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第9期 2011-09-07 马 勇

孙中山为何改变选择

     

 

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说到辛亥革命当然少不了孙中山。而要说孙中山,又不能不说中国革命的起源,说到孙中山革命思想的起源。

晚清的中国革命,在孙中山的概念中,就是民族革命,就是推翻满洲人建立的王朝。而在孙中山那个时代,说句实在话,民族主义的思想已非常薄弱。经过两百多年的民族融合,特别是经过西方殖民者的刺激,“新异族”早已取代“老异族”,中国读书人已没有传统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理紧张,汉族士大夫在“我大清王朝”体制下活得有滋有味。尤其是在慈禧太后当国近半个世纪中,满洲贵族集团只是在名义上享有大清帝国的所有权,而经营权、管理权几乎都交给了汉族高官。清廷虽在中央部院等一些重要岗位上设置满汉双首长制,但满大臣基本上是尸位素餐,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只要不是涉及、侵害满洲贵族集团利益,满大臣一般都很放手地让汉大臣尽心尽力地工作。

汉族特别是汉族士大夫阶层,已经被清廷的“联合执政”统一战线弄得神魂颠倒,不分东西,即便是后来反满意识强烈的孙中山,最初阶段也不是要反满,而是要参与联合政权,希望在联合政府中谋得一个职务,哪怕这个职务只是一个小小的幕僚角色。

18946月,医生出身的孙中山关闭了自己的诊所和药房,又通过关系找到上海名流郑观应、王韬、罗丰禄等人写了几张条子,北上天津找到当朝汉族第一高官李鸿章,希望能在李的幕府中谋得一个职务。为此,孙中山精心撰写了一篇建议书,对清政府怎样才能摆脱困境、重建辉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这份上书中,孙中山提出了富强治国四大纲领,即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这些意见在孙中山自己看来是有价值的,但不要忘了,他虚拟中的读者是李鸿章,从李鸿章立场看,这四点建议似乎就显得很小儿科了。李鸿章的幕僚早在10年前就向他讲述过西方走上强盛的根本原因,李在大清高官群体中早已知道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的道理,甚至知道民主,知道议院,知道立宪。即便拿孙中山的这四条建议与康有为六七年前提出的“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大变法纲领相比较,虽说不上是理论上的倒退与弱化,但其思想主旨似乎还没有康有为式的政治意识,而更多地与早期改良主义者如冯桂芬、王韬以及郑观应等人的主张相仿或相同,并没有多少独到见解。

李鸿章当然还知道,孙中山这样的上书在大清国并不是孤证或特例,在过去两百年中,没有功名的读书人,除了花钱捐官,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坚持不懈地上书,万一哪天哪份上书打动了某位高官,那就“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这样的终南捷径,在那个年代太正常了。孙中山这样做,康有为也这样做,就连严复不是也曾“拟上皇帝万言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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