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8-01 蔡 霞
       霞(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
 
从中国文明转型的角度看,推进宪政民主实际上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始终没有完成的历史任务。我们民族一百多年所有的成就、进步、曲折与坎坷,无不与此息息相关,但这又是中华民族实现现代化必须过的一道坎,执政党无法回避这一历史重任。邓小平同志在深刻反思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坎坷经历后,从改革一开始就明确提出要接受教训,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此后他在1986年多次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指出:“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我们现在越来越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但现在还没有完全理出头绪。”(《邓小平文选》第3 卷第176、177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中国共产党在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指出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党政分开,并作了明确的阐述。
后来,由于国内的复杂形势与世界政治格局的急遽变化,在经济体制改革快速推进的同时,政治体制改革未能与经济改革同步。于是,计划体制下的集权弊端和原有的既得利益还没清除,不健全的市场经济又使一些人获得新的既得利益。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变化中出现“三个快速”的特点:经济快速增长、腐败快速蔓延、社会利益快速分化。这不仅影响着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且转化为社会层面上的矛盾与冲突,且出现逐步激化升级的征兆。尽管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不适应经济变化的要求,然而新老既得利益的叠加更使一些人迷恋原有的权力体制,党内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衰减。这不仅使既得利益不断坐大,甚至在某些方面左右政策制定,压制发展民主政治的呼声。由此,政府逐步陷入“政绩陷阱”和“转型困局”,社会问题日益突出。
社会矛盾与冲突问题的突出客观上要求有一个平衡协调各方利益的机制。民主政治,就是这样一个实现人民民主权利、和平管理冲突、协调各方利益的机制。如果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政治就难以起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所以,民生问题背后的实质是民权问题,即人民民主权利的实现和保障问题。
应该说执政党不是没有看到这个问题,也几度努力推进改革。2000年执政党提出“三个代表”思想,强调深化上层建筑改革;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改革和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问题,但被某些宣传刻意淡化了;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把执政党的自身改革与国家政治体制改革作了通盘考虑,在决议中提出了一些新的改革设想,如规范党政机构设置,完善党委常委会的组成结构,适当扩大党政领导成员交叉任职,减少领导职数,切实解决分工重叠问题,撤并党委和政府职能部门中相同或相近的工作部门,规范各类领导小组和协调机构,一般不设实体性办事机构等,但这些新的设想后来没能很好地实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一方面强调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另一方面提出“改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健全领导体制”;在党最新召开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上,再次提出“改革和完善党的执政方式”,“以明确权责为重点,完善地方党委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健全部门党组(党委)工作机制,健全党对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领导的体制机制。”这些提法较以前有所变化,实际上反映出在深化改革问题上的意见尚未取得一致。同时,尽管执政党在加强党内监督、干部任用制度改革等方面发出了一系列文件,但由于是在保持原有体制框架不动,特别是不触动不改变原有权力结构前提下的技术操作层面进行改进,因而体制弊端越积越多。于是,无论是近年接二连三进行的全党大规模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还是出台一连串文件制度,都无法较好地遏止党内腐败蔓延的势头。在党内,部分党员干部对这样的教育活动不当回事,党内思想教育有表面化形式化的倾向;在社会公众方面,党与政府的社会公信力也有所下降。
政治体制改革难以深化,社会矛盾冲突就不断加剧并逐渐显现出令人担忧的迹象。进入新世纪以来,社会群体事件大幅增加,规模不断扩大。与此同时,群众越级上访成为全社会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近年来民众信访案件始终在千万件数量级上居高不下。为了回应社会矛盾压力,执政党于2006年召开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把社会管理与社会建设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将如何应对公共危机列为提高党员领导干部执政能力的重要训练。但由于传统管治思维以及与之相应的运转机制惯性依然存在,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渐趋紧张,社会暴力化趋势仍在蔓延。
传统的管治思维习惯于凡事从“政治”角度看问题,用政治手段解决问题。政治或者被宣传为权力对民众的体恤,或者被看作专政工具在社会的强力运用——前者可能导致上级倚赖以权力管制下级,或个人用权做善举树立亲民爱民形象,而这样的宣传促使社会民众越加信权不信法,客观上诱导了更多的底层民众越级上访;后者则可能导致一些部门和党员干部倚赖专政工具强制推行权力意图,用暴力蛮横对待民众。这样的做法自然引起反弹,社会民众也认“力”不认法,以“暴”对暴:或者暴力还击“公家人”,或者暴力自戕自毁自焚以示抗议,甚至以暴力残杀弱小,以反社会行为发泄愤懑。
这种思维和机制在党内的集中体现是,层层推行不科学的“一票否决”、“一把手负责”、“责任追究”等做法。GDP 数字要越高越好,群体事件、信访案件数字要越低越好,这两个数字的强大压力使各级政府和党员干部不堪重负,导致政府与社会陷入恶性循环怪圈——GDP 数字要高就可能罔顾民意强力推行某些“工程”,而强力做法必然激起民怨,政府只好“花钱买太平”与“刚性维稳”交替并用。
产生社会矛盾冲突的基本原因是民生利益问题,而巨额的维稳开支大大挤占了政府用于保障民生、扩大就业、发展公共医疗教育事业的资金份额,这只能应付公共危机但不能化解危机产生的根源,非但无助于改善民生缓解矛盾,而且使各级政府的财政日渐捉襟见肘。(据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课题组研究报告:“2010年中国政府用于内部保安的预算高达5140亿元,与国防开支相差无几。”《领导者》杂志总第33期)目前是越到基层政府,公共财政资金越紧张,越是无力解决底层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具体困难,这又不断引发群众不满,一点偶发因素都可能成为大规模群体事件、社会暴力行为的导火线,并反过来进一步加剧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刺激和对峙。
从以上回顾可以看到,催化社会危机和蕴生政治危机的深层次原因,不仅在于19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的政治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而且在于目前我国地方政府的部分走势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相悖离。本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引发的矛盾,可以通过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推进宪政法治得以和平化解,但如果政府走势背逆于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那么政治经济之间的矛盾张力日益加大并日趋紧张,就可能在政权反应与社会情绪都极端化的诱导下,导致国家与社会的直接对抗,这种危险趋势的苗头目前已经显现。
然而,一方面社会形势的发展使得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愈显紧迫,另一方面恰恰是最近几年来,有人抓住发展民主政治可能出现某些风险、某些动荡及民主自身的某些缺陷来质疑民主,连要不要发展民主政治都成了一个问题。当然各国的国情不同决定了民主政治的实现模式、实现程度各有特点,不能把别国的做法当标准来生搬硬套,但人类从专制政治走向民主政治,是政治文明进步不可改变的基本趋势。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就把实现人民民主写在自己的大旗上,对人民作了庄严的承诺,并为实现人民民主牺牲了无数革命先烈。而今天有的人居然批判民主的价值,并拐弯抹角地否定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是对革命先烈的背叛,是对党的庄严承诺的背弃。改革开放的实质是推进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进步,民主政治是实现中华民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所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人民根本利益之所在,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半点含糊。如果不下决心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宪政民主建设,社会矛盾的激化将可能使执政党丧失改革的机会。行政改革固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但仅靠政策调整、行政改革来化解危机,已难以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顺利推行并真正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就此,推进宪政改革是中共在新世纪之初不可回避的历史重任。
为了中华民族能在文明转型的历史进程中顺利闯过民主政治发展这一关,我们不只需要批判性、否定性思维,更需要探索如何以宪政法治有效保障社会的民生问题与民主权利。在这里,任何企图简单地用政治概念和口号原则来取代对历史发展规律的尊重和遵循,都必然误党误国,贻害中华民族及其子孙后代。由此,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研究和探索上,我们要尽可能少一些形而上学的抽象政治概念束缚,多一些科学求真的精神;尽可能少一些政治雷区的禁锢,多一些宽松的研究争鸣氛围。人类社会的进步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试错、纠错的过程,保护思想自由的权利,给探索者多一些爱护和宽容,是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所有这一切都检验和考验着中国共产党的能力、胆识和胸怀。有理由相信,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中国共产党,是有能力更好地领导国家实现和平的、理性的、有秩序的民主政治进程,以完成她的执政使命的。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0年第8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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