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第7期 2011-06-29 景凯旋

近代中国为何落后于世界

   景凯旋

 

 

“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

 

余英时先生曾经指出,在中国这个重视教育的国度,其实一直都存在着一个反智的传统。这主要体现在法家、黄老及法家化的汉儒身上。他尤其认为,汉初黄老学派得势的真正原因不在“清静无为”,而在“得君行道”,以尊君来排斥其他学说。这个看法发前人之所未发,确属一针见血之论。汉朝代秦而立,虽然是以天命所归、吊民伐罪为号召,却将秦制原样继承下来。朱熹在回答为何后世君主都不改变秦制的原因时曾说:“秦之法尽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后世不肯变。且如三皇称皇,五帝称帝,三王称王,秦则兼皇帝之号。只此一事,后世如何肯变。”所谓“百代皆行秦政制”,行的就是这个君尊臣卑的制度。

要尊君就得愚民,要愚民就得反智。反智的传统在法家的政治哲学里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原始儒家认为“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主张“处士横议”,庶民可以批评政治。但随着绝对君权的强化,法家反智思想得以成为历代统治思想的内核。反智是与专制联系在一起的,《韩非子显学》就认为:得民之心的想法只会导致“无所用也,将听民而已”。而民智是不可用的,民智犹如婴儿之心,“婴儿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大多数人都是无知的,君王让人民吃苦是为了人民能得到更大的利益,但人民却不懂得这个道理,“故举士而求贤圣,为政而期适民,皆乱之端,未可与为治也”。为政选用有德的官员,期望能满足人民的要求,都会后患无穷,造成祸端。

在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眼里,最好的人民只有两种人:农民与战士。而知识分子有思想,有知识,又喜欢批评,所以具有高度的危害性,即可以导致人民诽谤朝廷,直至“乱天下”。因此必须禁绝私学,禁绝知识分子的批评,不仅在野的知识分子,甚至臣下也不能任意批评君主,“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汉代的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也说:“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为此,法家、黄老和法家化的汉儒都主张一个“一”字,即统一教育、统一思想,并相信可以通过威胁利诱来控制思想言论,他们的根据就是,人性是趋利避害的,对此可以加以充分利用。历史上的焚书坑儒可说是法家反智的威胁体现,独尊儒术可说是汉儒反智的利诱体现,目的都是为了达到君尊臣卑的效果。

两千年来无数针对知识分子的文字狱及科举制,无不是出于这种统一思想、杜绝异端的控制手段。虽然历代儒家也常常公开提倡文以载道,希望政统归君主,道统归士人,但在君道合一的专制制度下,文以载道的提法本身就是犯忌的,所以因文章言论获罪的事例不知凡几。可见在专制制度下,法律不仅是维护君权至上的工具,而且是任意解释的虚文。然而,“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近代中国落后于世界,主要是从乾隆盛世以降。推论起来,钳制思想言论,窒息了民族的创新力,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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