圈”,是他走出“专业的深井”后,对历史、时代、文化、人生的反思以及他对民主与科学精神的追求,《朝闻道集》及其姊妹集《百岁新稿》记录了他在这些方面的心得与创见。这两本杂文集与第一个“圆圈”中将近30本专业著作相比,虽然在数量上是少了,但书中涉及的主题、范畴和结论,是前者所不可比的。古人云: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无惧,我从周老先生身上仿佛看到了这三者的再现。私心以为,周老在后一个“圆圈”中对学术文化所作的贡献,是同样了不起的。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以及对大国历史的分析,将越来越得到证实。
需要说明的是,《朝闻道集》是在《周有光网络文存》的基础上重编而成的。在老先生文章底下,有网友们大量的点评,包括各种不同意见,不做任何删节或改动。面对批评、质疑乃至不留情面的诘问,周老说:“得到有益的批评,我心中十分高兴。如果招来谩骂,我要郑重感谢……在万马齐喑的时代,能听到刺耳的声音,那是真正的时代进步。”难怪一位长者在网上说,我们与周老的差距,哪里仅仅是学问上的,首先还是道德操守上的差距。另一位读者在留言中,称年逾百岁的周老是“中国第一年轻思想家”。
诚然,《朝闻道集》也是一本说真话的书。周老说:这本书“记录我生命中最晚一段时间的阅读和反思”。他像比他长两岁的巴金那样,把他的真心、真情、真知毫无保留地奉献给读者。他在知识与理性的层面上,讲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绝不随风转舵,虚与委蛇,以伪充真。一个全真的智慧老人!
 
(作者系《朝闻道集》编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所研究员)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0年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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