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第11期 2018-11-21 马忠文

│马忠文

 

说到戊戌时期的风云人物,首推康有为和梁启超,他们师徒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影响有口皆碑,二人的历史地位更是毋庸置疑。不过也要承认,我们现在对戊戌变法的整体了解,太多受到康、梁个人动机的影响,对这场政治变革的总体解释,基本都在《戊戌政变记》和《康南海自订年谱》这两部当事人回忆的叙述框架内,有不少自我辩护的意味。说得苛刻一点,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自觉不自觉地为康、梁背书。虽然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几代学人花费心血,辛勤爬梳档案,已澄清了不少疑问和讹说,戊戌变法史研究已得到显著推进,但是康、梁的著述毕竟先入为主,一些似是而非、夸大其词的说法影响深远,仍旧流传,专业研究的进步并未改变大众的历史认知。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其中,康、梁主导的戊戌变法史叙述中,最关键的问题是把张荫桓——这个“幕后大人物”彻底掩盖起来了。一般的戊戌变法史叙说中,提到张荫桓的并不多,即便提到也是轻描淡写,很难看到这位粤籍大佬发挥过的关键作用,仿佛一切都是康、梁奋斗的结果,这是严重失实的。可以说,没有张荫桓,就没有康有为的变法活动,更没有戊戌新政。要知道,康有为的这位同乡大佬,在戊戌年春可是一位举足轻重的政治大腕——光绪皇帝最信赖的朝臣,没有之一。

甲午后的“幕后大人物”

民国掌故学家黄濬在《花随人圣庵摭忆》中曾评价,张荫桓是甲午至戊戌时期的“幕后大人物”。这里的“幕后”二字用得极妙,说到了问题的要害。

张荫桓(1837-1900)字皓峦,号樵野,广东南海人,世居佛山。他自幼聪颖好学,却不喜八股,连个秀才都没考上。1862年前后,只得前往山东,投奔在那里为巡抚当幕僚的舅父李宗岱(字山农)。几经努力,机警干练的张荫桓受到巡抚阎敬铭的赏识,舅甥同幕,开始了仕宦生涯。阎氏的后任丁宝桢对张荫桓也是赏识有加,曾派舅甥俩千里迢迢远赴黑龙江招募马队,率领回鲁,用于镇压四处流窜的捻军“股匪”。

既有军功,加之走捐官的路子,很快,张荫桓便有了知府的头衔。1875年,张荫桓署理登青莱道时,直隶总督李鸿章来烟台与英国公使威妥玛商议马嘉里教案,张的才识得到了洋务派领袖的格外赏识,二人遂建立师生关系。当时清廷的洋务和外交多由李鸿章主持,这对张荫桓后来的道路至关重要。经历了短暂的京卿生涯,在李的支持下,张荫桓在1887年出任清廷驻美国、秘鲁和西班牙钦差大臣,三年后回国。

数年后,张荫桓以户部左侍郎充总理衙门大臣,参与财政、外交决策,很受慈禧的器重和同僚的信任。不过,张荫桓以捐班起家,官至侍郎,权高位重,在注重科举出身的官场中十分罕见,难免遭到不少正途出身官员的嫉妒和忌恨。

1894年发生中日甲午战争,清军惨败,次年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这场战争不仅改变了东亚政治格局,也使朝局发生重大变化,甲申易枢后的军机班彻底瓦解。孙毓汶、徐用仪被赶出军机处,恭王奕?重新出山,翁同龢、李鸿藻和刚毅同时进入军机处;满洲权贵荣禄渐渐成为权势煊赫的人物;更为重要的是,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李鸿章被开去直隶总督职务,回京办事,成为没有职权的“空头”大学士。

这种权力格局的变化,为张荫桓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凭借出众的才华,他一面积极接纳帝傅、户部尚书翁同龢,在户部、总署积极为同僚翁同龢出谋划策,谋求扩大在清廷财政、外交决策中的实际力量,在甲午战后三次对外大借款中具有很大的发言权,以至于被言官参劾有“揽权”之嫌。另一方面,由于李鸿章跌落,张荫桓在清廷对外决策方面,获得恭王奕?和庆王奕劻的信任,影响力显著增强。李鸿章在1896年签订《中俄密约》回京后,奉旨充总理衙门大臣,便与张产生冲突,在次年胶州湾、旅大交涉过程中,张、李之争几乎贯穿始终。

甲午战争后,年轻的光绪对张荫桓有着超乎寻常的信任,甚至超越了对自己的师傅翁同龢。1897年胶州湾事件发生后,列强掀起瓜分狂潮,皇帝受到强烈刺激,朝野舆论对军机处决策失误提出强烈的批评。张荫桓因为不避嫌疑,敢于任事和担当,很受皇帝的赞誉。光绪帝曾公开指责军机大臣对一些要事,“问起来绝不知道,推给张荫桓一人挨骂”,对张公开袒护。他频频召见张荫桓,对张言听计从,引起朝野关注。

时人曾记载说:“南海张侍郎曾使外洋,晓然于欧美富强之机,每为皇上讲述,上喜闻之,不时召见……启诱圣聪,多赖其力。”就连政变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也不否认张荫桓因出使西洋,“皇上屡问以西法新政”。了解内情的维新党人王照后来评论说:“张荫桓蒙眷最隆,虽不入枢府(军机处),而朝夕不时得参密沕,权在军机大臣以上”,“是时德宗(光绪帝)亲信之臣,以张荫桓为第一”。王照说这番话确实并非夸张,当时的军机大臣都是集体召见,绝无单独谈话的可能,而张荫桓却享受着连军机大臣都没有的恩宠,也难怪慈禧后来怀疑是张荫桓教坏了皇帝,离间了他们的母子关系。了解到这些情况,不能不说,黄濬把张荫桓称为戊戌变法时期的“幕后人物”,可谓一语中的。

康有为的“后台老板”

如果不了解张荫桓在戊戌变法前夕的特殊地位,就无法理解康有为,一位编外的六品主事何以在这年春天破天荒般地得到光绪皇帝的赏识,成为一颗令人瞩目的政治明星。

虽然康有为后来极力掩饰他与张荫桓的密切关系,但是,有一个事实是不能否认的:当时的同乡关系在政治生活中极为重要,外地士子、官员入京,首先要与京官中的同乡建立联系,本省或本府、本县会馆更是联络乡谊的主要场所。各地的同乡组织也依托在会馆内。甲午前后,广东的京官大佬有礼部右侍郎李文田(字仲约)、仓场侍郎许应骙(号筠庵,后任礼部尚书)、兵部右侍郎杨颐(字蓉浦),但他们都与康有为格格不入,关系紧张,康氏能攀附上的粤籍高官只有张荫桓一人。究其原因,可能是康氏富有才华,不拘小节,热心关注外部世界,在学习西方问题上,与张志趣十分相投。对张来说,也是爱才心切,对同乡后辈中有才学者不免另眼相看,这也是他不同于其他粤籍大佬的地方。

康、张结识的时间已难确定,可能是张1887至1890年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公使前后回乡小居的那段时间。1893年康有为中了本省乡试举人,而此时张荫桓已在京升任户部左侍郎兼总理衙门大臣。新科举人的身份,使康更容易与张建立密切的私人关系。至少,次年春,康有为来京参加甲午会试,二人的关系非同寻常。康氏来京居住的寓所金顶庙系一座关帝庙,位于东华门外烧酒胡同,与锡拉胡同张荫桓的府宅仅一街之隔,到张宅十分便利。张荫桓《甲午日记》中就有不少与康往来的记载,难怪台湾学者黄彰健早在上世纪70年代看到该日记稿本时,便断定张氏属于“康党”无疑。

1894年8月,会试落第的康有为回到广州后,发生给事中余联沅参劾康著《新学伪经考》一案。余联沅说康氏此书诋毁前人,煽惑后进,与士习文教大有关系,请求严禁。余的折子上达后,上谕命两广总督李瀚章查办。因为此案牵涉的是粤人乡里之争,又赶上甲午战争前期,军情紧急,幸亏张荫桓暗中努力,疏通关系,李瀚章便采取放宽处理的办法,命作者自行抽毁就算了结。可康有为年谱却说,事发后,梁启超在京四处活动,游说翁同龢、张謇、沈曾植、曾广钧、盛昱、黄绍箕、文廷式等人从中帮忙,才转危为安,全然不提张荫桓的关键作用,这自然是刻意隐讳。晚年康有为还对他获得的张荫桓甲午日记稿进行毁弃,将日记中记载设法为康“运动”、营救康氏的记载撕毁,看来他真的很不愿意让后世知道他与张的真实关系。

1895年春,康氏再次来京参加会试,这次他得中进士。考试前,他又托张荫桓向考官和阅卷大臣李文田、翁同龢等人暗通关节。中进士后又与张谋划如何得中翰林。科举考试中的请托现象在当时司空见惯,张荫桓既然愿意为康的前程到处运动,说明二人私交实在不浅。同样,康有为不敢将这些秘密说出,却极力称颂翁同龢对自己的器重和赏识。从当时情况看,康氏虽有攀附帝师的热望,无奈翁氏对他始终“敬而远之”。康有为只不过是张荫桓庇护下的乡党,了解康氏在京活动,必须在这层关系中去考察,才可窥其真相。

暗中运筹,助康上书

胶州湾事件后康有为伏阙上书,向清廷提出救亡图存的政治建议,却连连碰壁。身为工部主事,他通过工部堂官,将奏折代递皇帝,才是上书的合法途径,但遭到拒绝。随后,经张荫桓介绍,康氏又想拜见翁氏,希望利用翁师傅的特殊渠道实现上书的理想。不料,又遭到翁的拒绝。山重水复之际,最终还是由总理衙门的当家人张荫桓亲自居中策划,演绎了一场康有为上书皇帝、倡言变法的历史大戏。可惜,康、梁对这桩秘密从来三缄其口,不予吐露。

康、梁在后来的宣传中丝毫不提及张荫桓在上书活动以及皇帝赏识康氏过程中的作用,主要原因是这个过程在当时十分隐秘,不能拿到公开场面上说。后来有人说张荫桓“私以康有为进”,一个“私”字可谓道尽玄机。因为把康有为介绍到光绪皇帝面前,是张荫桓通过私密手段完成的,当然不敢公诸于众了。

为了帮助康有为实现上书目的,张、康决定通过运动言官保举康有为的策略来打开局面。1897年12月12日,兵科给事中高燮曾在上疏言事时,在附片中向皇帝举荐康有为,请给予破格召见。高氏称,瑞士有弭兵会,专为各国之间排纷解难,各国皆有闻人参加。如两国纷争,未经开战之前,可请弭兵会中人从中调解,以避免战争。他在附片中说:臣见工部主事康有为,学问淹长,才气豪迈,熟谙西法,具有肝胆,若令相机入弭兵会中,遇事维持,于将来中外交涉为难处,不无裨益。可否特予召对,观其所长,饬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厚给资斧,以游历为名,照会各国使臣,用示郑重。现在时事艰难,日甚一日,外洋狡谋已露,正宜破格用人为自存计。所谓请自隗始者,不必待其自荐也。”这个建议听上去颇有道理。

后来人们才发现,这个附片是康有为自己所拟,交给高燮曾递上的,这种“买都老爷上折子”的事情,在当时的京城屡见不鲜,康有为不过顺手拈来,加以运用,也不足为奇。果然,此举很有成效。光绪帝这天一早见到高燮曾的折片后,并未直接批复,而是在召见军机大臣时,对高片进行商议。随后发布谕旨,高燮曾奏请派康有为相机入西洋弭兵会之事,由军机大臣传旨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命该衙门“酌核办理”。当时翁同龢既是军机大臣,也是总理衙门大臣,便由他传知了总署。

康有为在政变后反复宣称是翁同龢向皇帝举荐了自己,似乎翁氏在这件事情上有多么主动。殊不知,这一天在军机大臣召见之前,光绪帝先召见了张荫桓,显然,皇帝对派员前往弭兵会一事的重视,是受了张的影响。当时中德胶州湾交涉正陷入僵局,朝臣束手无策,派人参加弭兵会似乎也可尝试。光绪帝在召见枢臣时令将高片交总署酌办,原本是张荫桓的主意,这显然给了康有为一次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从后来的情况看,由于张荫桓是总署的当家人,将高燮曾附片交给总署的“酌核办理”,对康氏不断改变政治境遇十分有利。1898年3月11日,总署递上了办理高片的最复奏折,他们“酌核办理”非同寻常,尽管与德国人的谈判即将达成协议,派康入弭兵会的建议已被否决,特予召见”更是没有任何可能,但总署却以高氏称康“学问淹长”熟谙西法”为由,先将康氏传到总理衙门问话,听其阐述改革主张,然后又将其自行递至总署“恳请代奏”的变法条陈(《第六书》)代呈皇帝。这种节外生枝的“办理”结果,与高燮曾的原意早已大相径庭。非常明显,是张荫桓在三个月之内,利用在总署的权势,逐渐将事态的发展引向了非常有利于康氏的一面,给了康有为千载难逢的机会,帮助他通过合法途径达到了上书皇帝的目的。不过,康、梁在事后的回忆中,或称颂光绪帝的圣明,或讴歌翁师傅的爱才,对张荫桓的暗中运筹绝口不谈,不免有些忘恩负义了。

“密荐”康有为

人们都知道,戊戌变法中康有为对皇帝的影响是通过进呈变法奏折和书籍这种特殊形式来逐步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张荫桓更是推波助澜,功莫大焉。根据档案显示,康氏递上《第六书》后,又陆续向总理衙门呈递新的变法条陈与书籍。3月12日,也就是《第六书》呈递皇帝的第二天,康有为便将早已抄好的《俄大彼得变政记》一书及《上皇帝第七书》送到总署请求代递。3月19日又将一件关于联英、日以抗俄的奏折递至总署。3月24日总理衙门将上述二折一书同时进呈皇帝。4月10日康氏复将《日本变政记》《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三书及一折一片交到总署。4月13日翁同龢在枢臣见起时,奉命将此三种变法书籍及康氏折片一并呈到御前。

短短一个月,康有为连续三次向总署递条陈和书籍,数量一次比一次多,总署代呈一次比一次及时,基本上没有拖延。后来这些奏折和书籍由总署代呈,并无正当名目,明显违背清代定制。康氏在年谱中口口声声说这些条陈和变法书籍都是“奉旨”而上的,其实都是他自行递至总署,“恳请代为具奏”的。既是自行呈递,又怎能顺利到达御前?岂不知这又是神秘人物暗中活动的结果。

据张荫桓日记,他在1898年1月30日,2月11、18、27日,3月23、31日,4月4、7、8、18、30日,5月2日,4个月内总计12次被皇帝单独召见。仅4月后就被单独召见6次,而康氏的变法书籍主要是在4月内进呈的。仔细考察就能发现,张氏屡蒙召见与康氏频频上书、总署违例代呈之间存在的有机联系。例如,3月23日张荫桓被召见,第二天总署就将康氏早已交来的书籍、条陈呈上;4月7、8日张氏连续两次被召见后,康有为即于4月10日异乎寻常地将三部变法书籍和一折一片同时递至总署,4月13日翁同龢在枢臣召对时将其呈送皇帝。如果不是张氏在召见时的介绍,以及光绪帝的特意过问,康有为递至总署的书籍恐怕很难及时上达。明明是张荫桓暗中推动,可是,康有为却用一个笼统的“奉旨”概念搪塞世人。或许将光绪帝过问后的进呈视为“奉旨”,似乎也不无理由,但是,这样恰恰掩盖了张荫桓利用独对的机会为康推介的内幕。

也许张荫桓和康、梁一直守口如瓶,但其中的奥妙也难逃局内人的法眼。近人郭则沄在《十朝诗乘》中写道:时德宗惩甲午之败,谋自强,张樵野密进康所著书,上惊赏,戊戌改制由此。”他在《庚子诗鉴》也写道:“康有为初规变法,所著及封奏皆由张樵野侍郎代进。”郭则沄之所以言之凿凿,揭发张荫桓密进康氏书籍之事,是因为他的父亲郭曾炘(号春榆)在戊戌年春天是一位领班军机章京,属于了解内情的局内人。与郭氏父子同时代的祁景颐也向后世披露:“德宗(光绪帝)立意维新……召见时(张)私有所陈,兼进新学书籍。如康南海之进身,外传翁文恭(同龢)所保,其实由于侍郎密奏也。”祁景颐为清季名臣祁世长之孙、军机大臣李鸿藻外孙,出身世家,久居京师,这番言论也不同于游谈无根的传闻野记。他明确肯定举荐康有为的不是翁同龢,而是张荫桓。可见,不管康、梁怎样掩饰,事实究竟是无法掩盖的。

在两三个月时间里,康有为通过张荫桓,牢牢把握住了光绪帝的思想动态,不断进呈变法书籍和条陈,建言献策,逐步赢得了年轻皇帝的信任。同时,又联络其他官员上书言事,营造变法声势。1898年6月6日,在康有为策划下,御史杨深秀上疏请明定国是,“宣布维新之意,痛斥守旧之弊”。6月8日,康又代内阁学士徐致靖草折,再次请明定国是,大意与杨折同。6月11日,经慈禧太后同意,光绪帝终于宣布明定国是,实行变法。6月13日,徐致靖再次上疏,奏请召见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等人。疏上,光绪帝谕令在京的康有为、张元济预备召见。戊戌政变后,梁鼎芬公开揭露徐氏的奏折是康、梁二人所拟,张荫桓后来也称此折是康氏重金馈赠徐氏的结果。这种非局内人无法洞悉的秘辛,恐怕不能说是张氏无端编造的,正说明张荫桓也是这核心机密的“康党”主脑人物。

当然,随着百日维新开始,翁同龢被开缺回籍,张荫桓也受到言官纠参,因为被指控借款“受贿”,几乎面临抄家的危险,他对康氏的活动也就无暇顾及了。另一边厢,受到皇帝破格召见后的康有为声誉大振,更加激发了他的斗争激情。他怂恿御史杨深秀、宋伯鲁弹劾粤籍同乡许应骙阻挠新政,多少有些个人恩怨在内,结果招致许应骙反唇相讥,揭露他“寅缘津要(张荫桓)”,首次将张、康之间的私密关系暴露出来,这当然是张荫桓不希望发生的。此后,张开始闭门养病,借以避祸,张、康关系也渐渐疏远。康有为后来讳言张氏,与此可能有关,但根本上说,张荫桓在康有为的政治崛起中发挥的真实作用,实在是无法行诸笔端的。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近代史档案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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