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第12期 2018-12-14 刘绪义

│刘绪义

 

李鸿章一直被后人视为晚清的“国家重臣”,确实,看起来似乎内政外交都离不开他一力担当——对内领淮军,督直隶,办洋务,建北洋;对外战日本、战法国、战英国,几乎是哪里要签和约(《马关》《辛丑》),哪里就有他。

然而,李鸿章真的很“重”吗?究竟又有多“重”?

论职务,他位居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一等肃毅伯,被朝野视为“北洋领袖”,被慈禧目为“再造玄黄之人”。然而,这一切都只是表象。论结果,他一生被保守派骂作汉奸,被清流党骂作汉奸,被义和团骂作汉奸,被清国子民骂为汉奸。

要分析李鸿章究竟有多“重”,不妨从传统的儒家政治道统来分析,也就是“得人”与“得君”这两个层面。

【得人:李鸿章的无奈】

“为政在得人”,这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一句经典,《帝范·求贤》云:“君人御下,统极理时,独运方寸之心,以括九区之内,不资众力何以成功?必须明职审贤,择材分禄。得其人则风行化洽,失其用则亏教伤人。”这与李鸿章的老师曾国藩所说:成大事者,以多得替手为第一要义”的意思一致。

“丈夫只手把吴钩”,一生以敢任事著称的李鸿章也早早地留意人才,他能够在接过曾国藩之命后短短的时间内组建起属于自己的淮军,即是因为延揽到张树声、刘铭传、吴长庆、潘鼎新等人。

然而,李鸿章最致命的缺点就在于用人唯亲,只要出身淮军,稍有才干,足够忠诚,无论贤愚,都能得到李鸿章的青睐重用,即使出了事,也会得到其庇护。他不惜为僚属、旧部、同乡徇私枉法。淮军旧部杨宗濂被参革职后,李鸿章惜其才可用,指使他向醇亲王“报效二万金”,得以官复原职,“交北洋委用”。虽然在北洋武备学堂创办过程中,杨宗濂总其事,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由于择人不分贤否,李鸿章反过来受其所累。如《清史稿》就称他: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其女婿张佩纶也直白地说:合肥素仁厚,止以喜用小人之有才者,晚年为贪诈所使,七颠八倒,一误再误。”

毫无疑问,李鸿章能够在晚清官场上崛起,离不开其所得之人的帮助。然而,好用小人,志节之士不乐为用,这能说李鸿章得人吗?熟读经史的李鸿章不会忘记唐太宗对侍臣所说:“为政之要,唯在得人。今所任用,必以德行、学识为本。”“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贤才。”(《贞观政要·择官》)

好用小人,虽然与唐太宗重在得贤才的主张悬隔,倒也并非全错。倘若能做到太宗所言:“无曲直长短,各有所施。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良匠无弃材,明主无弃士。不以一恶忘其善;勿以小瑕掩其功。割政分机,尽其所有。”也不失其得人之法。换句话说,至少要像高泰进谏苻坚所说:“治本在得人,得人在审举,审举在核真,未有官得其人而国家不治者。”要对所用之人予以审举核真,否则志节之士自然远离。

刘邦得到萧何、张良、韩信三个人,成就了大汉帝国。李鸿章不是刘邦,于得人方面甚至无法望其项背。对1890年代的中日战争,李鸿章的女婿兼幕僚张佩纶认为“陆军无帅,海军诸将无才”。虽然甲午之败不能全然怪罪于李鸿章,但导致陆军无帅、海军无才的局面,他难辞其咎。

是否晚清没有人才?这一点,他的老师曾国藩早有论证:山不能为大匠别生奇木,天亦不能为贤主更生异人”,“人才以陶冶而成,不可眼孔甚高,动谓无人可用。”对于晚清的人才,袁世凯有“天下翰林三个半”之说,这三个分别是张佩纶、徐世昌、杨士骧,半个则是张謇。

张佩纶是晚清名气最大、招忌最深的清流党人,生平受清流党骂得最狠、也最厌清流的李鸿章独独不忌张佩纶。张于光绪年初入李鸿章幕,李鸿章非常喜爱张佩纶之才,先是让其参议天津海防,中法战争中署船政大臣,不料遭致全军覆没,被褫职遣戍察哈尔察罕陀罗海。获释后,再入李鸿章幕,娶李鸿章小女儿菊藕为妻。甲午战争中,遭御史弹劾其干预公事,被勒令回籍。1901年,李鸿章保荐其随办和约,张佩纶再度北上入李幕。

三度入幕且成为女婿的张佩纶其实与李鸿章存在很大的分歧。除了他的清流身份树敌太多外,张佩纶还是一个坚定的主战派,在中俄交涉中也与李鸿章意见不一致。虽然李鸿章视其为奇才,多次延揽在身边,但对自己办事并无裨益。

另一个例子是袁世凯,袁世凯受恩于李鸿章,又出身淮军,甚至吴大瀓也在李鸿章面前力赞袁世凯:公向谓张幼樵(张佩纶)为天下奇才,我见天下才非幼樵,乃袁某也。”但李鸿章却未能得袁世凯之力,甲午战后,袁世凯改换门庭,谨事荣禄。

凭心而论,李鸿章的识才、惜才、得才之心,并不逊于曾国藩,即使是出身淮军,后来站到李鸿章的对立面——翁同龢阵营的张謇也心存感佩。1911年,张謇在致东三省交涉使韩国钧信中说:方壬午、癸未之间,下走参预吴武壮公援护朝鲜,即上书直督,请达政府,于朝鲜则援汉玄菟、乐浪郡倒,废为郡县;或援周例,置监国;或置重兵,守其海口,而改革其内政;或令其自改,而为练新军,联合我东三省为一气。于日本则三道出师,规复琉球,时张靖达公回粤,李复督直,嗤为多事,搁置不议。”足见壬午、癸未年以来,历历诸事,一路演变,大不尽人意,甲午之役更令国家元气大伤,于张謇而言,可谓无一时不能忘记。但另一面,李的雅量,李罗致人才的胸怀和眼光,也让张謇深为所动,他在《论出处及韩乱事致袁子久观察函》中坦言:“金州往事,令人有感慨遗世之心。七月南还,矢意韬戢。方道出沪上时,见故人束畏黄为南皮见辟之书,即自奏记,敬谢不敏。迨九月,漱兰年丈又复劝驾,重以前说申辞。诚不知中间执事于謇遣使命舟,并渤海而踪迹之,如是其勤勤可感也。”

对于栽培人才,李鸿章可谓用心。同治九年(1870年)以秀才身份入李鸿章幕,协办洋务的盛宣怀,是一个奇才,李鸿章盛赞其“志在匡时,坚韧任事,才识敏瞻,堪资大用。一手官印,一手算盘,亦官亦商,左右逢源”。他也没有辜负李鸿章,一生创造了11项“中国第一”:轮船招商局、电报总局、京汉铁路、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中国通商银行等,被誉为中国实业之父。

这些影响巨大,惠及后世的成就,莫不与李鸿章的支持扶植密切相关。但后人习惯于将这些成就都记在盛宣怀一人身上,相反,在招商局经营期间,刘坤一等人弹劾盛宣怀“工于钻营,巧于趋避”的恶名,责任倒落在了李鸿章头上,总理衙门责其对盛宣怀严加考察。或许是基于这方面的原因,加上盛宣怀大胆率性和富于冒险的办事风格,使得李鸿章对其颇不放心,以至于直到1884年,李鸿章才让他署理天津海关道。李鸿章信任盛宣怀,他不放心者乃在于他了解盛宣怀没有经验、急于求成的弱点。

从中恰恰可以发现,尽管李鸿章得人不计贤否,但在用人上并无私心,假如有私心,他完全可以更早地提拔盛宣怀等人。他不结党,只要对自己所办的事业有益,而不在官场上相互攀援成势,这正是他可贵之处。也正因为如此,在权力斗争中,他所得之人没有一个能成为他的奥援,他宁可作“孤臣”,也不作把控天下的权臣。

据傅德华考,在一份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下旬(1901年11月上旬)《李鸿章致盛宣怀遗书》中,李鸿章赋诗赠盛宣怀等上海朋僚:

四十年来百战身,几回此地息风尘。经营庶富羞言我,纽握机权耻授人。

尽一分心酬圣主,收方寸效作贤臣。请君努力艰难日,莫误龙华会里因。

诗中李鸿章总结自己“四十年来百战身”的经验,希望他信得过的朋僚能引以为鉴。他认为,身为朝廷命官,要做到“负土能胜任”,就应学会“攘丹睐内典,媚奥问宣尼”的本领,并懂得“尽一分心酬圣主,收方寸效作贤臣”,以及“怀清防利欲,美玉保无疵”的道理。

得人不易,不任事不知其中之艰苦。李鸿章的老师曾国藩就曾对其九弟吐露心结:“近世保人亦有多少为难之处,有保之而旁人不以为然反累斯人者,有保之而本人不以为德反成仇隙者。余阅世已深,即荐贤亦多顾忌,非昔厚而今薄也。”左宗棠同样发出“天下事不难办,总是得人为难耳”(《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卷,岳麓书社1996年版)之叹。久历宦海的李鸿章自然不会不明白,但他不像曾国藩那样“以方寸为严师”,相反,他不要求所得之人做道德楷模,也不指望他们承继自己的衣钵。因此,即使反受其累,李鸿章也不在乎,“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胸中一段春”。

可以说,未能得人,是李鸿章一生最大的败笔,也是他一生的清白。“秋风宝剑孤臣泪”,晚年以“孤臣”自许的李鸿章,不能不令人付之以同情之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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