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第11期 2018-11-21 张红萍

│张红萍

 

 

一百年前的1918年9月,胡适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一次演讲中,说出了他主张的“超于良妻贤母”的妇女观:“依我所观察,美国的妇女,无论在何等境遇,无论做何等事业,无论已嫁未嫁,大概都存一个‘自立’的心……‘自立’的意义,只是要发展个人的才性,可以不倚赖别人,自己能独立生活,自己能替社会做事。”胡适举了一位女性的例子,说她超越世俗、不事修饰嫁人,一反传统角色,过着发展自己才性的自立生活。胡适说的就是韦莲司。

胡适1917年回国后,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在妇女问题上多有论述。有关妇女贞操、被强暴、妇女财产权、妇女婚姻、妇女职业等问题,他都慷慨直言。他的观点超前而大胆,能真正站在女性的立场上说话。胡适能有这种妇女观,韦莲司的影响不可谓不大。

 

“高洁几近狂狷”

 

胡适在1915年10月30日的日记中写到:“吾自识吾友韦女士以来,生平对于女子之见解为之大变,对于男女交际之关系亦为之大变。女子教育,吾向所深信者也。惟昔所注意,乃在为国人造良妻贤母以为家庭教育之预备,今始知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乃在造成一种能自由能独立之女子。”胡适的妇女观由训造“良妻贤母”,到造就独立女子,在这则日记中明确记述了变化。胡适回国后,将新的妇女观通过写作、辩论、演讲诸形式到处传播,影响了当时以及后来的不知多少女子,胡适对中国妇女解放的一部分功劳应记在韦莲司名下。对胡适产生了如此巨大影响,并与胡适保持了50年深情的韦莲司,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女子?

韦莲司1885年4月17日生于纽约州绮色佳市,父亲是耶鲁大学博士,耶鲁大学和康奈尔大学地质学和古生物学教授。她的母亲是一位家庭妇女,但读书颇多,好客善交际,对社交有相当天赋。韦莲司所受正规教育并不多,曾在私立学校和艺术学校求学,她称自己最有价值的心智上的训练得自父亲,受其影响而读了大量的书,并形成了思考的习惯。她曾在1965年1月27日写给江冬秀的信中说:“我这一辈子,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对思想敏锐的兴趣。任何对艺术、科学、国际事务所做诚实的观察和清晰的思考,我都致以仰慕和钦佩……我的一生是个不断的冒险。”

她与胡适相识于1913到1914年之间,那时胡适23岁,是康奈尔大学的学生。其时,胡适非常活跃。韦莲司比他大5岁,是一位有自己人生梦想的美国女性,将要到纽约学习艺术。在胡适眼里,韦莲司是奇女子,他在《留学日记》中有这样的记录和评价:“其人极能思想,读书甚多,高洁几近狂狷。”“其待人也,开诚相示,倾心相信,未尝疑人,人亦不敢疑也,未尝轻人,人亦不敢轻之……”胡适在写给母亲的家书中介绍:“儿在此邦所认识之女友以此君为相得最深。女士思想深沉,心地慈祥,见识高尚,儿得其教益不少。”在写给韦莲司的信中说:“你的谈话总是刺激我认真的思考。‘刺激’这个字不恰当,在此应该说‘启发’。我相信思想上的互相启发才是一种最有价值的友谊。”“长久以来,我一直需要一个能导我于正确航向的舵手。但到目前为止,除了你,没有第二人,能给我这种所急切需要(的劝告)……”不难想见,韦莲司是胡适知识上的伴侣,是他倾诉和分享的对象。

胡适与韦莲司的密切书信来往是在1914年底的几个月,两人在通信中分享各自生活的一切,在交往中互相变得恋恋不舍。1915年1月21日,胡适去纽约看望韦莲司,这次相会非常微妙,为他们之后的关系奠定了基调。当年的美国,女性处在新旧交替的时代。许多像韦莲司这样的她们,追求独立与自由,寻求自己的事业。韦莲司将长发剪短,并将过去女性化的漂亮衣服丢弃,专心于绘画工作。20世纪初,在体面的美国家庭中,不允许没有恋爱关系的青年男女独处。胡适到韦莲司的公寓去看望她时,担心因为单独相处而给对方带来影响,还试图约自己的朋友来一起喝茶。韦莲司是一个鄙视旧俗陈规的人,她希望两人的关系能更亲密,胡适却规限自己在朋友的界限内,因为他从未想过解除与江冬秀的婚约,所以表现得左右为难、谨小慎微。回到绮色佳后,他特地给韦莲司写了一封长达11页的信,说明了自己的复杂心境。

 

克制与隐忍

 

胡适于1917年6月离开美国,这次回国后,直到1927年的十年间,他们的通信并不频繁,平均一年一封信。这十年里,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学革命、白话文运动、中国文艺复兴次第展开,胡适的许多著作陆续完成。他也经历了结婚、丧母、生子,还有1923年与曹诚英的恋情。所有这些重大事情,他都向韦莲司通报。

韦莲司的生活也有许多变故。父亲与姐姐先后去世,只剩下母亲相依为命。为了维持生计,她谋得图书馆管理员的工作,在这个职位上一待就是22年,直到1946年退休。由于她过分自尊的品性,她就连至亲去世也没有向胡适倾诉。

但是,1927年胡适的美国之行,打破了韦莲司内心的平静。1927年初,当胡适即将要到美国时,韦莲司给胡适写信感叹自己芳华已逝,胡适在回信中说:“对我来说,你是永远不会老的。我总是把你想成一个永远激励启发她朋友思考的年轻的克利福德。我会永远这样想念你的。”这一年3月初,他们在绮色佳重聚,胡适离开时说:“整个(美洲)大陆也阻隔不了我对绮色佳的魂牵梦系。”他在4月3日的信中说:“在过去悠长的岁月里,我从未忘记过你……我们这样单纯的友谊是永远不会凋谢的。”4月6日,韦莲司在信中说:“让你走,是如此的艰难,老友——但是你留下来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生命充满了离合聚散……”两人的情感呼之欲出,但这次相聚还是发乎情止于礼。

六年岁月匆匆过去。1933年7月4日,当胡适告知又将访问绮色佳时,她表现出十足的期盼:“想着你来访时的欢愉——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值得企盼的!”她的信夹杂着念想:“我看起来并没有我的年纪那么老,但我的年纪却使我珍惜所有欢乐的时光,然而,我(对未来)一无期盼!……胡适,你的来访,对我而言,有如饥者之于食,而对你,则能留下一些宁静的回忆是值得来的。”

这次会面让他们的感情突破了友谊的界限,进入了情侣的角色。回想1927年见面时,韦莲司写道:“亲爱的适,让我们继续穿着这身正式的外衣吧,否则你所喜爱的这个幻象中的女子就会死去。”然而“现在(1933年9月)这件正式的外衣已经褪到地板上了——你已经全然地了解了我,胡适——你是不是更喜欢那个幻象中的女子呢?她也许很美妙,但她毕竟是我,那个胸部扁平而又不善于持家的我,那个头脑不清而又不得体的我,是这个我触摸了你的身体和眼睛。我简直不能相信,你竟然爱上了这么一个可怜的东西,然而,你的爱却裹住了我。”这个美国丽人的爱是急切而久盼的,也是自卑和迷茫的。她本是特立独行不流于俗的女子,在爱人面前却显得谦卑,但她的爱又强烈且充满幻想:“没想到,我会如此爱你……如我跟你所说的,一堵高不可测的石墙,只要我们无视于它的存在,它在一时之间就能解体消失。我无视横亘在我们之间的时空距离……”

然而韦莲司还是低估了时空的距离,也低估了胡适的理智。她投入的是全部,胡适则不同。重视事功与学问的胡适,给予她的情感和时间毕竟是有限的。她所无视的道德,正是他所敬畏的东西。虽然他的天性中有沉溺与奔放,但更多是谨慎和负责,结果是韦莲司的情感从克制变成了隐忍。

1936年10月,胡适去绮色佳看望韦莲司4天,在离开美国前的信中说:“我对你的思念一如既往。”韦莲司靠这些片言只语度过一年又一年。胡适相当重情谊,但他所给予的总是有限。1937年,一个名字缩写为R.S.的男人希望和她结婚。韦莲司犹豫了,她既想与这个诚心诚意、体贴周到的人做婚姻的试验,但又明明知道他并非情投意合的对象。她写信问胡适的意见,胡适“立即赞成这桩拟议中的婚事”。但到最后,韦莲司还是放弃了这最后和唯一的机会。这个决定固然与胡适不无关系,但更多还是由于她对爱情和婚姻理想的坚持。韦莲司比大多数人清醒和坚定,也比胡适勇敢和纯粹,即便为此付出了孤独终老的代价。

这场风波过后,他们有三年关系亲密的阶段。韦莲司于1939年送了一枚戒指给胡适,上面刻着胡适的名字和“14-39”,以纪念他们相识25年,可见一片深情。

 

半个世纪的情谊

 

胡适在1946年回国出任北大校长,1949年再度赴美,两年九个月的时间里,两人没有通信记录。当韦莲司得知胡适已经返美,在还不知道他的确切地址之前,她寄了一封信到中国大使馆。作为东道主,她探问有什么事自己可以帮忙,也希望他到绮色佳来。1950年胡适有祝贺生日的电报给韦莲司,1951年和1952年没有通信的记录。1953年,韦莲司专门写信给江冬秀,希望她能来胡适求学的地方看看。于是,胡适和江冬秀共同到绮色佳访问,还在韦莲司的寓所住了27天。自此,韦莲司写给胡适的信中多有对江冬秀的问候,常与江冬秀互赠礼物。将自己与胡适的友谊扩展到与胡适整个家庭的友谊,也是韦莲司的大度与胸怀。

1958年胡适被任命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于是准备结束9年的留美生活回到台湾。临行前的7月4日,韦莲司送给江冬秀一套刻有冬秀中英文名字的银餐具。胡适在7月11日的回信中说:“我非常欣赏你说的那句话‘两个人之间的友谊’。这份友谊长久以前开始,一直维持到今天,对我们的一生有多方面的影响,这个影响是超过我们所能理解的。”

韦莲司晚年仅靠微薄退休金与有限房租维持生活,为了减少生活费用的支出,她决定搬到美属巴贝多岛。但在74岁那年,她却捐出几千元用作胡适重要著作的英译与出版,这是她在1959年送给胡适的生日礼物。为了攒钱,她把房子都租出去,自己住在一个由车房改建的卧室里,改建车房的所有劳动都是这个七旬老人自己承担。她在写给胡适的儿媳妇的信中说:“实际的情形是我搞的很糟糕。我试着在同一时间又做清洁工,又做油漆匠,又做搬屋工人,又做园丁,又做推销员,又得兼做经销商。今年夏天,我在外面的工作之一是在一个小儿麻痹诊所帮忙……”韦莲司的一生没有妥协,虽然她的成就不如胡适高,“立德、立功、立言”固然不易,但“立情,立爱”同样值得人尊敬,甚至不分高下。

1960年,70岁的胡适因心脏病住院,75岁的韦莲司也病到不能行动。这年7月胡适最后一次访美,期间他亲自为韦莲司赴巴贝多岛送行,这是他们最后的诀别。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湾与世长辞。1964年,韦莲司应江冬秀的要求,将胡适写给她的约两百封信件整理编目,寄给江冬秀。1971年2月2日,韦莲司孤寂地死在巴贝多岛,享年86岁。

韦莲司与胡适的这份情谊,是靠对爱情的信仰与各自的教养成就的。计较、自私的关系不会如此长久,坚忍和承受的爱情才能超越时空。正如胡适所说:“我非常欣赏你说的那句话‘两个人之间的友谊’。”对韦莲司来说,不管是友谊或爱情,她都竭尽所能了。爱情中的友谊,友谊中的爱情,或许都是一场修行。

 

(作者系文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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