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第12期 2018-12-14 邵思思

访谈嘉宾:孙沛东,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本刊特约记者邵思思

“代理相亲”的知青一代父母

《同舟共进》:您曾很形象地把相亲角里的“白发相亲”现象概括为“毛的孩子替邓的一代相亲”,在您看来,这两代人有怎样的特点?面对子女们“大龄未婚”,除了相亲角这一模式,“毛的孩子”们通常会用什么方式解决子女的终身大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思维模式?

孙沛东:我想说一下,“白发相亲”是中国和一些华人社会的特例,但相亲并不是。西方社会也有相亲,东亚的韩国和日本都有“相亲文化”。什么是“白发相亲”?它是一种非制度、非正规的婚姻代理方式,父母代替子女在相亲角寻找结婚对象,这种方式背后是代际冲突,也是两代中国人不同生活背景的缩影。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首先这和我们的文化传统息息相关。西方社会往往以个体为中心,家庭地位和功能相对次要。而中国传统社会往往以家庭为中心,家庭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或细胞。这种文化并没有随着革命的时代而中断或断裂,相反,即使在今天,在经济市场化了的中国社会也能随处看到。因此,“用家长的视野来确定孩子未来婚姻的走向”是中国式婚姻的一大特色。

在我的调研中,发现热衷于相亲角相亲的基本是50后的“知青一代”父母,他们是建国以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七成人曾上山下乡,而且一半以上人的配偶也是知青。所以简单地说,他们属于“毛的孩子”。而他们的子女——也就是被征婚者,是第一代独生子女。他们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成长起来的“纸尿裤”一代,他们的自我意识和自我中心的实用主义比父辈强烈,同时对感情、婚姻和家庭生活有异于父辈的理解。这些父母可能去了相亲角几年都找不到合适的对象,原因之一可能是没有准确理解儿女到底想找什么人。……以上文字节选自《同舟共进》杂志。邮发代号:46-56,订阅电话:020-3830 8908(发行部)


“毛的孩子”们走过特殊的人生道路,从下放到下岗,接受了不完整的教育,曾经历困窘。正因为这些经历,所以他们更迫切地希望自己的子女不要再“走弯路”。因为怕,他们要求对方学历良好、工作稳定、薪酬优厚、婚房齐备。但对年轻人而言,婚姻不仅仅是“条件对”,甚至也不仅是“有感觉”“谈得拢”,更强调所谓“看对眼”或“眼缘”,颇具个人主观感受性,这可能是父母无法把握的。

我在调研中,曾经有位父母这样问我:“你说,现在妇联、共青团、工会怎么也不管管?以前还能为单位的男女青年组织一些活动,现在怎么没人管这事了呢?”这是相亲角父母们的普遍看法。知青一代回城后的择偶问题,国家和各级党团组织投入了很大精力,尽量做好“红娘”,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还组织诸如“工青妇”齐上阵牵线搭桥,帮助解决大龄青年的婚姻问题。那个时候,大中城市总工会定期举办交谊舞会,隔段时间还有男女青年联谊会。亲身经历了那个时代的父母对此一点都不陌生。在面对子女“大龄未婚”的时候,他们自然就把目光投射到了“政府”“组织”“单位”,寄望于官方机构。实际上,这种情况是回不去了的。在择偶问题上,市场化运作方式和市场化价值观已处于主导地位。

《同舟共进》:如果我们再把时间拉长点,从1949年到今天,近70年来,中国人的择偶观出现了怎样的变化?伴随着的历史现象又是什么?

孙沛东:以点带面,我以上海为例。1949年后的很长时期内,政治因素极大地影响上海城市青年的婚恋观念,家庭出身、本人成分、政治面貌甚至社会关系被认为是青年择偶时必须考虑的条件。上世纪50年代初,军人和南下干部深受上海女青年青睐,政治地位大大提高的工人由于“根红苗正”的出身也很容易找对象,而自卑感强烈的资本家和小业主的子女则比较困难。60年代,尤其是“文革”期间,家庭出身好(如三代贫农、工人)的人成为最理想的结婚对象。干部、知识分子和资本家家庭出身的青年如果能与“红五类”的后代结婚,就被视为“高攀”。阶级成分的好坏是至关重要的择偶标准。70年代,上海女人的理想择偶标准是“五大员”:身份是党员,身体像运动员,卖相像演员,工资像海员,头子像驾驶员。改革开放以后,择偶标准的主导因素逐渐被经济状况、社会地位和个人品质所代替。70年代末曾经出现过“海陆空热”:“海”即有海外关系者;“陆”(落)指落实政策,补发巨款者;“空”即家有富余、有空房屋者。随着高考的恢复,80年代初,社会上的择偶观念出现了“文凭热”。与此同时,上海的对外交往日益频繁,“涉外婚姻”逐渐成为时尚。进入80年代中后期,上海青年择偶中出现了拜金主义倾向。90年代,“傍大款”现象日益普遍,同时,早恋、婚外恋、未婚同居、试婚、不婚、同性恋等现象增多。进入21世纪后,市场资本和消费文化成为影响上海青年择偶和婚恋的新变量,个人的形象资本、家庭的经济资本和社会地位在婚姻市场上的地位更加显著。

从这个进程中不难发现,青年人的择偶观跟我们国家现代化、市场化进程基本是一致的。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商品化和市场化的浪潮席卷中国,以前所未有的力度与强度,渗透到每个个体和家庭中。过往许多禁忌事物走向日常生活,民众体会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放松和自由,尤其在婚姻、家庭和性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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