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第12期 2018-12-14 刘怡

│刘怡

 

【狂热的航空爱好者】

46岁的“德州佬”克莱尔·李·陈纳德第一次踏上中国土地的那一天,是1937年5月31日,距离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只剩下一个多月的时间。账面上拥有超过300架各型飞机的中国空军,实际可出动的数量只有这个数字的2/3。而按照陈纳德的看法,它们之中只有91架适合用于现代空战。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二十年休战”,对全球战斗机飞行员来说,都是一段灰暗的日子。主要大国纷纷厉行裁军减兵,缩减了陆海军航空兵序列内现役军官的数量;许多小有成就的飞行员由于未能在年龄撞线之前晋升至更高军衔,被迫就此退役,转入民航生涯。不仅如此,一度流行的“轰炸机万能论”,使得负责军备采购的国防官员相当怀疑战斗机的价值: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800马力一级的发动机实用化之前,结构单薄、起落架不可收放的单发战斗机,在时速和航程上都逊色于双发的轰炸机。在战斗机部队内部,重视格斗的“双翼派”和着眼于速度的“单翼派”也存在重重矛盾。从英国、德国到日本,围绕战斗机产生的争论一直持续到了大战爆发。

严格说来,陈纳德的第一身份并不是职业军人,而是狂热的航空爱好者。他在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读过一年农学,参加了陆军后备军官训练团的课程,直到25岁时才正式进入负责培训国民警卫队人员和预备役军官的本杰明·哈里森基地平民军训营。一战爆发后,陈纳德成为陆军通信兵部队的观测机飞行员,1922年又考取了驱逐机(战斗机)飞行员执照,一度担任过美国陆航战术学校驱逐机科的主任教官。在“战斗机无用论”流行的1934年,他和同僚海伍德·汉赛尔(美国战略空军创始人)、比利·麦克唐纳(后成为“飞虎队”早期飞行员)以及卢克·威廉森(后为达美航空首席试飞员)组成了人称“空中秋千组”的飞行表演队,驾驶3架波音P-12型战斗机在全美进行巡回竞技表演,展示编队进攻战术的效能。按照陈纳德的看法,假使不沉溺于单机格斗,而是以2~3机协同进攻,战斗机完全可以有效拦截轰炸机。

“秋千组”的努力没有打动美国军方,却吸引了来美考察的中国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常务委员毛邦初上校的关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是全球航空业的西部,每一家欧美主要飞机制造公司都在上海派驻有代表,指望将那些因为本国裁军而缺少买家的新机型推销到东方。每一种在本国陆海军的项目竞标中落败的原型机,都会被迅速装箱运往上海,等待来自中国空军的测试。同样频繁的还有航空人员交流:1932到1934年,美国陆航退役上校裘伟德领导的顾问团在杭州笕桥创办了新的中央航校,随后意大利教官在洛阳也建立了一所轰炸机训练学校。在柯蒂斯—莱特飞机公司销售代表威廉·鲍莱的推动下,中美双方合资建立了中国航空公司(CNAC)和中央飞机制造厂,形形色色的美籍飞行员与技术顾问也分批前往中国。1932年在“一二八”抗战中牺牲的美籍飞行员萧德便是波音公司驻华的试飞员。

1936年1月,“秋千组”在迈阿密举行完最后一场飞行表演之后,按照陆航战术学校的命令宣布解散。也是在那里,毛邦初向4位成员发出了前往中国的邀请。年纪较轻的威廉森和麦克唐纳很快接受了中航公司开出的机长合同:他们平时为中航驾驶商业客机,闲暇时间前往航校授课,以规避美国政府“不干涉政策”的影响,而资格更老的陈纳德还打算留在陆航做最后一搏。

但陈纳德的挣扎并没有持续太久:由于在“一战”结束后罹患西班牙流感,他长期受到中耳炎的困扰,听力出现严重下降;“秋千组”的频繁飞行又使他患上了支气管炎。加上他的倔犟脾气和对战斗机战术的偏执,始终无法获得升迁机会,1937年4月30日,陈纳德最终以上尉军衔退出现役。同年5月8日,在中央飞机制造厂顾问、前美国陆航飞行员小罗伊·霍尔布鲁克的邀请下,他乘坐著名的跨太平洋邮轮“加菲尔德总裁”号驶往上海,开始了对中国空军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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