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第12期 2018-12-14 林庸奕

危机再现:阿根廷怎么了

│林庸奕

 

在距离首都200公里的阿尔贝蒂市,一位退休女士刚刚收到每两个月一次的天然气账单——将近1万比索(约合人民币1879元,10月底汇率——编者注)——从来没有这么贵,而且国家还说要继续调涨。她每个月领到的退休金不到1.5万比索,因此不得不靠女儿帮她付账单。首都周边,一位在阿根廷国会打扫卫生的女工月薪不到1.5万比索,但每个月通勤的车费就要近2500比索,电费要3000比索。中小制造企业负责人日前分析情势:产能利用率大约是50%,电费上涨了近600%,销售急剧下降,一方面因为内需市场萎缩,另一方面因为进口产品的竞争,再这么下去,资金链有断裂的趋势……人们都在问,阿根廷怎么了?

【徘徊不定的经济政策】

近来,阿根廷一直见诸全球各大媒体,可惜并不是利好消息,而是因为严峻的经济危机。阿根廷再次陷入十年一次经济崩溃的命运轮回。

如果读者以亚洲或欧美的价值观来度量阿根廷,可能很难读懂它。自从1981年我来到阿根廷后,这已是第四次经济危机了。最近几十年阿根廷政府多次用货币贬值作为经济政策工具来平衡美元的不足,给社会发展留下了严重后果。我认为,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是:阿根廷在新一轮经济改革实验中,尚未找到适合国情文化以及国家经济结构的,能发挥比较优势、可持续、包容性强的经济发展模式。

阿根廷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国土面积接近中国的1/3,但人口还不到4300万。生融合加上较高的平均教育水平,构成了阿根廷的文化基础,使得阿根廷人更注重“以人为本”的概念,对社会发展模式的要求比较高,也习惯了高水平的福利制度。

目前的问题有很大一部分是历史遗留下来的。1930年,阿根廷开始了艰辛的工业化进程,当时它深信自由市场模式,但这一信条很快就被动摇。经济大萧条下,工业大国毫不犹豫地启动了保护主义,把消化不了的工业产品大量销往阿根廷,打击了刚起步的民族工业。同时,农产品价格下降对经济发展也造成了冲击。因而,当时国内开始出现呼吁自力更生的声音。阿根廷慢慢降低对农产品出口驱动发展模式的依赖,开启了国家主导的以轻工业为主、以替代进口为核心目标的工业化进程。

1946年,贝隆当选总统,大力发展轻工业。政府开始注重再分配,制定政策给予劳工更多的权益,如免费教育、免费医疗、社保以及退休金制度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政府还引导劳工阶层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和国家治理,并积极介入劳资双方的关系。但在轻工业蓬勃发展之时,能源与重工业没有跟上,政府要用大量外汇去换取。

1955年后,政变时有发生,国家工业化进程受到影响。1976年二度政变后执政的军政府认为,生产要素价格被严重扭曲,政府失去效率,劳工成本过高,社会福利超过了国家的承担能力。因此开始快速对外放开工业产品进口,希望通过引入投资来与世界接轨,进入全球产业分工。政府开放金融投资的同时也大力裁减公共开支,期望利用外债来稳定转型过渡期以及通货膨胀。

1983年,民选政府回归,1989年起实行小政府政策,美元与比索汇率强制挂钩,国企私有化,引进外资。这一度让阿根廷以6%的GDP增速发展了几年,但后来又慢慢停顿下来。国家碰到的还是老问题,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容易受外部波动的影响,经不起国际风浪的考验,如1997年经济危机时,对外资撤离手足无措。

2008年后,阿根廷政府财政失去平衡,在找不到新增长点且不愿到国际金融市场上举债的情况下,只能采取闭关锁国的经济政策,如外汇管制、限制进口等。2015年底,现任总统马克里当选,新一轮政策调整到来:引进外资,进入国际金融市场融资,大力开展清洁能源与基础建设投资,全面开放进口,调降农产品以及矿产品出口税,推动养老金改革,取消政府对公共服务的各种补贴,允许公共服务费用大幅调涨,对美元大幅度贬值……虽然有人提醒,这些政策可能导致历史重演,但大部分选民还是乐观的,直到本轮经济危机爆发。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自1930年开始,阿根廷的经济政策就一直在开放自由还是保守封闭中徘徊不定,始终没有准确找到自身在全球经济中的定位。在发展过程中,除了经济本身要求调整外,更多的变动出于政治起伏。阿根廷政治一直在激进党和正义党两大党的执政中循环,其间还伴随着军人的政变,致使很多良善的政策被迫停止或修正。这导致阿根廷的经济发展模式欠缺可持续性,政府的执行也存在偏差,制度的结构性问题每每让选定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坚持。……以上文字节选自《同舟共进》杂志。邮发代号:46-56,订阅电话:020-3830 8908(发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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