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第8期 2010-11-30 宗道一

中苏建交的台前幕后

宗道一

 

【毛泽东物色首任驻苏大使】

194935日下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这是中国革命胜利前夜中共构建未来宏伟政治蓝图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中央全会。会议开始之际,周恩来宣布:包括王稼祥在内的4位候补中央委员递补为中央委员。全会闭幕次日,王稼祥应约来到毛泽东住处。毛泽东开门见山:会议开完了,你不必回东北局了,有重要任务交给你。中央想让你担任驻苏联大使,看你愿不愿意。次日,王稼祥答复毛泽东:愿担任驻苏联大使。其实,早在2月初,毛泽东同斯大林派来的代表米高扬会晤时就已说过:新中国成立后将由王稼祥出任第一位驻苏联大使。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召开后,新中国建国问题已迫在眉睫。苏联是否立即承认新政府对新中国能否在国际上立足至关重要。1947年到1949年初,斯大林曾一再寻找各种借口,拒绝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斯大林的苦衷在于苏联和国民党政府还保持着外交关系,时任驻华大使为罗申,双方还签有《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从4月份开始,王稼祥就开始为筹建中国驻苏大使馆物色人选,并大量阅读从各处收集来的各种材料、书刊。两个多月后,毛泽东于620在中南海颐和园与即将访苏的刘少奇和“候任大使”王稼祥长谈。

620,王稼祥随同刘少奇从清华园车站乘专车离开北平前往莫斯科。随团同行的有代表团秘书师哲、邓力群、戈宝权等人。622,途经沈阳,高岗和俄语翻译徐介藩上车。刘少奇此次莫斯科之行主要是当面向斯大林报告中国革命的形势、新政协会议、中央政府的筹建准备工作以及中苏关系问题,特别是通报新中国的外交问题。斯大林及其他苏共领导人与刘少奇进行了5次会谈。在会谈中,斯大林问刘少奇:“国民党政府实际上已经瘫痪,不复存在,你们打算何时宣布成立中央政府?”刘少奇答:“我们打算在195011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不要太着急,我们当年在瑞金曾成立过中央苏维埃,但因条件不成熟而没起多大作用。”斯大林不赞成:“那时候和现在的情况不同,我们的经验是无政府的时间不能太长了,党不能代替政府,否则帝国主义会利用所谓无政府状态进行干涉,甚至联合干涉。帝国主义一旦干涉,那就被动了,你们要防止。”刘少奇问:“新中国成立后是否能在国际上得到承认?”斯大林用最明确的语言表示:“我们坚决支持。”

730,刘少奇、王稼祥拜访刚刚出任苏联外交部部长的维辛斯基,时间长达3个小时。66岁的维辛斯基就外交部的组织机构、工作方式方法、驻外大使馆领事馆的组织情况和职能、外交干部的培养使用以及外交斗争中的主要经验等问题向刘、王“面授机宜”。

 

【周恩来签署新中国第一份外交文书】

8月下旬,王稼祥回国,戈宝权以新华社驻莫斯科记者名义留下来,具体负责筹建大使馆。王稼祥夫人朱仲丽这样写道:“王稼祥为了准备出任驻苏联大使和协助周恩来同志筹办有关外交方面的事务,白天很忙。下班后,他经常同周恩来同志共乘一辆小卧车回香山。那时,周恩来同志兼外交部部长,王稼祥是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因此,很多外事工作都需要他们商量。有时我去市区,回来和他们坐一辆车,看到他们在车上还是商量工作。”

此时,新中国已如同躁动于母腹之中的婴儿。101,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周恩来以外交部部长的身份发出第一份公函,这是新中国第一份外交文书:

迳启者,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已在本日发表了公告。我现在将这个公告随函送达阁下,希为转交贵国政府。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世界各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是需要的。  

此致

先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长

                                     周恩来(签字)

1949101于北京

1949102日晚2145,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致电周恩来:苏联政府决定建立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苏联迅速地承认新中国,这是是对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最有力的支持。

50年后,前苏联驻北平总领事齐赫文斯基这样回忆中苏邦交的建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是1949131进入北平的。当时我接到莫斯科的指示,要求我以个人身份(即不能以领事馆工作人员的身份)与新政权保持接触。我与北平市的军事管制委员会主席叶剑英将军建立了良好的关系……101日清晨,我去火车站接苏联社会人士代表团(引者按:应为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十分意外地在车站见到了周恩来,他头天晚上刚刚出任总理兼外交部长。他站在那里,脸色苍白,双目紧闭,身边两个警卫搀扶着他。周恩来的秘书赶忙走过来,请我不要打搅总理,他44夜没合眼,一直忙于政治协商会议的工作。当火车出现在站台,周恩来被唤醒,和我们打过招呼后就去迎接苏联代表团。来宾们被邀请参加开国大典……在开国大典上周恩来总理的秘书向我转达口信,请我不要离开总领事馆,他们正在起草一份紧急公文需要交给总领事馆。我回到了总领事馆,周恩来的秘书韩叙很快就来了,他带来了总理的信函。周恩来代表政府通报说,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已经成立,希望能够得到世界上所有友好国家的承认。我立即向莫斯科发了电报。第二天早上,莫斯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了苏联《真理报》和《消息报》刊登的关于成立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决定和周恩来的信函……”

 

【毛泽东亲笔给王稼祥写“介绍信”】

105,《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重要消息:在中苏互相征得同意后,苏联政府已任命罗申为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大使,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任命王稼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第一任大使。同日头版,《人民日报》还刊登了《罗申大使简历》。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此条重要消息。最初,新中国的主流媒体在介绍罗申大使时似乎多少回避了罗申曾经是驻国民党政府最后一任大使的身份。何也?盖因对方是尊为“老大哥”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新中国奉行“一边倒”的主要对象。但不快归不快,中国仍以最饱满的热情和空前的规格欢迎罗申。

罗申104即由莫斯科乘飞机动身来中国。他怕让别人着了“先鞭”:他从英国驻苏联大使处获知英国可能迅速承认中国,而英国在华又有大使馆留驻,罗申为争取苏联获得第一个呈递国书地位,必须以最快速度赶来。

1010日下午,在军乐声中,罗申的专车抵达北京前门车站。周恩来外长和聂荣臻市长、王稼祥大使前往车站欢迎,有三千余名欢迎群众齐集车站外。双方致词毕,罗申大使即由周恩来等陪同走出车站,穿过欢呼的群众行列。

苏联外交部交际司副司长感慨地向戈宝权表示:“你们欢迎罗申大使的礼节过于隆重,相当于迎接外国元首了。”

1011,罗申大使到达北京后的第2天,《人民日报》特意在第1版发表热情洋溢的社论《欢迎罗申大使》。为一国大使到任而如此“动作”,可谓绝无仅有。紧接着,1017的《人民日报》又在第1版发表近七百字的新闻特写《记罗申大使呈递国书》,充满感情的笔触,见证了处于蜜月期的中苏关系。

另一头,王稼祥大使即刻要走马上任了,“要作些什么准备呢?”这可急坏了夫人朱仲丽。“着什么装?”“穿什么鞋?”……只到过一次苏联的朱仲丽对此颇费心思。当时北京没有为出国人员制装的高级服装店,外交部和中央有关部门也无专人管理此事。因没有“先例”,李富春特别发给王稼祥、朱仲丽夫妇“专款”200元,用来购置服装和生活必需品。王稼祥说:“你不要为我买什么了,我的旧西装和大衣还保存在箱子里,就穿现有的出国吧!”为了既节约又不失外交礼仪,朱仲丽煞费苦心。一天出了北京饭店,朱仲丽发现,东长安街南面的场地上(即现在的东单公园)有一大片地摊,琳琅满目的百货用品放在地上,任人挑选。朱仲丽高兴极了,买了3块衣料和其他一些零星物品,准备自己做衣服。王稼祥笑着说:“那好,你就带着衣料到莫斯科自己动手做西服吧!”数年前,年届耄耋的朱仲丽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还清晰地记得60年前的那一幕:“我自己做宴晚服……那个料子挺漂亮的,穿着谁也看不出来。不像现在这样,外交官出国可以做很多漂漂亮亮、时髦的衣服,从头到脚,还有高跟鞋、丝袜之类。我们那时什么都没有,也没有人替我们准备。组织上给你一点钱,你自己去买点,就这样……”

1020日晚上,周恩来总理前往北京火车站为王稼祥送行。1021,《人民日报》还为王稼祥大使赴任苏联发表社论。这两件事在新中国外交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

22日上午10时许,王稼祥专车抵达哈尔滨,下车后稍事休憩,旋即启程,国门已不远矣!可有谁知道,王大使一行赴任,匆忙之间连护照都来不及办理,只有薄薄一纸“证明书”:

 

敬启者,王稼祥大使暨随员一行13人(内有苏联人2名——古早夫及阿洛夫同行)定于本月20日下午5时由京出发,前赴莫斯科。惟因护照不及赶办,暂发给证明书,以便迅速成行。用特函请电达贵国政府,令饬沿途关卡查照。准予以外交护照待遇为感。

专此顺颂 公祺

此致 苏联大使馆

(附名单)

外交部办公厅

主任  王炳南

副主任  阎宝航

19491019

 

就在王稼祥大使离京赴任的那一天,毛泽东亲笔给斯大林写信——

 

斯大林同志:

兹介绍王稼祥同志给你。王稼祥同志到苏联的任务,除担任我国驻苏大使,并以我国外交部副部长资格兼管对东欧各新民主国家的一般的外交事务外,同时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资格(他是我党的中央委员),和你及联共中共接洽有关两党之间的事务。请你及联共中央同志们站在同志的立场上随时对他给以指导,使他的工作获得较多和较好的成就。我在这里预先向你表示谢意。

致以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19491020于北京

原载于《同舟共进》2009年第8,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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