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第11期 2018-11-21 吴敏文

│吴敏文

 

在展示日本手工艺的20集纪录片《工匠达人》中,每集开头都会重复对“工匠”的定义:运用手的技巧或工具做出用品或建筑物,并以此为荣的人;做出美观物品的技术。近代以来,日本以向全球市场提供精美的手工产品、机械产品、电子产品等而获得“工匠大国”的名声。工匠精神”作为一种文化成分,不仅体现在手工艺人和手工制品中,还体现在职业道德、职业能力、职业品质上,是从业者的职业价值取向和行为表现。那么,孕育工匠精神的日本文化究竟来自哪些方面?

等级制下的各安其分

日本历史大致经历了早期不成熟的天皇一统的中央集权时代、中期逐渐成熟的武家幕府封建时代,以及德川幕府结束后,经明治维新走向近现代文明的君主立宪时代。日本独特的历史走向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严格的等级制度,即由天皇、幕府将军、藩国大名(藩国之主)等构成的国家三级统治体制和士、农、工、商等“四民”构成的社会成员体制。

在日语里,皇室中的人被称为“居于云上者”,只有具有皇室血统的人才可继承皇位,天皇是神,不可侵犯。即使是将军权力达到最高峰的德川幕府时代,德川家康制定了《禁中及公家诸法度》,规定“天子诸艺能之事,第一御学问也”,但也不敢废天皇。

将军的权力来自所掌握军队的征讨,他将全国分封为由各大名治理的藩国,大名配备家臣和武士,当危险或内乱来临时,武士负责保护大名。这就形成了天皇作为精神领袖、幕府将军掌管国家统治实权、大名治理藩国的国家政权三级体制。

“四民”中的最高级者“士”指武士。武士是幕府和大名的家臣,不仅精于武艺,而且按照主人的吩咐履行管理文武事物、掌管账目等。“农”即农民。“工”即手工艺者。“商”即商人。武士享有特权,农、工、商是平民。等级差别十分严酷。如果一个武士新打造了一把刀,想一试锋刃,可以找个农民或商人来试,武士杀死农民或商人,不受法律限制。德川幕府时期制定的法律规定:不尊重武士的平民,格杀勿论。

“四民”之下是社会的最下层,即贱民。贱民是日本社会人数最多的等级。他们所从事的,是其它阶层所不耻的职业,比如打扫垃圾、掩埋死囚、为死兽剥皮等。他们几乎不被看作是人,就连他们居住地经过的道路,都不被计入里程。

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这种作为政治秩序建立之基的等级制,在经济领域被推广开来。国家把那些已经上了轨道的战略性企业卖给那些与政治家关系密切的财团,让他们位居经济领域的最高层,类似幕府将军将领地分封给藩国大名。以此为模式,各个产业、业界及从业人员之间一套严密的等级关系建立起来,形成各得其所的共生关系:武士享有社会地位的尊荣,虽然下级武士俸禄微薄,与贫困的农民不相上下;农民虽然负担沉重,但拥有土地作为财产;手工艺者拥有赖以生存的技术;而商人虽然社会地位卑贱,但生活富足;至于贱民,只能怪祖先传承给他最低贱的身份。

严格的等级制为日本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秩序,因此得到人们的普遍接受和信赖。等级制的不平等,经久不变,已然成为日本民族几个世纪以来的生活准则。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揭示:“承认由等级制而产生的特权,对他们而言天经地义,既容易理解,也容易接受,就像呼吸一样自然。”“日本人死心塌地地遵守着他们那套等级制度,这种制度给了他们安全感。”在等级制度中,每个社会成员都有保障,哪怕是贱民,其自治集团也是被政府认可的,很多特种职业都被他们独占。每个阶层的限制条件也给他们以规范和安全。从而,日本人认为,任何破坏既定规范的行为都是不可饶恕的,只有生活在规范里,才能获得安全感,所以各类从业人员都谨守行业分工,专于其业。

1930年出生的村嶋孟对米饭的感情笃深。他一辈子就用心做一件事——烹饪白米饭,沿用古法,一煮就是50多年。他对自己煮的饭有分类,煮得不太好的叫做“饭”,再好一点的叫“米饭”,最纯正美味的才能叫“银饭”。他在全日本享有“煮饭仙人”的美誉。每当他在蒸气腾腾的厨房中,赤裸上身坚守在白米锅旁控制火候时,犹如一尊巍然矗立的捍卫日本稻米文化与料理传统的雕塑。每个吃过他米饭的人都会说:“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米饭。”他煮的饭一碗难求,店门前总是排着长长的队伍。

平常人看来再简单不过的煮饭,村嶋孟竟能50年来安于其位、专于其业,从中取得职业尊严和人生价值,不能不让人从中体悟到日本等级制文化对人性的熏陶所产生的影响,也充分证实了本尼迪克特的看法,即对日本而言,“这种无法撼动的等级关系是一笔可贵的资源”。

国民信仰促使勤于其业

日本神道自古与天皇密不可分。日本史籍将第一代天皇尊为神武天皇、第十代尊为崇神天皇、第十五代尊为应神天皇,这三代天皇的谥号中都附有神名,就是为了体现天照大神(被奉为日本天皇的始祖)的神格,以强化神道与天皇之间的关系。经过长期的演化和强化,“日本是神之国”,“天皇是神的后裔”这些观念作为由统治阶级规定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长期支配着日本人的思想。

本尼迪克特将日本人解读为“时代和世界的负恩者”,即一个日本人一旦出生,就背负着各种必须无条件报答的恩德,主要有四类:皇恩、亲恩、主恩和师恩,其施与方分别是:天皇、父母、主人和师长。其中,最为重要也是终生报答不尽的就是皇恩。

对于各类从业者而言,连接触天皇甚至一睹皇颜的机会都没有,怎样报答皇恩呢?最有效也是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对自己从事的工作负责。越是高尚的报恩,越是无边无尽,这就需要从业者无休止地尽力。

与神道教并行不悖的是泛神论。日本统治者在引导国民把神道当作国教的同时,对国民的其它信仰并不干涉,使得国民信仰五花八门的神。在日本城市和乡村,各类神社密布。母亲们喜欢送孩子去神殿里玩,大人告诉孩子,神灵会保佑他们。在民族节日或祭日里,孩子们正式接触宗教,和所有参拜者一起参加祓灾祛邪仪式,和家长一起参加佛教礼仪。此外,孩子们也参加以佛坛和神龛为中心的家庭祭祖活动,从中获得宗教体验。

泛神论也成为日本国民勤于其业的文化动力。池田大作在《走向21世纪的人与哲学》中说:“在日本,传统的行业各自都有自己的守护神,即使在现代化的企业中,也能看到在车间或办公楼的屋顶供奉着神祀。这是劳动精神与宗教信仰的结合。”各行各业的守护神成为日本人勤奋精神、对本职工作认真精神的来源,具体表现为严守时间,在生产工作中锲而不舍地追求高品质和精良。这成为日本经济繁荣的文化基础。

这种勤奋还有一个非常另类的表现:“罢工”。日本产业工人的罢工不是放弃工作,而是将老板和管理者赶出工厂和车间,由他们占领工厂继续工作,增加生产,以此让老板难堪。有家名叫三井系统的煤矿,管理者被“罢工”工人赶出矿井,每日产量从250吨提高到620吨。用加倍生产来达到“罢工”的目的,可见从业人员的勤奋精神深入到了何等程度。

耻感文化激励精于其业

本尼迪克特将日本文化定性为“耻感文化”。日本的历史演进和文化发展使羞耻感被纳入到道德体系中,“知耻为德行之本”的道德观深入人心。在日本,“知耻的人”与“有道德的人”“重名誉的人”是一个意思。

日本人的信条是:一个人不仅要对其行为负责,而且要对行为的后果负责。对于任何一件与自己相关的事,都应仔细考虑一切因素,切不可因疏忽大意而降低成功的概率,否则会招致耻笑。这种耻感文化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人们会对那些被认为是犯错或犯罪的行为感到懊悔和烦恼,即使当众承认过错也不会得到解脱。

和西方的“罪感文化”依靠内心的罪恶感来促使行善不同,耻感文化是依靠外在压力促使行善。所以,日本人常说:“全世界的人都在注视着我们,所以必须时刻保持大和精神。”

那么,怎样做才算是“保持大和精神”,才能避免犯错以招致羞耻感呢?日本人深信,通过修炼,精神就可以达到至高无上的境界。和美国人认为“只有得到充分的自由,才能达到最高境界”不同,日本人强调,只有约束自己才能有所作为。通过个体的修炼,逐渐适应约束,直到忘记了自身受到的束缚,就会感到解脱了一切。

日本人把灵魂升华到“无我”之境看作自我精神修炼的最高境界。自我修炼包括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培养能力,即改善或提升驾驭生活的能力;第二个层次更高,叫做“圆满”,指意志与行动之间的一种“没有任何障碍”的体验;没有达到圆满境界的人,在意志与行动之间好像有了一层“绝缘体”,日本人称之为“有我”。

自我修炼是从“有我”到“无我”的提升手段和方式,也是一种对自己负责的意识。日本人自孩提时代就不断被灌输这种意识,他们往往能轻松接受别国人难以忍受的行为,而更加注意力所能及的事情,也不为自己找借口,更不会把生活中的不满和工作中的不如意推卸到别人身上。这种自我负责意识成了日本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体到各类从业者身上,就是对自己所从事的行业、技术、手艺等负责。苦行僧信奉肉体越受苦,精神、意志就越顽强并得以提升。手工艺者信奉“各安其分,各得其所”,恪尽职守维护自己职业和手艺的声誉。企业家的生意如果出现了严重问题,也一定自己担当,基本不会向任何人透露情况,更别说求助了。

由于对工作负责本质上是一种自我修炼,自然地,衡量业绩的最佳参照物就是自己而非别人。今天的自己比昨天的有所长进就会获得成就感。当然,如果在行业竞争中落败,也会让当事人感到蒙羞。但这种羞耻感会让他更加发奋努力,继续苦心修炼技艺。从这点看,日本各类从业者的精心修炼本质上是一种自我防御。

在日本东京吉祥寺商业街有一家叫小竹的点心店,面积只有约3.3平方米,售卖一种叫“羊羹”的点心,每天限量150个,每人限购5个。为了买到梦幻的羊羹,许多人早上四五点就来排队,这种情况已持续了40多年。这么受欢迎,为什么限量150个呢?店主稻垣女士解释:一锅3公斤的红小豆能做50个羊羹,红小豆超过3公斤就做不出那么好的味道了,每天做3锅要花10个半小时,已经是极限了。

一个街边小店的从业者如此恪守高品质的标准,一方面是因为她的自我修炼得到了顾客的高度肯定,另一方面是因为她对品质的追求不打任何折扣。同时,也说明了这种精于其业的职业文化在日本是何等深入人心和普遍存在。

以强者为师

日本问题专家汤重南先生认为:日本文化像洋葱头一样,剥开一片,再剥开一片,最后却找不到核,因为它的每一片里头都含有外来文化的影响和日本文化非常重要的成分的融合。这个比喻生动揭示了日本文化的特点,也表明日本民族所具有的学习精神。

日本自古以来就通过朝鲜半岛接触和吸收中华文化。4世纪末,日本采用汉字记录历史;直到7世纪,日本遣唐使吉备真备利用汉字的偏旁和草写发明了片假名和平假名,日本才拥有了自己的文字。向中华文化学习在隋唐之际达到高潮。

到了近代,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败于西方列强的事实,说明中华农耕文明相对西方近代工业文明已经落后。1853年,美国东印度公司佩里将军的黑船直闯日本江户(今东京)湾,给日本的选择题是:不开国,就开炮。有了中国的前车之鉴,德川幕府选择了开国。明治政府第三年,一支近百人的政府使节团从横滨港出发,前往欧美各国考察学习。

为了支撑这次庞大的出行,明治政府拿出了当年财政收入的2%。在1年又10个月的时间里,使节团考察了12个欧美国家,写下了长达百卷的考察实录。这是亚洲国家与西方交往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举动,其效果可用“始惊、次醉、终狂”来概括:“始惊”就是他们到了欧美,看到了西方发达的文明制度后的那种吃惊程度;“次醉”就是陶醉在这种先进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中;“终狂”就是下决心发疯似地学习西方一系列的文明制度,要使日本跟西方一样。

同时,明治政府大量聘请西方专才。1873~1875年3年间,每年聘请超过500人,仅工部省(工业部)于1874年付给外国技师的薪资就占其该年经费的33.7%。东京大学于1877年创设时,全校理、法、文、医四个学部的教授共39人,其中27人为外国人。当时日本政府太政大臣(首相)的月工资是800日元,而外国专家学者中却有多人薪水超过此数。

这种以强者为师、谁打败自己就向谁学习的思维方式,几乎成了日本人的习惯思维。客观地说,谁打败自己就恨谁,只是一种肤浅的情绪;谁打败自己就学谁并超过它,才是智慧和本事。日本向强者学习使之不断进步。从在炮舰威慑下被迫开国,到后来接连打败中国和俄罗斯,从而成为近代工业化强国,日本只花了50年左右的时间。

二战战败后,日本从一片废墟上重建国家。70多年过去,日本的工匠精神与时俱进、开拓创新。2015年国际权威研究机构《汤森路透》发表全球企业创新排名,在前100名中:日本40家、美国35家、法国10家、德国4家。在2014年以前,这个排名一直是美国居首,日本终在2015年一举超越。这是学习强者并超过强者的典范。

(作者系文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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