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1-01 陈四益 / 文 黄永厚 / 图
 
 

 

胡绳先生在世的时候——已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曾问他:“当年你们都是反对钳制舆论的先锋。那时你们确信思想不能查禁,真理不能封杀,它必会赢得群众。所以,尽管政权在国民党手中,报刊也大都在他们手中,你们除去思想与自信,两手空空,但无所畏惧。为什么现在政权在共产党手中,报刊在共产党手中,反而好像缺乏了当年的自信?对那些不一致的言论,难道不能用说理的方法,而一定要用查禁的方法?”

胡绳沉吟片刻,说:“现在不同了。”

“什么不同?”

“现在掌权了”。

“是因为掌了权,所以觉得运用权力禁止比运用思想说服更为简单方便吗?”

他又沉吟片刻,说:“掌权了,就怕乱。”

“那么当初呢?”

“当初乱,是乱了国民党”。

我没有再问下去。胡绳是前辈,又身居高位,同一个交往不深的晚辈,能这样不以为忤,坦率交谈,已是非常不易。

 

 

我之所以向胡绳先生提问,是因为想到了鲁迅。鲁迅从以往的事实推测将来,说得那样深刻,深刻得令人战栗。而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集序言》与胡绳论述鲁迅思想发展道路的长文,是我昔时读鲁迅的重要参考。

鲁迅关于《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的演讲,是1927年在上海暨南大学作的。按照对鲁迅思想发展的正统论述,这时他已完成了从进化论到阶级论的转变,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演讲的大意是,文艺和革命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但文艺与政治是不同的方向,因为文艺不安于现状,而政治则要维持现状。所以,在革命时期,革命家同文艺家都要改变现状;但革命胜利之后,这种同一就变化了。文艺家依旧不满于现状,想催促社会的进化使它渐渐分离,这样社会才能进步。但革命家因取得了政权而转换了地位,成了政治家。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因为他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于是,“政治家把从前所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仍不免于不满意,要批评这个、批评那个的文艺家,便又非被排轧出去不可,或是干脆割掉他的头。鲁迅当然是从大革命前后的中国现实作出这一分析的,后来的事实不断证明了这一分析的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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