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第5期 2018-05-18 肖枫

│肖枫

 

没有任何著作像《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传播得这么广,影响这么大,对推动社会进步所起的作用这么深刻。在其发表170周年之际,我们学习、研究、实践这部著作,首先得把态度搞端正,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来对待《宣言》。

“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

坚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宣言》,就必须全面正确地把握其真谛,不要当不成“龙种”却可悲地流为“跳蚤”。

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法国和德国就有人传播马克思思想,并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这本是好事,但马克思却无情地提出“我只知道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还引用了诗人海涅的诗说道: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他显然不满意传播者对自己观点的阐释,说这可能会给他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他过多的侮辱。自那时以来,围绕着龙种和跳蚤、正统和异端、真和假马克思主义的争论就一直不断。抛开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帜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者外,对于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件简单的事,稍有不慎便会流入跳蚤行列,成为假马克思主义。

“消灭私有制”的问题上,就存在着如何正确理解和把握的问题。宣言》确有“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但这只是半句话,而非整句。在这半句话前还有“从这个意义上说”。什么意义?再看看前文就明白了:共产主义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但由于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这说明,简单地说共产党人的理论可以概括为“消灭私有制”,其实是不准确、不完整的。因为共产党人不是要消灭“一般的所有制”,对“个体劳动者的所有制”是决不可以采取“消灭”的办法的。

至于就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而言,也是“有条件的”。《宣言》提出的“消灭私有制”是纲领性目标,并不是立即就可实现的。恩格斯1847年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明确指出,不能一下子废除私有制”,“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后来他在1874年的《流亡者文献》、1877年的《反杜林论》等著作中,进一步阐述了消灭私有制是有条件的,是以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为前提的。他说“只有在实现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才能成为历史的必然性”,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条件下,“阶级差别的消除”才能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得这种消除可以持续下去,并且不致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或甚至倒退”。这就是说,废除私有制决不是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决不是不顾客观条件随心所欲就可实现的。20世纪苏联和中国曾受过不顾生产力发展水平而一味追求生产关系的“左”的教训,证明了恩格斯的这些思想是完全正确的。

不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真谛,取《宣言》中的“半句话”唬人,至少是不够严肃的。

“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

坚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宣言》,就必须坚持发展的观点,而不能教条僵化。

《宣言》发表25年后,马、恩在德文版序言中指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 ,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接着又指出,《宣言》所说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如果今天来写,“在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的写法”;此外,“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可见,尽管《宣言》是经典著作,但也要与时俱进、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即使是对其中“完全正确的一般原理”,实际运用时也需“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而不可教条僵化、照抄照搬。

众所周知,《宣言》曾庄严向世界宣告“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这就是“两个必然”。但10年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又提出了“两个决不会”的思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被学界公认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缺一不可。1895年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公开承认,在《宣言》发表的那个年代,“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实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恩格斯这种坦诚的态度多么令人敬佩。这表明与时俱进、不断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

历史经验:正确的认识靠全面的实践来检验

坚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宣言》,就必须将其蕴含的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坚持靠“全面的实践”来检验和发展理论。

早在1918年列宁在全俄苏维埃五大上就宣布了“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国际共运已一个多世纪,十月革命已过去100年,中国也经历了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从正反两方面都提供了非常丰富的经验,这是很值得分析研究、认真总结的。

百多年来共产党人的经验教训究竟是什么?邓小平曾指出,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就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理论问题,并且说苏联搞了许多年也并没有搞清楚。显然,这是国际共运中带有共性的经验教训。

在这个问题上,胡乔木同志1990年曾做过概括,提过一个说法。他说共产党人100多年来,特别是近10多年时间内对“社会主义”这个概念的认识已有很大进步。他说“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或者说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决不是也不可能是一次完成的,现在也没有完成,只是已有很大进步”。他所说的“进步”指的是:斯大林、毛泽东、赫鲁晓夫等人当年都曾将“向共产主义过渡”作为“当前必须解决至少必须和可能立即准备解决的任务”来对待的;而现在我们已认识到社会主义要经历很长的历史时期,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时间“由短变长”了,达到共产主义目标的时间“由近变远”了,对社会主义标准的要求“由高变低”了(由不承认商品经济到承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追求单一公有制到承认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对按劳分配的认识也“再三改变”(由批其是“资产阶级法权”转到承认其是“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再到同时承认“非按劳分配”仍有存在的需要)。这其实是认识上真正的进步。总之,正确的认识需要在实践中多次反复,不可能一步到位。

胡乔木的这一概括雄辩地证明世界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要经验教训,不是 忘了消灭私有制”,而是“急于消灭私有制”,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中国近40年来发展之所以这么快,恰恰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彻底扭转“左”的指导思想,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结果。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要求“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本质上是“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表现在如何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上,这是借鉴列宁新经济政策思路的结果,也是以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为依据的。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曾指出:“‘资本主义是祸害,社会主义是幸福’,这种议论是不正确的。”从资本主义走上接近共产主义的社会需要“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渡”,“资本主义社会愈不发达,所需要的过渡时间愈长”。中国现阶段是要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这其实也是毛泽东的一个重要思想。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所有制问题上的政策是马克思主义的,是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认识到社会主义的长期曲折性,决不应也不能动摇我们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信念。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是决不可动摇的。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的长期曲折性,应当更加坚定信念,近40年来的发展成就让中国实现理想的信心空前增强了。……以上文字节选自《同舟共进》杂志。邮发代号:46-56,订阅电话:020-3830 8908(发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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