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第12期 2018-12-14 张在军

│张在军

 

胡适1926年有一封致蔡元培的书信,如今只留下残件:

孑民先生:

今天忍不住,又写此信与先生。现在学校的好教员都要走了。北大最好的是物理系,但颜任光兄今年已受北洋之聘,温毓庆君已受东北大学之聘。此二人一走,物理系便散了。

数学系最久而最受学生爱戴者为冯汉叔兄,汉叔现已被东北大学用三百现洋请去了。他的房子已帖“召租”条子了。他的教授的本领是无人能继的。

钢和泰为世界有名学者,我极力维持他至数年之久,甚至自己为他任两年的翻译,甚至私人借款给他买书。(前年有一部藏文佛藏,他要买,学校不给钱,我向张菊生丈借了一千二百元买了一部《论藏》,此书为涵芬楼所有,但至今借给他,供他研究。)

但他现在实在穷的不得了,要卖佛像过日。

现在决计要……

1926年6月24日)

蔡元培第一次任职北大校长的时间是1916年12月至1927年8月。其间,他于1923年7月底赴欧洲游学,1926年初回国暂居上海,没有具体参与北大的校务管理,当时由蒋梦麟代理校长。胡适第一次在北大工作的时间则是1917年9月至1925年11月。他于1917年夏完成博士论文回国,9月受蔡元培校长之聘到北大任教授,后又出任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等职。

1925年11月,他写信给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要求辞职,蒋未允许,但人已离开。1926年7月,赴英国参加中英庚款会议。这封给蔡元培的书信残件,就是胡适赴英前夕所写。这封信其实就是表达一个意思,“现在学校的好教员都要走了”。好教员为什么要走呢?

索薪运动

“教育为立国之本,经费为教育命脉”,然而在北洋政府时期,也就是1921~1927年间,出现了一段政府“摧残之破坏之唯恐不速”的不正常时期,教育事业不仅不能发展,而且连正常的教学秩序都难以保证。在此期间,全国许多省份都爆发了大规模的教师索薪运动,尤其是作为“首善之区,观瞻所系”的北京八所国立专门以上学校——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北京工业专门学校、北京美术学校(简称“八高校”),因为教育经费短缺、教师工资严重拖欠而爆发声势浩大、历时六年之久的“索薪运动”。

早在1921年索薪运动发起之初,八高校教师坚持政府“月拨国立北京专门以上学校经费二十万元”。它是八高校在经费预算“忍痛让步”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方案。实际能否得到此数,并不能确定。即便能兑现,也不过仅可“敷衍一时”。更让教育界人士不满的是,即使这点难敷其用的教育经费也仍然得不到切实保障。首先是没有固定的教育基金。其次,政府“往往任意拖延,多不按期核放,稍有事故,籍口停发”。第三,教育经费不时被挪作他用。为了教育的稳定与自身之生存,北京教育界发起了一场规模巨大的索薪运动,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北京八高校与中小学,同北洋政府展开斗争。第一阶段从1921年到1922年,北京教育界大规模索薪,主要要求政府发放积欠工资、拨付教育经费,以维护教育使之不致破产。1921年5月30日,八校代表50余人同赴教育部索欠,没有结果。6月3日,八校教职员和学生一起赴总统府请愿,途经新华门时与卫兵发生冲突,马叙伦等数十人受伤。史称“六三惨案”,亦称“新华门事件”。第二阶段从1922年到1923年,鉴于北洋政府毫无信义,指拨某项经费已无法解决问题,要彻底解决困境,唯有争取设立教育基金,不受政局、政潮影响,一劳永逸解决教育经费问题。第三阶段从1923年下半年到1927年,由于各国退还庚子赔款,北京教育界争取庚子赔款划作教育经费。胡适1926年写给蔡元培的信就是属于此时。

教育经费拖欠,导致教师的工资有时仅能拿到一二成,许多教师只好靠借债度日,或者四处兼职,以保生计。教育经费短缺,直接影响学校教师的待遇和稳定。那么,“学校的好教员都要走了”,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为什么是去东北大学

的东大秘书长宁恩承回忆说:“东北大学教授月薪360元,天津南开大学240元,北大、清华300元。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关内许多名人学者连袂出关不是无因的。”冯汉叔即被东北大学聘为数学系教授、系主任。

当年的化学系教授姚文林回忆中还提到,东大对外省籍的教授“更显得优礼有加”,“例如东北籍教授的修金是发奉票,外省籍都发现大洋,两者差额相当之大”。教学经费的充裕,师资力量的雄厚,让东北大学在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进入鼎盛时期。到1930年秋,已有6个学院24个系8个专修科,在校学生3000多人,超过北大1000人。校舍壮丽,设备充足,良师荟萃,学风淳朴,各项指标均在国内称冠。然而,“九一八”事变一声炮响,让盛景转瞬即逝,大批泰斗级学者又被迫分散到国内其他各个高校。


 


胡适在信中说,北大最好的物理系“温毓庆君已受东北大学之聘”,“数学系最久而最受学生爱戴者”冯汉叔也“已被东北大学用三百现洋请去了”。北京大学好歹也是国立大学,东北大学不过是才成立不久的地方学府而已,为何有如此魄力与魅力?

东北大学是1923年4月根据张作霖的建议,奉天省联合吉林、黑龙江两省创办的。所需经费也由三省分担,后因吉林拟自办大学,结果张作霖决定经费由奉、黑两省分担,为九与一之比。张学良兼任东北大学校长不久,就着手于学校的改革与扩充。首先是把原有的文、法、理、工四个学科,改为四个学院。还收买英国教会设立的盛京医科大学及附属医院,改为东北大学医学院,也计划成立商学院或者财经学院,把东北大学办成八大学院的标准综合大学。学校为扩建校舍,需要巨款,省库负担困难,张学良慨然捐私款近两百万元,建筑汉卿南楼、北楼,汉卿宿舍和图书馆。同时还修建了中国第一座现代化体育场,在这里举办过中、日、德三国远东运动会,以及华北和东北三省的运动会。

当年国内兵荒马乱,北京南京各地均不安定。东北大学偏安一隅,相对来说安定很多,常年办学经费居全国之首,为160万银元,远高于北大、清华。代张学良主持校务的东大秘书长宁恩承回忆说:“东北大学教授月薪360元,天津南开大学240元,北大、清华300元。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关内许多名人学者连袂出关不是无因的。”冯汉叔即被东北大学聘为数学系教授、系主任。

当年的化学系教授姚文林回忆中还提到,东大对外省籍的教授“更显得优礼有加”,“例如东北籍教授的修金是发奉票,外省籍都发现大洋,两者差额相当之大”。教学经费的充裕,师资力量的雄厚,让东北大学在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进入鼎盛时期。到1930年秋,已有6个学院24个系8个专修科,在校学生3000多人,超过北大1000人。校舍壮丽,设备充足,良师荟萃,学风淳朴,各项指标均在国内称冠。然而,“九一八”事变一声炮响,让盛景转瞬即逝,大批泰斗级学者又被迫分散到国内其他各个高校。

 

颜任光与温毓庆:北大物理系的台柱子

1920年代初,中国教育界有“南胡北颜”之称。“南胡”是主持东南大学的著名物理学家、我国第一位研究X射线的科学家胡刚复,“北颜”是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中国实验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颜任光。颜任光(1888—1968),又名颜嘉禄,字耀秋,海南乐东人。1918年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博士学位。1920年秋回国,历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系主任,北京大学仪器委员会委员长。1924~1925年,颜任光休假出国访问一年。回国后,他辞去北京大学教授职位,但并非如胡适信中所言“已受北洋之聘”,而是和物理学家丁佐成共同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现代科学仪器工厂——上海大华科学仪器公司。从此,中国有了自己生产的物理仪器、仪表。离开北大转入工业界后,颜任光一直关心教育事业的发展。在上海,他还曾任光华大学物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和副校长。1930年代中期,一度出任交通部电政司司长、建设委员会委员、资源委员会委员等职。

抗战胜利后,一群海南精英首先在陪都重庆酝酿筹创私立海南大学。此时的颜任光,在上海已经拥有厚实的家产和富有影响力的地位,但家乡还是在他心目中占有重要位置。1948年春,经私立海南大学董事会的恳请,颜任光放弃了在上海的优裕条件和蒸蒸日上的“大华”品牌,回到家乡出任私立海南大学校长之职。私立海南大学在战后的海南,创造了一个奇迹,被称为“南疆文化中心”,这个称号来之不易,足见当时该校在全国学界和教育界的重要地位。而这一切,都和这所大学所具备的大学精神和师资力量有着密切关系,作为一校之长的颜任光更是功不可没。他除了管理学校,还亲自上物理课,他的课总是引人入胜,为了一睹名师风采,有不少同学争相赶来旁听,可见其魅力了。

1949年后,颜任光历任上海大华科学仪器公司研究室主任、工程师,华东工业部电器工业局电表制造指导,上海电表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为新中国贡献自己的才智。

北大物理系另一位教授温毓庆(1895—?),广东台山人。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赴美国哈佛大学深造,获博士学位。1921年,温毓庆回国任清华大学物理科教授。1923年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为北大无线电等电学相关课程的开设、实验室建设和实验课程开设等方面作出了贡献。任北大教授期间,温毓庆曾赴美研究无线电。1926年,温毓庆被北洋大学校长刘先洲聘为该校物理学教授,并不是胡适信中所言“已受东北大学之聘”。1927年,温毓庆应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之邀,出任北平税务专门学校校长,同时负责将该校南迁上海,后兼任交通大学教授。温毓庆与宋子文是哈佛大学同学,亦为广东同乡。温毓庆的夫人施惠珍乃中国近代著名外交家施肇基的侄孙女,宋美龄留美时的同学和好友。温毓庆后来从政,亦与宋子文推荐有关。

1928年初,温毓庆步入政界,出任交通部无线电管理局局长、国际无线电电台台长等职。在无线电通讯管理方面,温毓庆最突出的成就是与颜任光合作筹建了中国第一座国际无线电台——上海真如无线电台。真如无线电台的建立,使中国独立自主地打开了通向世界的门户,为世界开启了了解中国的新窗口。1936年11月,温毓庆转任交通部电政司司长。抗战开始后,日本外交密电密码破译难度不断攀升,他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题,跟进破译日本外务省的密电,进而破译了日本海军、空军等作战系统的密电,为抗战大业贡献颇多。

1941年1月18日,时任驻美大使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晚上温毓庆兄来谈。他是在政府服务的科学家之一,他做了五年多的电政司长,为国家做了不少的事。”

从以上介绍不难看出,颜任光与温毓庆的水平确实了得,相当于北大物理系的两根台柱子,难怪胡适说“此二人一走,物理系便散了”。

冯汉叔:中国现代数学的开山鼻祖

冯祖荀(1880—约1940),字汉叔,中国现代数学教育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在我国数学发展史上占有特殊的一席之地。他的一生中多次开历史之先河,破纪录创造“第一”:他是我国出国留学生中学习西方现代数学的第一人;也是我国大学中第一个数学系——北京大学数学系的创办人与系主任;还是我国第一份科技译刊《学海》的创办人……

冯汉叔1880年生于浙江杭县,1902年考入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在学期间被选出洋留学,入日本京都第一高等学校(相当于高中)就读,后转至京都帝国大学理学部研读数学。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1912年10月,冯氏即到北大任理科教授。1913年秋,北大开设数学门(相当于现在的“系”),冯汉叔是该系的主要教授。此后,他和秦汾、王仁辅等为建设北大数学系做出了杰出贡献(1934年前冯氏多次担任该系主任),初步探索出一套中国现代大学数学系的办学模式,课程设置亦逐渐完善。冯汉叔擅长分析学方面的学科,对讲课的要求很高,选用的教材很深。他的教学方式崇尚德国一派,讲得颇深,习题布置很多。据其学生回忆,冯氏为人慷慨,在同事或工友生活困难时,常予以经济资助。因此胡适说“数学系最久而最受学生爱戴者为冯汉叔兄”,“他的教授的本领是无人能继的”。

大概是留学归国,得风气之先,加上在北大混得很不错,在民国初年冯汉叔过了一段很是时髦舒适的生活。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中有一段写冯氏的车子:“据说他坐的乃自用车,除了装饰崭新之外,车灯也是特别。普通的车只点一盏,有的还用植物油,乌沉沉的很有点凄惨相。有的是左右两盏灯,都点上了电石,便很觉得阔气了。他的车上却有四盏,便是在靠手的旁边又添上两盏灯,一齐点上了就光明灿烂,对面来的人连眼睛都要睁不开来了。脚底下又装着响铃,车上的人用脚踏着,一路发出琤瑽的响声,车子向前飞跑,引得路上行人皆驻足而视。据说那时北京这样的车子没有第二辆,所以假如路上遇见四盏灯的洋车,便可知道是冯汉叔,他正往‘八大胡同’去打茶围去了。”冯氏喜欢喝酒,而且精于喝酒,酒店老板也骗不了他。他喝酒后倒不像黄侃或林损借着酒劲骂人,据说酒后上课,也从未犯过糊涂。但小事糊涂不是没有的。鲁迅讲过汉叔的一件故事。一天两人在路上相遇,彼此举帽点首将要走过去的时候,汉叔忽叫停车,下车后从皮夹内掏出20元钞票交给鲁迅,说“这是还那一天输给你的欠账的”,弄得鲁迅都糊涂了:“那一天我并没有同你打牌,也并不输钱给我呀。”他这才说道:“哦,哦,这不是你么?”遂作别而去。又一次是“五四”时期,北大同仁在二院开会讨论挽留蔡校长的事,发言的人当然没有一个是反对者,但其中某人表态不直截,冯汉叔也没太听清楚,便立即愤然起立道:“谁呀,说不赞成的?”旁人连忙解劝:“没有人说不赞成的,这是你听差了。”他于是又说:“哦,哦。”随又坐下。冯汉叔也许是北大酒人中酒德最好、最为可爱的了。可是北大屡屡欠薪,直接影响到他的舒适生活,恰好这时东北大学“用三百现洋”相聘,不能不心动加行动。

抗战时期,北大南迁昆明,与清华、南开组成西南联大。冯汉叔因健康原因滞留北平,曾在日军占领期间设在北平的“北京大学”任教,其间曾协助将北京大学数学系的档案转移至昆明。大概是1940、1941年间,冯汉叔病逝。抗战胜利后,北京大学复员,1947年由校方出面为他重新安葬。墓址在八大处福田公墓内,墓碑由胡适题写,上书“冯汉叔先生墓”。

在北大之外,冯汉叔还曾兼任过北京师范大学、北平女子师范大学以及东北大学的数学系主任,为这三所大学数学系的创立和发展呕心沥血,称得上是我国现代数学的开山鼻祖。可惜现在熟悉他的人不多了。

钢和泰:开创北大梵文教学与研究

钢和泰(AlexandervonStaёl-Holstein,1877—1937)更是一个早被国人遗忘的名字。

想当年,胡适声名如日中天,还亲自担任这位男爵讲课的口译工作,并且跟随他学梵文;陈寅恪身列清华四大导师之一,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每个周末都进城与这位男爵共同研读梵典。这个与中国学术史、教育史大有关联的名字,是绝不该被忘却的。

钢氏出身于俄罗斯帝国爱沙尼亚专区波罗的海地区一个贵族世家,自小在家里受到良好教育,讲德语和法语两门语言。俄国十月革命后,他家的财产被没收,不得不靠教书生活。他专治梵文藏文,想从中国史料里寻证据,所以到东方来。1918年,他在好友、当时的香港大学校长查尔斯·艾略特爵士的大力举荐下,并在胡适的热情帮助下,出任北京大学梵文与宗教学教授。钢和泰开创了北大梵文教学和研究的传统,这一传统后来得到一代代人的发扬光大,包括季羡林和金克木等学术大师。如今北大的东方学已成为蜚声国内外学界的研究重镇。

钢和泰虽然在北京大学讲课,但对于贵族出身,又对文献典籍、古物器玩收藏情有独钟的他来说,经济条件一定不是太好,从其书信以及《吴宓日记》《胡适日记》等可以看出,他常常为购书一筹莫展而需要友人相助。北大拖欠教员薪水的事情也发生在钢氏身上。从北大教务长陈大齐1927年7月12日给他的信函中可知,陈氏因为北大拖欠薪水事向男爵致歉,当时北大给钢氏的月薪是400元,说起来不算低;不过教授们常常不能按时领取薪酬,钢氏的生活境遇固然不佳。信中说道:“过去二十二个月(1925年9月12日~1927年7月12日)的欠款共计8800元。扣除阁下预领的1925年9月的部分薪水148元,至今尚欠阁下总共8652元。我相信,大学一定就此事引起政府重视,采取具体步骤,以分期付款方式偿还所欠阁下之款。”

不过,所欠工资实际上迟迟未能偿还,直到1929年5月下旬钢和泰从美国讲学回来后才支付。等拿到拖欠薪水的时候,钢氏已经不是北京大学的正式教授,而是哈佛大学中亚语文学教授了。钢氏任教北大期间,生活过得紧巴巴,所以要找胡适借钱买书,还要变卖收藏的佛像度日,也就可想而知了。

(作者系文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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