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第8期 2011-08-15 徐元宫

1927,广州起义中的苏联因素

    徐元宫

 

众所周知,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深受苏联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双重的,既有正面的积极作用,也有负面的消极影响。于此,毛泽东曾有过这样的论述:“第三国际前后两段还好,中间有一大段不好:列宁在世的时候好,后来季米特洛夫负责的时候也较好。”(《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周恩来进一步分析:“两头好,也有一些问题;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共产国际的缺点和错误,特别是中期的缺点和错误,概括地说是:一般号召不与各国实践相结合,具体布置代替了原则的指导,变成了干涉各国党的内部事务,使各国党不能独立自主,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创造性。”(《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本文以俄罗斯解密档案及当事人的回忆为根据,剖析1927年中共领导的广州起义中的苏联因素及其影响,证明周恩来以上论述是正确和深刻的。

 

【是否发动起义,存在严重分歧】

19271211凌晨爆发的广州起义,是在莫斯科的策动、指导和积极参与下发动的。早在19277月下旬,中共中央领导人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以及苏联军事顾问密商南昌起义具体事宜时,苏联军事顾问布留赫尔(即中国人熟悉的加伦将军——笔者注)就已设计好了南昌起义军的未来去向和前途——南下广东,占领出海口,以便获取苏联援助,先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建立革命政府,再图第二次北伐。这一设想得到了莫斯科的赞同。85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致电布留赫尔:“您关于汕头等等的意见,我们认为都是正确的。”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了上述密商的李维汉后来在其《回忆与研究》一书中也指出:“至于南昌起义军要南征去占领潮汕,以便接受苏联的援助,更是共产国际的具体指示。”

应当说,斯大林从一开始就对广州暴动寄予了厚望。192781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听取了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后,决定“认为有必要满足乌拉尔斯基(即上文的布留赫尔——笔者注)同志打算装备大约一个军的请求。为此目的拨给15000支步枪、1000万发子弹(算在库伦储备物资账上)、30挺机关枪和4门山炮,带2000发炮弹,总金额110万卢布”;并责成“米高扬同志要紧急弄清楚在汕头设立商务代表处或另外一种经济机构的可能性”。同年813日发送给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明纳兹和布留赫尔的又一封密电中,斯大林明确指出:“广东的暴动应在成立真正革命的国民党政府、切实实行土地革命并同共产党结成紧密联盟的口号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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