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第12期 2018-12-14 散木

│散木

 

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宣传运动,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延安时期蓬勃发展。随着整风运动和大规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展开,许多马克思主义书籍被翻译介绍进来,形成20世纪“西学东渐”的又一个高潮。与此同时,有一批“红色学者”涌现出来。

 

何思敬:毛泽东眼中“全国第一流的法学家”

何思敬1896年生于浙江余杭,少时东渡日本,在东京帝国大学攻读社会学,并学习德语。其间正值十月革命爆发,促使马克思主义思潮在日本知识界广泛传播。通过在日中国学者的介绍,又急速传播到中国。何思敬对此极为关注,在异邦大量阅读了社会科学方面的书刊,尤其对黑格尔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先驱、经济学家河上肇教授此时正在大力宣传社会主义学说,这对何思敬又产生了极大影响。经过一番研究,他逐渐接受了资本主义必将被社会主义取代的道理,也认识到中国必须经过彻底改造。于是,他有意识地阅读马、恩著作。1923年,他加入了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创立的文学团体“创造社”。当时,何思敬以思维聪敏、善于观察和分析形势被称为“创造社”的“眼睛”;成仿吾因善于联系和团结同人,被称为“创造社”的“纽带”;郭沫若则是“创造社”的“灵魂”;他们志趣相投,思想一致,彼此成为莫逆之交。

1927年2月,何思敬学成回国,随即被广东革命政府聘为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不久,“四一二”政变爆发,广东反共军人也实行“清共”。面对血腥屠杀,何思敬利用讲台进行揭露。国共内战期间,大学里的政治派别斗争激烈,何思敬站在进步立场上,掩护中共地下党员,又在课堂上公开讲授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位“红色教授”,在中山大学执教十年之久。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何思敬到上海参加“文化界抗日会”,负责宣传工作,后又主持会务。1932年“一•二八”事件爆发后,上海“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召开盟员大会,为支持上海军民抗日活动发起募捐,何思敬倾囊捐献,并撰文抨击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鉴于其表现,他被介绍加入中共,对外则以无党派人士面目出现。

不久后,何思敬重返中山大学,在课程中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颇有影响。这些课程往往是采取巧妙方式加以掩饰的,如课程表上安排的是“经济学”,何思敬讲的内容却是《资本论》;“方法论”课,他讲授的是唯物辩证法;他讲“战争哲学”,话题从德国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谈起,又联系到日本侵略中国和中国抗战的实际,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说明抗日的前途必然属于中国;他还运用克劳塞维茨的军事理论分析中国工农红军的战略战术,在南方学府宣传红军以及长征。何思敬课余收集了两广政治、经济、军事的情况,写成《关于红军西征的报告》,向党组织反映广东各阶层对红军的认识和反响。

1933年4月,“中国左翼文化界同盟”广州分盟成立,中山大学师生参加者甚多,何思敬遵照党组织决定在盟外活动,实际上间接地对这个组织起了领导作用。1934年1月28日,为纪念“淞沪抗战”两周年,中山大学“抗日剧社”演出活剧,期间许多盟员和学生被特务和军警逮捕。何思敬联络一批有正义感的教授,联名要求学校出面与当局交涉,营救被捕学生。在校长邹鲁召开的教授会议上,“西山会议派”出身的邹鲁指责学生被捕与何思敬等平日的教育有关,何思敬义正辞严地说:“大学有学术研究的自由,有言论和集会结社的自由,中山大学是国立大学,有这么多学生被捕,这是中国的耻辱!学校的耻辱!也是你邹校长的耻辱!学校,特别是你邹校长,应责无旁贷地迅速把这些无辜的学生营救出来!”慑于广大教师和社会舆论的压力,当局被迫将大部分被捕学生释放,但温盛刚等一批学生骨干却在同年8月惨遭杀害。

何思敬曾撰《上国联书》,驳斥当时的国际联盟在中国调查而作的《国际调查报告》,并联合近百名教授发布《反对中日亲善通电》。中共《八一宣言》发表后,何思敬发文公开号召人民以“乾坤一掷,乾坤再造”的大无畏精神,奋起抗日。1935年,北京爆发“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广州,中山大学学生予以响应,掀起了广州各界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何思敬更是鼎力参加。到了1936年1月9日,广州上万学生和市民举行抗日宣传大会和示威游行。广东军阀陈济棠决定镇压。就在游行队伍行至荔枝湾桥头时,突遭所谓“广州市民救国锄奸团”的武装袭击,随即陈济棠宣布全市戒严,逮捕了一批学生骨干,其中两人被秘密杀害,酿成了“荔枝湾惨案”。陈济棠认定事件是何思敬等“红色教授”“煽动”起来的,决定将之秘密逮捕,幸好这一消息事先为进步学生所知,何思敬遂紧急离开广州,避居于香港。

何思敬参加了宋庆龄等发起成立的“救国会”,并被推为常务委员和华南区总部负责人,在香港一方面参与指导广州的学生运动,一方面协同梅龚彬、宣侠父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抗战全面爆发后,何思敬辗转到达延安,当即受到毛泽东等的接见和欢迎。对于这位知名的法学家和翻译家,毛泽东等中共领袖是早已“如雷贯耳、久闻大名”了。鉴于当时何思敬的妻儿仍滞留香港,生活困难,毛泽东亲自批示每月汇寄生活费。到了1939年底,经过中共沿途各组织的精心安排,何思敬妻儿也平安地抵达延安。当何思敬见到夫人王艾英带来的黑格尔原版《大逻辑》时,大喜过望:“现在,我可以研究我真正喜爱的哲学了。”于是,何思敬在延安的九年,可谓是如鱼得水,期间从事于翻译马列著作和研究、宣传马列主义的工作,曾担任延安大学法律系主任及法学院院长等,培养了许多中共的政法干部和理论干部。

何思敬还受毛泽东的委托,将克劳塞维茨的名著《战争论》翻译出版。1938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亲自主持了关于《战争论》的研讨会。克劳塞维茨是德国著名军事理论家,他的《战争论》对世界军事理论有很大影响。其中提出的“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论点,被列宁认为是把“辩证法的基本原理运用在战争上”,是对战争“所下的定义”,是“一句至理名言”。因此,毛泽东很重视这部书。在研讨会上,有数十名高级军事干部参加,何思敬主讲了这部书的主要内容。据参加过这次会议的莫文骅将军回忆:这本大部头,“毛主席指定何老根据德文原本译出。每次开会介绍一章,并印发复写译文,来帮助讨论……大约经过三个月,(总算)把这本书基本读完了……学完之后(也许在学习中),毛主席便写《论持久战》……何老在帮助毛主席理解克氏这部难读的书,是有一定贡献的,也是间接在毛主席写《论持久战》这部光辉著作中出了一点力。”

在延安时,何思敬还经常与毛泽东、徐特立、吴玉章、陈毅等讨论理论问题,特别是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据当时与何思敬同住一起的郭化若将军回忆:“徐老常于夜间找他谈些科学问题,他们滔滔不绝地说,精神充沛,一谈就到深夜。”

1946年,何思敬随毛泽东、周恩来参加了重庆谈判,任法律顾问,协助拟定谈判原则和方案等。“双十协定”签订后,何思敬随周恩来等留在重庆,就未能达成协议的问题继续与国民党方面会谈。这期间他数次应邀到陶行知办的社会大学讲课,宣传中共的政治主张,并多次接见《新华日报》记者,以法学家的身份,揭露国民党当局不顾协议墨迹未干即向解放区大举进攻的事实,并在《解放日报》撰文揭露蒋介石推行“宪政”的欺骗性。

全面内战爆发后,何思敬返回延安,以法律为武器,继续抨击国民党。此后,土改运动大规模展开,l947年初,何思敬赴山西参加土改工作。1948年春,中共中央机关迁至河北平山西柏坡,在那里,何思敬协助周恩来草拟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并为起草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作好了准备。

毛泽东曾高度评价何思敬是一位“有正义感、有勇气、有学问”的人,并称赞他是“全国第一流的法学家”。新中国建立后,鉴于何思敬的功绩,当时主政广东的叶剑英提议让何思敬回到广州,任新生的中山大学的校长。但是何思敬不愿搞行政领导工作,只想教书和做学问,于是在北京大学任法律系教授,不久后调到新组建的中国人民大学。就在何思敬把全部身心用于治学时,不断的政治运动干扰了他的努力。何思敬的最大嗜好就是读书和买书,曾在旧书摊上买到一套席勒的《希腊哲学史》,于是发愿一定要将之翻译出来,然而译稿终于在政治运动中被抄查散失了。晚年时他花了四年时间研读和翻译黑格尔的《大逻辑》,并译为中文,并印出了讲义,可惜在“文革”期间,由于几经抄家,这些手稿和藏书都毁散了。

何思敬于1968年4月14日逝世。1979年,中共中央为何思敬平反昭雪,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了追悼大会。值得一说的是,何思敬的女儿何理良在延安时,是朱德的姨侄女贺高洁的同学,于是她们经常到总司令的院子去玩,与朱德的政治秘书黄华经常见面。慢慢地,黄华与何理良发展了爱情关系,经康克清做媒结为夫妻。黄华后为新中国第五任外交部部长,何理良曾任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这么说来,何思敬的女婿和女儿都是受他影响下的红色外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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