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第12期 2018-12-14 郭晔旻

粤语里有个特色词汇叫做“番鬼”,带有“蛮不讲理”的意思。有意思的是,这个词同时也是过去广州人对于外国人的贬称。早在16世纪初期,刚刚抵达中国的葡萄牙殖民者在广东沿海的掠夺和暴行,引起了人民的痛恨,故而被称为“番鬼”。虽说名声不佳,但到了19世纪,一位来自美国的“番鬼”倒是见证了跨入近代门槛前后的广州历史变迁,他就是威廉·亨特。

│郭晔旻

懂中文的鸦片商

1825年2月11日清晨5点,一艘排水量不足500吨的“公民号”经过历时125天的航行,横渡半个世界,从纽约来到了珠江入海口。9天后,这条美国商船终于来到了广州。船上共有34位成年人和儿童,其中就包括当时仅十几岁的威廉·亨特。

当时的广州是整个大清帝国唯一对外开放的口岸。中外贸易通过“十三行”完成。依照亨特的记述,十三座商馆整齐朝南面向珠江,自西向东依次排列为丹麦馆、西班牙馆、法国馆、章官行、美国馆、宝顺馆、帝国馆、瑞典馆、旧英国馆、炒炒馆、新英国馆、荷兰馆、小溪馆。这是当时人们眼中富庶、繁忙的象征。屈大均就曾作过一首竹枝词盛赞当年的景象:“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

不过,对于这位打算前往广州洋行工作的少年而言,这趟长途跋涉并不是旅行的结束。一个美国人到广州生活,碰到的首要问题自然是语言障碍。偏偏彼时的清廷严厉禁止中国人向来华外国人教授汉语。两广总督李侍尧1759年上奏乾隆皇帝的奏折就很能代表朝廷的态度:“教授夷人读书……将无在不可以勾结教诱,实于地方大有关系。”因此,对于来华学习汉语的外国人来说,他们遇到的最大困难并不在于语言本身,而是来自于清政府对语言学习的阻挠。第一位来华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对此肯定深有体会,他的一位汉语教师常常带着毒药,一旦有人告知官府,他就可以随时自杀,以免受折磨。他本人在来华的起初几年,常常不得不在晚上学习中文,并将房间里的灯光遮蔽,以保护他的中文教师。

但洋人也有办法,亨特乘上一艘孟买船“成功号”,经过17天的航行,来到了新加坡。这座英国海峡殖民地的首府在开埠(1819年)后很短时间内,就被来自闽、粤两省的移民变成了一个华人城市。亨特在南洋接触到的主要是包括闽南话(福建话)在内的各种南方方言,并在邻近新加坡的马六甲英华书院里成功掌握了“中国官话(Mandarin)”。这就使得他在1826年返回广州后,在很长时间内成为当地仅有的三位懂中文的外国侨民之一,同时也是唯一一位会说汉语的美国人。

凭借这个得天独厚的语言优势,亨特在1828年入职旗昌洋行(Russell&Co.,即“十三行”之美国馆),并在此连续工作了13年(1829-1842年)之久。旗昌洋行是19世纪远东最著名的美资公司,1818年由出生在康涅狄格州的商人塞缪尔·罗素于广州创办,从事广州至波士顿之间的跨国贸易。小沃伦·德拉诺,即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外祖父,1830年起就是旗昌洋行之高级合伙人。

可惜“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旗昌洋行还有另外一个丑恶的身份:鸦片走私商。旗昌洋行利用自己的飞剪船在中国沿海进行鸦片贸易,1831年输入中国的印度鸦片有18760箱,其中五成属于旗昌洋行。“在西南季候风盛行时节,虽然很少有一般生意可做,但鸦片贸易却非常活跃。”这是洋人最为青睐的“贸易活动”。亨特日后就说:“卖出是愉快的,收款是平和的。这项(鸦片)交易……一切都是愉快舒适的;卖出的手续费是3%,盈利的手续费是1%,没有坏账,代理商每箱可赚20镑,年年如此。”

在法律上,鸦片贸易是被清政府严厉禁止的——中国人贩卖“洋烟土”是要杀头的。但就连亨特这样一个洋人也轻易发现,“由于存在着完备的贿赂制度,以致鸦片贸易通行无阻,而且经常地进行着”。在如此“潜规则”下,尽管年年都有海量的鸦片输入,可是“在广州从来找不到一家卖鸦片的中国店铺,或者一个人可藉以判断在何处买到鸦片或吸食鸦片的迹象,尽管鸦片并无其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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