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第9期 2016-09-08 王洪光

┃王洪光

 

    同舟共进》2016第6期刊登的文章《国家越强大越要韬光养晦》(下文简称《国》文),从中国千年外交史的角度得出“韬光养晦”是中国外交的优良传统,是中国古代留给我们的外交智慧,“韬光养晦”不会过时,将伴随中国崛起的全过程,而且中国崛起后仍然是中国对外战略的自觉选择。笔者并不同意这个观点。

【要“韬光养晦”,也要“有所作为”】

什么是韬光养晦?按该词的本意,韬光即隐藏光芒、锐气、才华和能力;养晦即修养、反省,完善自己,提升内功。另一方面,韬光养晦也包含了一定的消极因素,即不作为。

邓小平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多次使用“韬光养晦”这个词。当时面对世界局势的大分化、大动荡、大改组,如苏联解体,东欧巨变,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国内发生政治风波;中国共产党除了面临国际“大气候”,又面临国内“小气候”。国际国内的一些人认为,中国应带头扛起社会主义阵营的大旗,有论“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在这样有关社会主义存亡、中共存亡的险恶形势下,邓小平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我们千万不要当头。概括之,就是要韬光养晦。不久又修改完善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决不当头、有所作为”,至今仍是我国外交战略的主要指导方针,简称“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但若把“韬光养晦”从邓小平针对当时的国际国内局势和具体语境中抽离出来,放到我国千年外交史的过程中,作为我国外交的“优良传统”,则违反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是不合适的。

“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是改革开放以来贯彻独立自主和平外交路线的两个方面,两者相反相成,需要韬光养晦时即韬光养晦,需要有所作为时则有所作为,不能只提“韬光养晦”,而不提“有所作为”。邓小平正是这么做的。1979年改革开放启动不久,“文革”造成的烂摊子还来不及收拾,北方边境有苏联陈兵百万,在国际国内形势都不利的情况下,邓小平下决心教训不断挑衅的越南,毅然发起自卫还击作战,打出了国威军威。之后,越南与我国签订了“两国陆界协定”,几十年和平环境下未能完成的划界获得成功。1984年在香港回归问题上,邓小平对英国撒切尔夫人明确香港必须驻军,言明“我们不做李鸿章”,并严厉批评了在香港驻军问题上态度模糊的我国外交高层官员。1988年为反击越南对南海岛礁的侵占行为,邓小平决定发起南沙海战,从越南手中夺回永暑礁等6个岛礁。

所以,提出“韬光养晦”的邓小平,在“有所作为”方面决不含糊。我们贯彻执行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外交路线,决不能只要“韬光养晦”,放弃“有所作为”。而且随着我国的发展壮大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好转,“有所作为”的比重应越来越大,而不是相反。

“韬光养晦”是我国千年外交的光荣传统吗?】

我们再看中国千年的外交史。“韬光养晦”是不是我国的光荣传统?笔者认为不是,充其量只是一种策略手段。我们先从《国》文所举匈奴冒顿单于冒犯汉高祖刘邦遗孀吕后的例子说起。刘邦死后,匈奴用本民族“收继婚”习俗,欲“兄弟死,皆取妻妾之”娶吕后。吕后大怒,欲杀来使,并发动大军攻打匈奴。季布急谏,吕后幡然醒悟,以哀求的话语向冒顿单于求饶,躲过冒顿进攻汉朝一劫。其实,这一事件另有深厚的历史背景。当时刘邦称帝后,因与项羽厮杀多年,山河破碎,百废待兴,理应休生养息,恢复国力。但分封的异姓王造反,刘邦不得不一再起兵平定叛乱。这时汉朝国力极弱,根本不是匈奴的对手,刘邦反击匈奴入侵反而被围白登山,不得不与匈奴议和。吕后放低身段,委曲求全,实为不得已而为之。说吕后是“韬光养晦”,不如说她是“卧薪尝胆”更为准确。汉朝用“韬光养晦”获得的几十年战略机遇期,发展壮大,到了汉武帝一朝,大败匈奴,也报了当年吕后委曲求全的一箭之仇。汉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汉将陈汤灭北匈奴,从而结束了汉匈百年大战。陈汤发出的“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呈现了渴望胜利的大无畏民族气概。如果没有后来汉朝对匈奴的大获全胜,那么吕后的韬光养晦,又有什么意义呢?还会有今人赞赏的汉唐气象吗?

此外,也不能把“和亲”看成是“韬光养晦”。古代中原政权大多秉承儒家治国理念,推崇“王道”,反对“霸道”,反对穷兵黩武,节制对外用兵。所谓“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用兵也是力争“不战而屈人之兵”,把“伐兵”“攻城”作为下策、下下策。所以,“招抚”(包含羁縻、封王、赐爵、互市、和亲等)和“征伐”从来都是中原政权统治者与邻国保持正常关系的软硬两手。明朝张居正说,外族如狗,“摇尾投之以骨(即招抚),狂吠则击之以棰(即征伐)”。不能把招抚性质的“和亲”看作是韬光养晦。

唐朝时,朝廷与吐蕃的战争时打时停近200年,中间有唐朝强势的时候,也有吐蕃强势的时候,唐朝并不总是强国。唐太宗时期,吐蕃首先对唐朝动武,攻取唐朝松州,唐朝不得不发起反击,松赞干布败退。正是在这一胜利的前提下,唐朝同意了松赞干布“和亲”的要求,才引出来汉藏历史上文成公主赴藏的一段佳话。130多年后的唐代宗时期,吐蕃再次发起对唐战争,侵占河垅,攻入首都长安,严重威胁到唐朝的生存。说李世民对突厥“称臣”12年,与史实不符。历史学家李树桐在《唐史考辨》综合大量史料,证明唐向突厥称臣,系由当朝宰相许敬宗任中书舍人等职兼修国史时伪造。后人对许修史的评价是“曲从迎合,曲直不正”,一般不作引用。把当时史实放到更大的范围和更长时间来审识李世民的文韬武略,决不是一个“韬光养晦”能评定的。他作为中国历史上不多的有为帝王,更多的是杀伐决断。他在位20多年,不断对外开疆拓土,北灭东突厥和薛延陀,西平高昌、龟兹、吐谷浑,东征高句丽,在运用“征伐”和“招抚(含和亲)”软硬两手上,更多的是“征伐”,并将征伐取得的战果,用“和亲”等招抚手段加以巩固,尽量与各民族融洽相处,被各民族人民尊为“天可汗”。“韬光养晦”在李世民的辞典里,充其量只是一种策略层面上的手段,无法与战略层面的“征伐”和“招抚(含和亲)”相提并论。……以上文字节选自《同舟共进》杂志。邮发代号:46-56,订阅电话:020-3830 8908(发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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