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第11期 2018-11-21 孙兴杰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却是领导人带领人民创造的。默克尔的某些政治品格恰好适应了21世纪前20年世界以及欧洲的剧烈变动,她在德国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是,历史的潮流又不是一两个政治家能主宰或左右的,当潮头已改,退出可能是最好的归宿。

│孙兴杰(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副院长)

 

如果默克尔卸任了,德国会怎么样?这是一个未来的问题。但通过思考它,却可以让人看到德国当下面临的问题,即默克尔结束4个任期后,德国政治权力会不会出现一定的真空,对国家治理来说会不会成为一种冲击。如果不出意外,默克尔的任期将会和她曾经的导师科尔的任期差不多,而科尔之后,基民盟进入了低潮期。默克尔从2005年就任总理后,基民盟进入了长期执政阶段,德国的政党政治以及德国面临的内外形势都在发生变化,默克尔卸任后,基民盟也可能进入低潮期,且届时德国面临的形势要比科尔卸任时还要复杂。默克尔曾被认为是西方国际秩序的支柱和灯塔,但政治场中没有常青藤,我们不仅可以想象一个“后默克尔时代”,还可以总结默克尔的政治遗产。

政治遗产

我问一位德国朋友:没有默克尔,德国会怎么样?他说,德国可能成为一个超级强国。这当然是玩笑话,但也反映了德国人求变的心理,默克尔的第四个任期已达到德国人、德国选举政治的极限,审美疲劳”已经出现,当初投票给默克尔的而立青年,如今也已人到中年。从边际效应说,默克尔的政绩即便仍一如既往地好,也会变成一种习惯,而一旦有负面资产或不当政策,就会引起更大的反弹。当我问德国朋友:除了默克尔,谁可以治理德国?回答是“不知道”。也就是说,德国人对默克尔的不喜欢并不是理性的,只是出于一种求变的思路和渴望。

默克尔最大的政治遗产可能就是长期执政的后遗症。在现代德国史上有政治遗产的总理,执政时间都比较长,更重要的是赶在了德国历史发展非常重要的关键节点。从俾斯麦到阿登纳,从科尔到默克尔,无不如此。俾斯麦缔造了现代德国,而且维持了20多年的和平;阿登纳在二战结束后让德国重新站起来,并融入到了欧洲的大家庭中;科尔抓住历史机遇,实现了德国的统一。那默克尔呢?当欧洲或西方整体进入“衰落”的时候,德国成为欧洲的领导者,在默克尔的领导下“静悄悄”地崛起。而每一位改变德国的总理,又将德国带入一种无人之地,甚至可以说,这些强势总理的意识超前于国家发展,在他们退任或达到事业巅峰后,国家也就陷入了战略迷茫。

客观地说,默克尔任内成就了很多事情,最大的成果就是让德国在欧洲的地位发生了变化。有人说,德国是不情愿的领导者,即便不情愿,德国还是走上了领导岗位,从欧债危机到难民危机,默克尔虽然表现低调,但却是中流砥柱。对于国家地位的变化,可以说,德国还没有准备好,或说还没有这样的诉求和愿望。因为纳粹主义以及德国的侵略史让这个国家一直处于人道主义谷底,德国人对于国家崛起或霸权都带有天然的抵制。但默克尔成功推动德国承担这样的责任了,从这一点看,默克尔的历史地位是比较高的,在现代德国总理的排行榜上是有一笔的。

默克尔的政治遗产是德国发展到特殊历史节点的产物,与其他总理基本是一样的。每位德国总理都有自己的个人风格和施政思路,默克尔给人的感觉就是“大娘”,外表憨厚朴实,似乎不会生气,但却能让人感受到内在的气场。默克尔最大的风格就是“没有风格”,用中国成语形容就是“外圆内方”。默克尔的圆融之道让她可以像泥鳅一样游离在不同的人和集团之间,最典型的事例就是,在日本“3·11”大地震后,顺应德国民意,暂停发展核电。政治家和民意之间应该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关系?首先不能脱离民意,但也不能过于超前民意,更不能完全唯民意马首是瞻。默克尔基本不会违逆民意,这种“没有风格”的做法,也是她能长期执政的原因之一。

当然,政治并不是搞慈善,就像卡尔·施密特说的,政治是要分清敌友的,而且最终一定是要为了获得政权的。默克尔对民众的无风格并不意味着她在党内也是没有风格的。选举政治看起来是扁平化的组织模式,但在党内还是有等级性的,尤其像基民盟、社民党这样的“老大党”。政治学家罗伯特·米歇尔斯研究社民党等政党时得出的结论就是,存在着一种寡头统治的铁律。默克尔要当上总理的第一道关卡就是成为党的领导人。要知道,基民盟这样的党人才济济,默克尔是在德国统一后才被招揽,十几年后就成了德国总理,不能不说这是“默克尔速度”。在党内,也有沃尔夫冈·朔伊布勒等名望非常高的人,然而,他们都没有真正挑战默克尔的政治权威,为什么?朔伊布勒后来成为了默克尔的财政部长,从敌人变成了盟友。这是体现默克尔外圆内方的最佳印证。在默克尔之后,她的继任者能否摆平党内不同的挑战者,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从当下德国的政党格局来看,默克尔之后,基民盟还能不能继续执政,是值得观望的。

默克尔留给欧盟的最大的遗产,是在债务危机以及难民危机中表现出来的对欧洲一体化的坚持。债务危机基本过去了,2018年以来,欧盟经济进入复苏阶段。如果不回过头看,很多人也许不知道已经走了多远,也可能忘了债务危机对欧洲的冲击和影响。2009年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后,从主权债务危机上升到了欧元危机。欧元区没有退出机制,如果希腊退出,会不会引发连锁反应?可以说,希腊债务危机、欧元危机与欧洲一体化的前途和命运是绑在一起的。当时这一切对法国和德国的考验是尖锐的,法德轴心如果不能担起责任,欧洲的事业就会遇到巨大挫折。是坚定地朝着一体化方向发展,还是退而求其次,当时也有争议,欧元区中的“优等生”不愿意拯救希腊这样“好吃懒做”的国家,但德国还是坚持紧缩,同时倡导欧洲建立财政契约。

欧债危机给了德国一个机会,让它将经济实力转化为政治领导力,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德国搭台,法国唱戏”的模式基本结束了。2015年,当难民潮叩响欧洲大门时,默克尔展现出了惊人的领导力,德国一下子占据了世界人道主义高点,摆脱了二战以来面临的道德伦理问题。但时过境迁,一年之间到来的100多万难民对德国社会形成巨大的冲击,他们带来了不同文明,也造成了德国与欧盟不少成员国之间日益深刻的矛盾。此后,难民问题已成为影响选举的重要因素,也是默克尔在德国政治中种下的蛊。……以上文字节选自《同舟共进》杂志。邮发代号:46-56,订阅电话:020-3830 8908(发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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