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第12期 2011-12-02 高王凌

言有易,言无难:再谈“毛罗对话”

 

    高王凌

 

一时沸沸扬扬的“毛罗对话”——19577月,罗稷南在上海询问毛泽东:“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毛答:“鲁迅么,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有了黄宗英的“亲聆”之后(《炎黄春秋》2002年第12期,可贵的是还配有一张现场照片),从一个史家的角度看,已经可以“定案”了。但若从史学的角度看,则还有些话可说。

首先,是黄宗英先生所谓“孤证”的问题。换句话说,即便只有“孤证”,她当不当说?说了又管不管用?

当初黄先生的律师史保嘉说起这事,我即表示,“孤证”,在黄先生的立场,倒无须考虑;一件事讲得有没有道理,当由史家去评定,是属于史家的问题。举一个大家熟悉的例子,好比当庭对质,原告的举证是否有理当由法庭评定,他只管讲他的理由就是了,别的则不必管。

我还想转告黄先生的是,过去人们重视,甚至是单一地依赖文字史料,现在“口述历史”受到高度重视。特别是治当代史,并不能只靠文字史料(直到现在,经某书“广泛查询”而不收录的事情还是常见的),无论是政治史还是社会史,都不能不依靠口说的史料,哪怕仅是一个“小人物”,讲的只是“乡里琐谈”。这是史学发展的一个方向和新的潮流。

其次,还得从《百年潮》2002年第9期那篇反驳文章说起。该文通过大量“考据”,斩钉截铁地认为“毛罗对话”根本就不可能发生。原因倒不是毛有无机会来上海(这是对话的地点),也不是他在1957年曾否来过(这是对话的时间);而是罗稷南这样一个“小人物”,他哪里“够胆”向毛讲这些话(所谓并非“锋芒毕露”之人)?又有什么资格这样讲话(“同毛泽东有多熟悉”)?一句话,“以(罗)这样的性格,又看不出他同毛泽东有多深的交往,很难想象他在77日晚上那次座谈的大庭广众之下能当面向毛泽东提出‘具有潜在的威胁性’的话题来”。

事后看来,所有这些推论,哪有一句能站得住?

在我(一个历史学者)看来,这件事的重要性,正在于它连带着一个史学上的道理,即对于一个历史事件,证明它“有”,则易;证明它“没有”,却很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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