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第12期 2018-12-14 吴基民

│吴基民

 

1927年7月,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失败了。中国共产党人把党中央机关搬到上海,决心东山再起。之所以搬到上海,理由有三:其一,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而上海是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其二,上海一市三界,华界、法租界、公共租界,回旋余地大;第三个理由很少提及,却很重要,那就是共产国际有相当多的秘密机关在上海,其中一个机构是专门为中共中央提供经费的。

1928年8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上,周恩来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共中央秘书长,主要负责组织与军事。虽然在他上面还有总书记向忠发,但工作能力无法与周恩来相比,可以说,周恩来才是党中央的实际领导人。就这样,进入了1931年——中共在上海中央机关的多事之秋。

【六届四中全会处境艰难】

1930年末,共产国际远东局的领导人米夫绕道欧洲,来到上海。1月初即在浦柏路(今太仓路)上的秋阳书店见了周恩来。这家书店是王明(当时叫陈绍禹)的朋友中共党员王逸常开的,取《诗经》中“秋阳以曝之”一句为意。这家书店以出售翻译作品为主,平日里不时来个外国人与中国人说说话,并不会引起外人注意。米夫一见周恩来,就开门见山地说:应该尽快召开六届四中全会,批判你和瞿秋白调和主义路线。瞿秋白必须下台,向忠发是工人出身,斯大林说过:工人阶级犯错误是可以原谅的。至于你,屁股上板子是要打的,但留下来,可协助王明他们好好工作。

1月7日,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武定路修德坊6号(现为14号)中央特科的机关里召开了,参加会议的共37人。会议从清晨一直开到半夜,当时中央特科的负责人顾顺章一家从哥嫂到岳父母小姨等“全员上岗”,负责一日三餐。这次会议一些该参加的人没来,如候补中委唐宏经、徐兰芝等,明明人在上海,但无人通知他们开会;而不该参加的,如王明、博古、沈泽民、夏曦、何孟雄、柯庆施等15人,都不是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却由共产国际的米夫指定参加了,而且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这引起了参加会议的多数委员的反对。这次会议最终撤销了李立三、瞿秋白、李维汉、贺昌等在党内的职务;王明不仅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担任了权力很大的江苏省委书记,中共进入了王明时代……

周恩来曾愤然提出辞职,但未获允准,只有服从组织决定,继续工作下去。他从大局出发,忍辱负重,作了检查,痛批自己的“调和主义”。由于他在党内的巨大威信,以及“相忍为党”的深刻检查,以16票勉强当选为政治局常委。“相忍为党”这4个字,不仅维护了党的统一和生存,还写入了官方认定的《周恩来传》。

虽然周恩来被继续留任,实际上是处于留职察看的境地,处境十分艰难。他极力保持住所领导的中央军委、特科和交通机关,不使王明派人打进来。例如王明曾经要派一个黄埔生黄第红到中央军委工作,而这个人实际上暗中已同蒋介石勾搭上。周恩来通过情报系统截到了黄第红给蒋介石的效忠信,拿给王明看,王明才没有话说。

【顾顺章与向忠发的叛变】

1928年,当党中央负责人陆陆续续从各地来到上海以后,为了惩处叛徒,保全自己,中央成立了特别工作委员会,简称“特委”。成员仅3人——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特委下的主要机构为特科,下设3个部门:总务,情报与红队,以后再增设了电讯。如果说特科是执剑的手,那么特委就是指挥行动的大脑。顾顺章作为特委三巨头之一,兼中央特科与红队的负责人。可以讲,向忠发、周恩来,以及整个中央机关负责人的身家性命都押在了顾顺章的身上。

1931年4月24日夜里顾顺章被捕,随即叛变。上海的地下党机关处在极度的危险之中。周恩来是在4月26日中午接到潜伏在徐恩曾身边钱壮飞送来的消息,得知顾顺章被捕的。周恩来大惊失色,从不吸烟的他,破例向陈养山要了一根烟,没吸两口就把眼泪呛了出来。他定了下神,当即决定在上海天蟾舞台隔壁的中央政治局机关福兴字庄(今云南中路171号)召开紧急会议。

也就是从这一刻起,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机关开始了大搬家。心细如发的周恩来跟对手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他马上召集有关人员举行紧急会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第一,对党的主要负责人作周密的保卫和转移,把顾顺章所能侦察到的或熟识的负责同志的秘书迅速调用新手;第二,对一切可以成为顾顺章侦察目标的干部,尽快地有计划地转移到安全地带或调离上海;第三,审慎而又迅速地处理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的关系;第四,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由各部门负责实现紧急改变。

周恩来让陈赓亲自出马,一一通知包括已经落马的瞿秋白等转移,甚至连中统驻上海的负责人、陈赓的“内线”杨登瀛都通知到了,还关照给他十两黄金,以便安家。周恩来在赵容(以后又改名康生)的协助下,调用了中央军委负责人之一聂荣臻手底下的保卫干部,亲自率员,连夜上门,果断地切断了顾顺章在上海的所有关系。

当天夜里,党中央和江苏省委以及共产国际的派驻机关全部搬了家,终于抢在敌人的前面,迅速妥善地保卫了党中央和江苏省委机关的安全,使党避免了一场特别严重的大破坏、大灾难。

这一夜的上海,杀机四伏。

顾顺章,中央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他的叛变,直接导致了即将被营救出狱的党的领袖人物恽代英被国民党枪杀在雨花台。在上海,虽然周恩来一连三天三夜不眠不休地布置转移,但还是有一些机关被破获,被捕的共产党员超过了800人。而党的总书记向忠发,也是因顾顺章的叛变而被捕的。

据王明在回忆录中记载:6月22日中午,他和周恩来在一起开会时,接到安插在巡捕房内线的消息,说向忠发被捕了。与顾顺章、向忠发相处时间最久的周恩来,处境就更为凶险了。9月,国民党作出“悬赏通缉”周恩来的决定。11月,又以顾顺章的名义在上海各报连日登出悬赏缉拿周恩来的紧急启事,却始终找不到他的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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