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第10期 2011-10-13 刘 刚 李冬君

宪政与自治:末世大潮下的各阶层

 

        李冬君

 

那时的议员们,敢于如此公开地同王权争夺国权,在中国历史上还是首次。很显然,他们不是在为自己争权利,而是在为国民争权利;不是在为自身谋官职,而是在为中国立国权。

 

 

【地方自治:商人群体怎么做】

自庚子年始,国人就用自治的手段,解决面临的问题。

起初是不得已,朝廷流离失所,连皇帝都成了丧家犬,他们依靠谁?后来他们发现,没有朝廷,同样可以自治,而且更加便利。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拳乱”之后,天津商人联合起来,以自治克服了天津金融危机。天津八大家,其中杨家、石家、卞家、李家、王家组成天津志成银行,发行可全兑换的纸币,以缓解货币短缺,给商人提供贷款。

此前,袁世凯曾就此问题,向朝廷请求救济,但空无所得;向外国银行贷款,列强又提出乘人之危的要求。袁只好转而求助于天津这些富家大族。乘此机会,他们提出解散商部下属商务局,代之以商人自治的商务公所。后来,他们又突破官府层层封锁,启用铁路运输,向北京供盐。

不久,天津商会成立了,40个行业的71名代表出席大会,其中12名进入董事会。他们主要来自天津久负盛名的行业:盐业、粮业、丝绸业和钱庄。商人自由入会,自治的派头可谓有模有样。

袁世凯颇有异议,担心商会尾大不掉,久而久之,反而凌驾于政府之上。然而,商部尚书载振却以为袁氏多虑,反而给予了支持。他虽为袁氏政治盟友,但在商部立场,他倒希望各地商会能尽量摆脱地方政府的控制,拥有更多的自治权力。正是在这样的政治缝隙里,商会才能成长起来。由于商会组织机构为民主设置,稍不经意,它便与政府的要求相背离。

当上海商务总会请求天津商务总会协助发动一场全民性质的联合抵制美货运动,以抗议美国提出扩大和修订1882年的《华工禁约》时,天津商界反应强烈,商会以投票方式决定加入抵制阵线,并规定凡有卖美货者,罚款5万元。

但袁氏明确表示反对,他采取了与朝廷一致的立场,不光是害怕得罪美国,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任何允许民众参与政治的心理准备。袁勒令商会领袖停止行动,但刚刚意识到自我力量的商人们毫不畏缩,商会也没有在政府圈定的范围内止步,而是继续请愿,直到抵制美货运动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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