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第7期 2011-06-29 资中筠

“沉渣泛起”之

宣扬何种妇女观?

   资中筠

 

我国女子教育、妇女就业,开始得不算晚,但这一曲折过程不是一蹴而就。好容易走到今天,在辛亥革命100周年时又忽闻“女孩子婚前的处女身就是献给婆家的最好礼物”、“ 20岁的女子嫁给40岁的男人可以解决住房问题”……真乃“一觉退到民国前”,能不令人感慨!

 

近年来,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名义下沉渣泛起。表现之一是妇女观。

随着商品大潮、拜金主义之泛滥,在社会观念中妇女回归附属地位,女性的角色实际沦为以色悦人的性对象。铺天盖地的商品广告、各种时代错位的电视剧中,此种现象由来已久,本人多年前曾专文述之。近来变本加厉,转而登堂入室,进入主流媒体、官方宣传。最近偶然见到几则新闻,令人不知身在何世:

其一:偶见某电视频道,号称国际大都市的上海,一位大嫂语出惊人:“女孩子婚前的处女身就是献给婆家的最好礼物(!)”主持人的介绍我现在记不清了,似乎这位大嫂是被奉为民间伦理道德的宣教员的。也许这个节目的本意是针对时下的风气,教育青年在性行为上自律、自爱,不要太放纵。这当然无可指摘,但是目的是什么?应是为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而不是女子的什么“贞操”。况且,在这个问题上对少男少女理应施以同样的教育,是否也可以说,“婚前保持童男身是献给岳丈家最好的礼物”呢?那位大嫂显然没有这种想法。自古以来在两性关系上对双方的要求就是不平等的,现在这种观念阴魂不散,不仅存在于小市民的落后观念中,竟然在主流媒体上加以宣扬。至于把婚姻说成女方“嫁到婆家”,这种陈腐观念至少在100年前就已开始在知识青年中破除,民国初年就有无数青年男女追求恋爱婚姻自由,走出大家庭,建立小家庭。妇女开始走向社会,有了平等的就业和经济地位,取得人格的独立。先母是20世纪同龄人,如果活到现在应该有111岁。她于1929年与我父亲结婚前已经有社会职业,结婚提出的条件之一不是“房子”,而是“不嫁到婆家”,建立自己的小家庭。当然这在当时还是少数,不过也不是“极个别”。我国女子教育、妇女就业,开始得不算晚。这一曲折过程充满与旧的顽固势力的斗争,不是一蹴而就。好容易走到今天,在辛亥革命100周年时又忽然“一觉退到民国前”,能不令人感慨!

我绝不是无视当前青少年中生活不检点的风气和问题的严重性。这一方面是出于无知,一方面是大的社会影响。只能从加强科学和美育教育、丰富健康的课外文体生活等各方面加以积极的引导。那种向女孩子宣传“嫁到婆家”如何如何的说法,大约只能引起窃笑,对教育对象不会产生什么效果,却只能助长更加不健康的落后社会观念。

其二:河南某地举行“妇德”研讨会。

如今全社会道德滑坡,各种伤天害理的事层出不穷,特别是官场的腐败令人发指。这是有目共睹,凡有良知者都为之痛心疾首而思有以救之。不过到目前为止,我国的社会还是男权为主的社会。试看各行各业的高层,特别是各级权力中心,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在普通劳动行业中也尚未做到男女同工同酬。在这个时候单独把所谓“妇德”提出来,而且是“传统妇德”是何所指?意欲何为?社会上诸多丑恶现象是否要妇女回到“三从四德”,都做烈女节妇就可解决?色情业的主导方是嫖客还是妓女?如今官场风靡一时的所谓“二奶”、“三奶”以致“n奶”,主要的道德败坏在哪一方?手中掌握权与钱的男子把道德责任片面推到女人身上也是惯技。自古以来“红颜祸水”之说,顺手拿来,十分方便。有幸取得一定社会地位、有一定话语权的女同胞们切不可上当,反过来助长这股逆流。

那场“妇德”会议的详情,我不得而知,但此会并非出自“山寨”,而是有当地头面人物和官方的支持。从见到的有限发言资料看,似乎议题之一是讲在社会上事业有成的妇女如何兼顾家庭的问题。这是一个社会问题,不是道德问题。把家庭看作妇女单方面的责任也是误区。既然只有男女双方才能组成家庭,男子之需要家庭的温暖并不亚于女方,那么男方对家庭就有同样的责任。至于妇女因生理特点必须担负怀孕、生育和哺乳,正好说明应得到特殊的关注。如何根据自身的特点兼顾家庭和事业,应从完善社会制度、设施和立法来予以保障。实际上,在这方面倒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例如带薪产假、女工多的工厂有哺乳室、托婴室,哺乳期的女工在工间有半小时不等的哺乳时间等,在劳保条例中已有规定,并付诸实施,也不允许因生育而解雇女职工。各单位收费低廉的托儿所、幼儿园也相当普遍。当然这一保障的覆盖面还只限于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业的职工。男女分担家务在一个时期内至少在受过教育的人群中已经不成问题。如今在新的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需要有新的办法,在职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对女职工更需要额外的关注,从立法、制度上切实解决,而不是像希特勒那样宣扬妇女回到家庭去。事实上这股逆流在青年一代中正悄悄兴起,值得全社会予以关注,特别是社会学和教育界。

中国的传统道德不乏可以继承的优秀部分,我已在其他文章中详细阐述。但是传统的“妇德”正是妇女作为附属品的产物,恰恰是几千年来奴役、残害妇女的枷锁,只能扬弃,无法继承。十多年前,本人偶因好奇仔细阅读了《后汉书•列女传》,那是表彰两汉杰出妇女代表的名单,400年来入选此“光荣榜”的只有17人。其中除了蔡文姬和曹大家是有名的“才女”外,其他人的事迹都是以“节烈”为特点,而且大半是自杀的,其情节之悖理、荒唐,实在匪夷所思。即使那位以继父兄完成修《汉书》而出名的曹大家,在《列女传》中的事迹主要不是言其修史的贡献,而是详细介绍她作的《女诫》,其内容实际上就是“三从四德”的来源。这一“传统”经过近一百年仁人志士(其中包括有先进思想的男子)的奋斗,终于争得如今妇女在法律上的平等权利,曾经有一个时期社会风气也为之一新。现在忽然又提出“传统妇德”来,其倒退、滑坡岂止以道里计!

并非否认方今妇女对社会风气应负一份责任,但“传统妇德”不但不足以正风气,反足以助长男子凭特权而作恶。事实上,我国妇联一直提倡的口号:“自立、自强、自尊、自爱”在方今的形势下还是适用的,应该予以贯彻。只是还需要增加新的内容。对目前我国社会转型期而言,最急需的是公民教育,培养合格的男公民、女公民。不论男、女,都应懂得自己的权利与对社会的义务,而平等正是其核心价值之一。

其三:2011年“两会”期间,一位人大代表建议20岁的女子嫁给40岁的男人以解决住房问题。这一提议被民间传为“两会雷人语”之一,在网上已经引起一片哗然。这一提议有两重含义:一是掩盖了当前住房难的真正根源,开脱了体制、政策以及官商勾结等种种弊端的责任,把一个严肃的问题轻浮化。事实上到40岁还买不起房子的男子不在少数,根据这位人大代表的逻辑,只能排除在成家考虑之外。二是把女子嫁人看作谋生之道。

关于第一点,当前的住房政策和现实造成青年一代“蜗居”的困境,是另一大问题,不在本文主题之内。本文着重讨论的是第二点。

这位人大代表提议的出发点实际上与当前社会观念有一致之处,就是回到了“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的“传统”,只是现在吃穿问题不大,代之以住房。而且公然提倡变相的买卖婚姻,青年女子为房子而卖身,牺牲终身幸福。按理说,养家糊口是夫妻双方之事,至少在笔者这一代城市居民中已经基本实现,当然前提条件是实现男女就业机会平等。如今住房责任片面加于男方,既对男方不公平,也与女子经济地位下降、就业机会不平等有关,同时也是社会观念问题。特别不合理的是住房成为男方父母的责任,以至于有些父母不堪重负,开始出现“不重生男重生女”之说。风气所及,我发现,甚至在本应思想比较现代的高校中,有成年儿子的教授家庭也以为儿子准备婚房为己任。又见当前出现家长为儿女相亲之风。据说女方家长一见面先问对方收入和房子,此条件如不能满足,一切免谈。名义上是为女儿幸福着想,实际上等于把自己的女儿变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房奴”,形同商品。如果房子是要“挣”来的,那么女子本着自立自强的原则,也应该努力去“挣”,而不应该完全依赖男方。“先立业,后成家”如果是一个原则,对男女双方都应该是一样。这不仅是从男女平等的权利和义务的角度,同时也是从工薪阶层经济生活的现实考虑。

 

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各色人等有各种思想观念本不奇怪。只是既然以代表“先进文化”为号召,那么在主流“导向”中,在庙堂之上堂而皇之的“建言献策”中,这种糟粕沉渣就显得格外扎眼、刺耳。由于现在基本上还是男权社会,对于女子的附属地位,男子是既得利益者,因此即使认同平等、自由且锐意改革的明达之士,对方今妇女问题上的严重倒退也往往熟视无睹。经济上比较宽裕的,心安理得地享受家中“全职主妇”照顾者不在少数。实际上,方今妇女观的问题与整个社会道德伦理滑坡的问题,乃至社会体制改革滞后的问题是一致的。拉法叶的名言:“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一个社会进步的标尺”,揆诸今日之中国,更是一言中的。



五四运动与《列女传》的联想

(写于1998年五四前夕,节录)

资中筠

 

 

    近年来,否定五四运动之说一度风行,似乎主要来自海外。其根据是把“文革”否定一切的账也算到五四头上,归咎于新文化运动反传统过激,还有人对“科学”、“民主”的口号提出异议。这些笔者都不敢苟同。近日欣见有不少文章力辩把五四运动与文革等同之非,说明二者截然相反,所反的“传统”也决不是一回事,有许多精辟之见,我十分赞同。别的不说,单从妇女解放的角度看,五四运动划时代的贡献也是不可抹杀的。因此想起十八年前读《后汉书》《列女传》的感想。

    那一年我因动手术住院,忽然想读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因而找到《后汉书》《列女传》,因好奇而通读了一遍。一读之下真的气不打一处来。主要是那传主的事迹和入选标准实在是置女子于死地而后已。两汉四百余年,中选入传者统共只有十七人,倒有十人受表彰的主要事迹是自杀或变相送死。且看其死因:

    以著名的“曹娥碑”为例,曹娥的父亲是“巫祝”(大约相当于现在某些乡下“跳大绳的”),在一次“溯涛婆娑迎神”中溺水而死。年方十四(虚岁)的女儿沿江号哭旬日,最后投江而死,县长为之立碑,是为“曹娥碑”。一个未成年的孤女顿然失怙,其绝望无靠可以想象,哀号十天而未见有人去劝慰或伸出援助之手(即使有,也未入作传者的视野),“父母官”不但见死不救,还要树碑表彰,鼓励大家都照着做,真不知是何居心。“曹娥碑”之所以出名,还因为有名人题诔的曲折故事,这种残酷的风雅“佳话”就不去说它了。

   有若干例是夫死坚决不改嫁而自杀的,情况各异,有的是娘家逼嫁,但也有人尚未遭到逼迫,作预防性自杀的。有一人没有自杀,先把自己耳朵割下以示守寡决心,真是鲜血淋淋,触目惊心。还有一位贤惠儿媳因婆婆好饮江水,每天到离家六、七里的江边去打水,有一次遇风,未能及时回家,渴了婆婆,就被丈夫赶出家门。她寄居邻家,还锲而不舍地靠昼夜纺绩给婆婆送珍羞,终于感动婆婆,被召回,继续为满足老人家喝江水而奋斗。她自己虽然没有以身殉,儿子却因被派去“远汲”,不幸淹死了。两口子还向老人隐瞒,说孙子到外地求学去了。这种悖乎人情的行为与“郭巨埋儿”倒是异曲同工。

    给我印象最深的最荒唐的“模范事迹”是关于一位“少习仪训,闲于妇道”的贤女子,嫁了一个“骄淫轻燥,多行无礼”的丈夫。她的公公责备她没有尽到“匡夫”的责任,说儿子不改恶行是“新妇之过”。按说“养不教,父之过”,诿过于新媳妇,就够不讲理的了。那贤媳怎么办呢?她想,自己若是规劝丈夫不成功,公公一定责怪自己不奉教令,“则罪在我矣”;设若丈夫居然听了自己的话改邪归正,那他就成了“违父而从妇”,也就是媳妇的话比父亲的灵,“其罪在彼”。这一下子就把自己推进了一个进退维谷的悖论之中。读者诸君试替她设身处地想想如何走出这两难困境呢?出路很简单,三个字:“乃自杀”(!)这种伦理价值观和由此产生的思维方式实在是让人只有死路一条!而这个少妇就凭这一件事“名垂青史”了。

   《列女传》中真正以自己的才学见长,算得上人物的只有蔡文姬和班昭二人。班昭即曹大家(音gu),以“曹世叔妻”入传。她占的篇幅最多,显然作者对她也最重视。但是读过《传》之后却使我对自幼就心仪的这位亘古大才女失去好感。班昭继其兄班固续成《汉书》,这一业绩名垂千古,是众所周知的。《传》中关于此事却叙述简略,只有两三行。篇幅长在于全文登录了她所作的七篇《女诫》,这是她病重时留给女儿的遗训。她在序言中称,诸女正当出嫁的年龄,却还没有教育好,担心其以后行为有失,“取耻宗室”,所以特意作《女诫》七篇,让女儿们各写一通,以此为训。结果,不但她的女儿,实际上近两千年全中国的女子都受其诫。所以值得了解一下这“七诫”的内容:

    第一是“卑弱”:开宗明义说明女人就是“下人”,所以“古礼”生女三日就“卧之床下”,并且“弄之瓦砖”,象征操劳。为体现“卑弱”,就得“忍辱含垢,常若畏惧”。

第二“ 夫妇”:明确夫妇关系是夫“御妇”,妇“事夫”,前者显示“威仪”,后者属于“义理”。

第三“敬慎”:讲“阳刚阴柔”,“男强女弱”之道,既然对方是强者,就只有顺着他,所以“敬顺之道,妇人之大礼也”。

第四“妇行”:提出妇女的“四德”——德、言、容、功。(千百年来的“三从四德”,原来至少有一半的始作俑者就是曹大家!)。

第五“专心”:反复说明夫可以再娶,妇不能再嫁,“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离也”。

第六“曲从”:简言之就是对公婆绝对服从,说的对,“固宜从令”;说的不对,“犹宜顺命”。

第七“和叔妹”:这一段很有意思,不像前六段那么道貌岸然,而是教女儿如何从策略上讨好小叔、小姑,因为人总不能无过,关系搞好了有过错也可在公婆面前代为遮掩,否则相反,所以与“叔妹”关系处好至关重要,而“求叔妹之心”,还得靠“谦顺”。

    总之,生为女儿身,只有低头,低头,再低头。实际上曹大家是承前启后,总结了本来已在实行的许多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则,把它进一步规范化,以她的身份和声望,影响不可低估。两千年来中国妇女基本上是被束缚在这种规范之中的,而从汉朝以后总的趋势是日见其紧。当然这不是曹大家一人之过,不过她起了助纣为虐的作用。我没有遍查二十四史,不敢肯定《后汉书》以后其他史书中是否还有象这样集中的女子列传(印象中似乎没有),至少汉之前没有。所以《列女传》是为后世树立了一个标准,试观其人物故事不都是《七诫》的实践吗?它也证明,越是认真、忠实地实行这些训条,就越没有活路,宜乎其一半以上都以自杀告终。鼓励这种做法的男子必然残酷,女子则人性扭曲。所以当时我曾想过,如果没有五四运动我们会是怎么样?如今想到五四,又想起了当年读《列女传》时的心境。

    五四运动内容非常丰富,它倡导的个性解放是全面的,不仅限于妇女。当然,这一新思潮不是突然爆发的,实际上从上个世纪末伴随着西学东渐,各方面风气渐开,在思想、人才、理论、实践等方面为以五四运动为代表的高潮的到来作了准备。不过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没有这样一批饱学深思,而又坚决彻底反封建的勇士,以如椽之笔冲锋陷阵,没有这样一个群众运动以雷霆万钧之力对几千年的封建观念、习俗和顽固势力给予了致命的冲击,那坚固深厚的堡垒是很难动摇其根基的(至于彻底摧毁,现在还很难说)。

对照上述“女诫”中所宣扬的伦理观,再对照当前在市场经济新的条件下在妇女观念上又沉渣泛起,以新的形式宣扬或实行种种倒退、腐朽观念的现象(几年前笔者曾就此问题发表过文章,此处不重复),更令人感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所代表的精神之可贵,其反封建、反传统,功不可没,而在很多方面要实现“五四”先驱们为之大声疾呼的理想,还是“同志仍须努力”的。

    本人无意做整个五四运动的大文章。只是从妇女恢复“人”的地位这一点上,可以肯定,无“五四”,无以有今天!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7,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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