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第12期 2018-12-14 袁南生

│袁南生

 

一个国家的主流价值观念或说意识形态是上升为上层建筑的社会意识,是统治阶级规范、动员和调整社会活动的思想手段,也是统治阶级解释和阐述其统治合法性的重要工具。意识形态对外交政策有着重要影响,是指导和阐释外交政策的理论基础,影响外交的走向,外交运作反过来也影响意识形态的演变和发展。

影响古代外交的四大主流价值观念

影响中国千年外交的古代意识形态主要体现在四方面:

一是天下观。所谓天子“莅中国而抚四夷也”。天下在古代国人眼里,既指中国,如在《管子》里,管子的“天下”,多指代周天子统治之下的范围;也指世界,先秦儒者邹衍等早认识到中国在地理上不等于天下,中国不过是九州中的一州(赤县神州)。“天下观”是古代中国人对世界秩序的看法,同时体现了在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熏陶下,中国人对自己先进文化的自豪感,反映出中国与西方在看待世界问题上的巨大差别。古代中国人认为中国就是“中央之国”“中心之国”。

二是夷夏观。也称“中国中心观”或“天朝心态”,认为天子不仅是中国的首领,也是四夷的首领。如《史记》记载:“黄帝居中,四夷宾服。”从夏商周直至春秋战国,在当时人民的观念中,诸夏”居中,四夷居边,故史称“内诸夏而外夷狄”。所谓四夷也称“四裔”,也即华夏之外的夷蛮戎狄。夷夏观主要是宣扬“夷夏之防”华夷之辨”的观念,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看待所谓“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视中国为天下中心、人类文明的渊薮,周边四夷和远近邻邦理应如百川入海般前来朝贡,接受中华文化的熏陶,为中华文化所同化。这一观念自秦汉以来便深入人心,成为国人的思维定势和心理积淀,其余绪直至现代仍有出现。夷夏观同天下观互为表里,古代外交万变不离其宗:不管哪一类天下,中国皇帝都是“天子”,都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负有抚驭、开化四夷的责任。

三是统一观。即大一统文化。大一统文化决定了追求和维护统一是中国千年外交的基本主线。“大一统”一词,最早见于《春秋公羊传》,孔子怀念西周“大一统”,渴望结束当时诸国纷争、四分五裂的状态。大一统理念深深根植于华人的内心深处,深刻影响了几千年来国人对国家命运的思考,统一成为上至达官贵族下至黎民百姓的共识。尽管在中国历史上时常有分裂与内争,但几乎没有人怀疑统一的必然性。这就是说,即便中国客观上处在分裂状态时,各独立政权领导人也不可能只顾及自己治下的小块领地而对其它治外之地弃之不理,他不得不站在全国的立场上来思考问题而无法偏安一隅。要获得统治自己属地的合法性,他在执政时便不得不声称自己为正统,而且必须始终以统一天下为号召,这使得中国追求和维护统一的外交成为一种必然。三国、南北朝等时期就是处于这种状态。

四是仁义观。早在周初年,仁义就是周文王、周武王统一各诸侯国的一面旗帜。仁义文化主张以仁义立国,认为“仁人无敌于天下”,“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仁义在先秦国际关系体系中的体现,就是周礼作为公认的准则(相对于现在的国际法)被运用于各国,礼的根本就是一个“仁”字。古人在国际交往当中不少践行仁义的行为在今人看来显得迂腐,当时却很普遍。

在影响中国千年外交的四大意识形态中,天下观是中国古代世界观的核心内容,它是天道—天理观念在政治上的体现。它统治中国的世界观念两千年以上,是中国和欧洲在政治文化和外交哲学上的最大区别。天下观是夷夏观、统一观和仁义观的逻辑前提和思想基础。

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孟之道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汉代以降,影响中国千年外交走向的主要是孔孟之道。儒家传统文化中“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天下情怀,和为贵”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的理藩大略,“亲仁善邻”的待邻之道,“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君子风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满招损、谦受益”的处事原则,至今仍对中国外交有着深刻影响。老子、庄子、墨子、孙子、韩非子、鬼谷子等的思想,对中国千年外交也有重大影响,但儒家思想的影响更多在战略层面,是制度性、全局性、持久性的影响,相对而言,非儒家思想的影响更多在战术层面。

四大主流价值观念的基本特征

几千年来,四大意识形态对中国千年外交产生了制度性的影响。从外交角度审视四大意识形态,它们体现出如下基本特征:

一是和平性。这决定了中国千年外交整体上是和平的外交。中国古代以农耕立国,农耕文化始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文化。农耕文化决定了谋求和平是中国千年外交的基本政策。从某种意义上说,农耕文明是一种善的文明,它本质上需要顺天应命、守望田园和辛勤劳作,不需要培养侵略和掠夺的战争技艺,也无需培养尔虞我诈的商战技巧。农耕文化造成人们对农田的依赖,对中原以外的地区往往存在恐惧感和鄙视感,加之自给自足造成对外界几乎没有任何需求,由此形成缺乏对外扩张动力的封闭社会。守护田园的需要使以农立国的历代中原王朝大多采取筑长城、闭关、断互市、禁出入之类的守势,草原王朝侵入中原王朝农业区后,会逐步改变游牧民族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中原王朝的文化,从而使几千年来的中国外交整体上以谋求和平为基本政策。

因而,中国历史上的对外战争防御性战争远多于进攻性战争;除极少数历史时期外,即使是进攻,也是以攻为守,而不以掠夺为目的。与之相联系,除成吉思汗外,中国历代王朝很少进行过真正的远征。为数很少的几次远距离作战,也都在自己的附属国中,即便是汉武帝、唐太宗,在军事打击之后多班师回朝,退回原地,只要求对朝廷的附属与臣服,对于称臣纳贡的降服者往往赏赐有加。

二是慈善性。这决定了中国千年外交充满了慈善外交的佳话。慈善外交最典型的事例是公元前57年,匈奴大乱,朝廷大多数人主张乘机出兵消灭匈奴,只有御史大夫萧望之反对,认为“今而伐之,是乘乱而幸灾也”,说“不以义动兵,恐劳而无功”。主张“宜遣使者吊问,辅其微弱,救其灾患”。汉宣帝采纳此议,不仅不出兵攻击,而且还“遣兵护辅呼韩邪单于定其国”,后来,更以王昭君嫁呼韩邪单于,结果“四夷闻之,咸贵中国之仁义”。

1923年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损失惨重,死亡14万多人。尽管甲午战争过去不久,当时中国非常落后,北洋政府仍决定对日本进行救助,号召百姓忘却战争前嫌,不再抵制日货,以减轻日本人民负担,利于恢复。

三是非平等性。这决定了近代以前中国对外交往是不平等的外交。天下观、夷夏观等传统观念强调的是基于国内礼仪秩序的朝贡体制,这一体制是蕴含着强烈的等级和尊卑意识的大一统理念在外交制度上的折射和反映。朝贡前提是,其它国家接受中国皇帝的承认与册封,在君王交替或庆慰谢恩典礼之际,必须派遣使节前往中国觐见皇帝,呈献贡品,并且接受皇帝的赏赐(称为回赐)。这是一种以中国为中心、呈放射状、用朝贡—回赐方式维系的国际关系。

中国古代的意识形态强调华夷之辨,天下一统,这就从体制上和观念上排除了平等处理独立的政治实体之间关系的可能。古代外交追求的是以中国为宗主,以四夷为附庸的华夷一统,不承认主权平等,因此,汉代的国宾馆名为“蛮夷邸”,无论什么夷人来访,见到中国皇帝都要下跪。正如史学家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所说: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1870年前后,日本力图与中国建立条约关系时,总理衙门以“大信不约”为由予以拒绝。

四是非民族性。冯友兰说:“人们或许说中国人缺乏民族主义,但是我认为这正是要害,中国人缺乏民族主义是因为他们惯于从天下即世界的范围看问题。”中国古代意识形态特别是天下观念的一个后果,就是国人缺乏民族观念。因此,鸦片战争爆发后,即使是当时的中国有识之士,也错误地把这场战争定义为“边衅”(边关和蛮族的冲突),而不是民族国家间的战争。由于国人习惯于从天下的角度看待世界,不认为对方民族和我们有同等地位,我们也就不重视自己的身份问题,因而也就不可能有近代民族国家的意识产生。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1907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的62个中国人,在填写“国籍”一栏时,18人填“支那”;12人填“清国”;7人填“中国”或“中华”;还有25人不知道自己国家的名字,没有填。

 示

首先,意识形态在外交中的影响和作用不可低估。外交舞台上,不同国家、不同阵营之间的分化组合,往往同意识形态的异同和影响分不开。例如,春秋之际,五霸争雄。齐国因管仲而率先称霸,管仲死后,齐桓公的霸业也已江河日下了。而真正继承齐国霸业的,非晋即楚。事实上,200多年的春秋历史更像是一部晋楚争霸史。晋楚长达数百年的争霸,晋国胜多败少,而楚国则是屡败于晋。可以说,晋国是楚国争霸的最大障碍,是楚国入主中原的最大强敌。那么,为何楚国屡败于晋国呢?一个主要原因是,晋国是周天子亲封的同姓诸侯国,而楚国则是蛮夷地区兴起的一个外来国家,许多中原小国对其嗤之以鼻。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是当时的意识形态。受夷夏观影响,晋国的结盟外交总是很成功。在晋楚争霸期间,中原小国往往支持晋国而反对楚国。

第二,处理外交问题必须超越意识形态。中国千年外交的历史表明,外交为国家利益服务是外交的题中应有之义,偏离了国家利益,就离开了外交的真谛。中国2000年前春秋时期的各诸侯国就产生了国家利益的观念,当时虽然没有直接使用“国家利益”这个说法,但“国之利”这样接近国家利益的词语却用得很广泛。

第三,比如,东吴之所以成为三国外交斗争中最大的赢家,就是敢于超越意识形态,把有利于国家利益作为外交的出发点,外交为东吴创造了最为优越的外部环境。魏、蜀都陷入过两面受敌、孤立无助的境地,东吴却不曾如此。它或结好于魏,或和睦于蜀,从未出现过两面受敌的情况。只要有利于国家利益,东吴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例如,荆州是东吴的西大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关羽北攻襄阳之际,孙权大打外交牌,适时讨好曹操,十分顺利地夺占了荆州,从而保固了自己的西大门。可以说,在三国外交舞台上,东吴是无可争议的外交大戏的倡导者、演出者和受益者。

第四,外交意识形态化是国家的衰亡之道,意识形态利益不能绑架整体国家利益。意识形态利益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的软实力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是联系在一起的,意识形态利益要服从、服务于整体国家利益。同东吴外交相比,蜀国的外交过于意识形态化,这是蜀国在三国当中最先亡国的主要原因。“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成为蜀国立国的政治基础,既然蜀汉和曹魏势不两立,帝王之业不能苟且偷安于一地,蜀汉政权的合法性与对抗曹魏联系在一起,蜀汉就不可能像孙吴那样左右逢源。“兴复汉室”是诸葛亮毕生目标。如果说在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打出“兴复汉室”的旗帜以作号召,自有其外交策略上的合理性的话;那么,在后主刘禅建兴五年(公元227年),诸葛亮自汉中北伐前夕的上疏中仍讲“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这已明显不符合时代要求了。“汉室不可复兴”的思想鲁肃早在建安五年(公元201年)就提了出来。这是在估量当时客观斗争形势基础上的政治见解,日后证明是完全正确的。诸葛亮在一生的外交生涯中,一直都在打三张牌:正统牌、统一牌和皇叔牌,说白了都是意识形态的牌。外交的意识形态化大大压缩了蜀汉的外交空间。

第五,新中国以来,如何处理外交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既有丰富的成功经验,也有教训。1972年2月中美发布联合公报后,外交战略逐步转变,进入不以意识形态划线的阶段。邓小平明确提出,处理外交关系要坚持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而“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从1982年党的十二大起,中国外交吸取了以往片面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的教训,把凸显国家利益、超越意识形态作为外交政策战略调整的主要内容。这一外交策略推进了对外开放的进程,1980年代以来,中国对外交往对象不断拓展,对外开放程度也越来越高。中国一直坚持这一原则,在与许多国家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时,也强调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对国家间存在的分歧和争端,主张以和平方式妥善解决。

第六,当然,我们要准确理解超越意识形态处理外交问题这一原则。一是“超越”不等于放弃。不同国家之间意识形态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而外交很难完全摒弃其影响,因此,超越是以承认这种差异为前提的,意味着要相互尊重各国的自主选择;二是“淡化”不等于同化。意识形态的不同表明世界观、认识论都会不同,当然就必然存在矛盾和冲突,“淡化”意识形态因素是希望不让它影响国家间的关系,但不能把自己的强加于人,更不能试图把全世界搞成一张面孔;三是“超越”是前提,“合作”是目的。超越意识形态来处理国家间的关系,最终是要达到搁置分歧,求同存异,促进共同发展的目的。

(作者系外交学院原党委书记、教授,前驻外大使,中国国际法学会常务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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