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第12期 2018-12-14 刘仁文

│刘仁文

 

中国法治建设需要更加注重细节。对于许多公案,领导也好,民众也罢,大家关心的就是真相,而真相离不开细节,发现真相离不开展示细节的一套程序和机制。近几年相继平反的一系列冤假错案,当初发生错误的原因不少都源于忽略了细节。

要在“细”字上下功夫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多次重要讲话中强调“细”,如2014年2月2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他就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同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他又引用“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2015年9月1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26次集体学习时,他强调,践行“三严三实”要落细落小,注重细节小事;同年10月13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17次会议上,他强调基层改革要落准落细落实;2016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讲话中,他指出作风建设要坚持抓常、抓细、抓长。

其实,对照法治领域,这些警醒也令人“心有戚戚焉”。比如在如今已水落石出的佘祥林案中,当年负责办理此案的京山县公安局刑警大队长、后升任京山县公安局副局长的卢定成“感到十分遗憾的是当时没搞DNA鉴定”,“因为如果将死者(无名女尸)和张在玉的亲生母亲的DNA一对,情况就会很清楚了”。同样遗憾的是,当公安机关“将办案第一手材料递交到公诉机关后,虽然他们曾经打回重新调查,但都没有提到这件事情”。一个本来可以避免的冤案,就因为没有“做于细”而坏了事,这难道不是“堤溃蚁穴,气泄针芒”么?

应当看到,我们所面临的法治领域的落细、抓细,任务是繁重的。聂树斌案平反后,曾有媒体问我,如何看待该案的复查工作由河北转至山东。我说,这当然应当予以肯定,河北方面作为原审法院,属于利益相关方,你让它去复查,太难了。这可能也是此案长期得不到纠正的一个重要原因。不幸的是,过去很长一个时期,司法实践中申诉受理机关就是原审法院或原来提起公诉的检察机关,你要求它自己去纠正自己,其效果自然可想而知。正因如此,最高法和最高检推动的“申诉异地审查”制度就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好评。

类似这种“违反常识”的问题还不少,如长期对办案部门实行财政返还制度,即对上缴国家的赃款赃物和违法所得,按一定比例返还给办案部门,试想,这怎么能保证办案机关的中立性呢?办案一旦与自身的利益挂起钩来,容易造成“有钱的案子争着办,没钱的案子推着办”。事实说明,要本着“把权力牢牢地锁进制度的笼子里”来设计制度,才能真正落实“收支两条线”,确保办案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利益无涉。

又如,现在法庭在审理一些疑难案件或专业性很强的案件时,会请一些相关领域的专家或专业人士出庭说明情况,这完全符合查明真相或帮助法官了解情况的需要。但在过去很长一个时期,这一制度一直空白,理由可能很简单:传统的刑事诉讼中一直没有为这类专家或专业人士设立一个适当的出庭角色。

我曾受邀参加过一个疑难案件的专家论证,律师提到在一审时曾有个证人出庭作证,当场证明起诉书的某项指控与事实不符。我们几个专家就问他:你有什么依据?如果能证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说法院的一审判决书对此证言不予理睬的做法是不对的。这位律师满有把握地说,请专家们看我复印给大家的卷宗,里面肯定有记录。结果我们翻遍一大摞的卷宗,就是找不到这个内容。我们问他,这个庭审记录上不是有你的签名么?你当时怎么不仔细看一下呢?这么重要的内容,如果他们不加进去你完全可以拒绝签名啊。他有点沮丧地说:唉,开完庭书记员拿过来让我看一下,那么多内容,谁去仔细看呢,他们也等得着急,我就习惯性地签名了。

此事让我至今难以释怀,从证人不出庭到证人出庭,固然是一大进步,但如果证人出庭作证没有配套的措施(如细化交叉质证规则),以及对法庭判决的必要约束(判决书必须对证人证言做出回应),那么证人出庭作证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更重要的是,如上述案例所示,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要求各个法律职业都要在“细”字上下功夫,如果律师还像过去那样习惯于一些粗线条的工作方式,那正义的机会就很可能从自己的手中白白溜走。

再举一个例子。现在常说罚金刑的判决在实践中难以执行。这里的关键是,我们应当借鉴国外的做法,从总额罚金制改为日额罚金制,即判处的是罚金的天数,再根据不同被告人的经济能力来决定其每天应交付罚金的数额。这样,同罪同判的只是罚金的天数,乘以每个不同经济能力的被告人的日额罚金,则经济能力好的人要多交罚金,反之则少交。这既能让每个受处罚的人感受到刑罚的效果(防止富人因罚金少而失去威慑力),又能改善罚金刑的执行状况(防止穷人交不起罚金)。不仅如此,法律还作了更细致的安排,如判决后犯人失业了,原来决定的罚金交不起了怎么办?那又要分情况,比如失业是因为自己好吃懒做等造成的,那就要折抵刑期去监狱服刑;如果是因为经济危机等原因造成的,那就可以改作公益劳动,甚至当法庭认为有足够理由时直接免除。

法治的触角

2017年,坐了23年冤狱的陈满上百万的国家赔偿金被骗,加上此前同样蒙冤入狱的赵作海也被骗走了国家赔偿金,引发人们对从监狱出来的人如何适应社会的关注。对此,我不禁想起多年前参观德国监狱的一些记忆。为了让犯人顺利回归社会,他们会在犯人出狱前的一段时间里,把他安排到一个较为开放的环境里,这段时间他白天可以出去找工作,但晚上得回来。由于犯人在监狱内大多习得手艺或取得文凭,加上出去后有多种非政府组织帮助,所以一般都能找到工作。而且,狱方会为每个犯人开设一个账号,每月存入一部分犯人在监狱期间的劳动所得,以便他们出狱后不会因一时没找到工作而出现生活困难。另外,德国的监狱并不如想象中的在偏远地区,而是就在市内,这样就更便于犯人家属和各种社会组织去探望,让犯人尽量和社会保持接触。

说到德国监狱,又想起德国的犯人因为洗澡这事儿和监狱多次对簿公堂的两个案例。简单地说,在2015年的一个判决中,德国哈姆高等法院驳回了一名犯人提出的“每日一澡”的请求,理由是:每天冲澡也不能被视为身体舒适的必然条件,甚至有媒体引证皮肤病专家的意见,警告过多洗澡带来的坏处。”但在2016年的另一个判决中,法院又“基于有期徒刑的服刑生活应当与日常生活相近似的原则,并且避免犯人疏于清洁带来的疾病风险”,认定犯人应当每周至少有4次用热水清洁身体的机会。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法院的判决都以理服人,于法有据,其条分缕析,让人击节。当一个国家法治的触角能深入到监狱的此等角落,根据木桶定律,我们有理由对其整个社会的法治化程度和司法的精细化程度抱有信心。

最后,近年国家司法改革取得的进步不少,司法领域越来越引人关注,希望这样的关注不要像某些社会热点一样转瞬即逝,因为中国司法细节的完善还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刑法室主任、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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