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第12期 2018-12-14 萧西之水

│萧西之水

 

《易经》云:“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

《诗经》云:“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明治维新”四字,均来源于汉语经典。同用汉字,同属儒家文化圈,也同样在近代被迫结束闭关锁国、开放西化,日本步步成功,先后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击败体量数倍于己的对手,进而废除不平等条约,以黄种人身份与欧美列强平起平坐。反观中国,无论如何改革似乎都无法挽救被殖民的命运,在近代饱尝屈辱。这种强烈反差让民族自尊心受到伤害,也让“明治维新”四个字牢牢钉在国人的民族记忆之中。

一直以来,部分国人都不把明治维新当作明治维新,而是当成一面镜子,用于反复质问与激励自己:为什么人家日本人行,我们中国人就不行?

从清末开始,晚清改革与明治维新的对比都是知识圈经久不衰的话题,人们总是试图从中找到日本成功的因素,借为己用。清末外交官黄遵宪便提出“人(日本)力合,我(清朝)力分”,认为洋务运动带来的地方派系矛盾是失败关键;梁启超则痛斥“吾国民之大愚,在于不知国家为何物”,指摘国民没有国家观念;而电视剧《走向共和》则借“日本宪法之父”伊藤博文之口说日本胜利是因为君主“立宪制度”,也被当作主张立宪政治的重要论据。

但应该意识到,这种比较存在一个基础,那就是中国原本强于日本,正因洋务运动逊色于明治维新,清朝才会败于日本。然而,如果追溯两国改革的原点,在1860年代初期,一边是仍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清朝,一边是刚刚购置数艘西洋军舰、建立西式陆军的江户幕府,彼时的中国也不一定能战胜日本,若真是大规模开战,也有可能输得更惨;某种程度上,正因为洋务运动的发展,中国还在1890年代勉强有了与日本一战之力。

换言之,甲午战争的失败并不能天然说明洋务运动失败,而甲午战争的成功也不能天然证明明治维新成功。

【明治维新到底是什么】

有趣的是,“明治维新”四个字其实没有一个明确定义。

0一般谈到一场改革,总要说清起点、终点,讲清楚改革涉及哪些方面。但除去能大致确定1868年(明治元年)为起点,关于明治维新终结于哪一年、哪一个事件,关于明治维新到底涉足了哪些方面,史学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认知。

就实际情况看,明治维新的终结年份有如下选项:首先是1871年“废藩置县”,这象征着全国集权统一为同一个中央政府管辖,延续上千年的封建制度结束;1875年“秩禄处分”,废除旧武士阶层的身份特权与“铁杆庄稼”(固定收入);1877年“西南战争”结束,这场“日本史上最后的内战”走向完结,也象征着日本不再存在军事上的反对势力;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次年帝国议会开设,象征着日本走上近代化国家之路;1894年与英国废除不平等条约,象征日本跻身世界列强之林;1895年战胜清朝,取得明治时代第一场大型军事胜利;1902年与英国签订《日英同盟》,受到世界第一强国的欢迎;1905年战胜沙皇俄国,举世震惊;1911年修改与美国的不平等条约,日本彻底完成所有不平等条约的修改工作。

无论选择以上哪一个年份,都可以自圆其说,但也要注意,以上年份与事件也几乎涵盖了明治时代的所有大事件,涵盖了政治体制、产业经济、思想文化、军事、外交等各方面因素,这就等于在说:明治维新就等于明治时代发生的所有事情。

然而,“维新”二字的最初定义并非如此。1870年《大教宣布诏》有言“天运循环,百度维新”,其中是以“维新”表示“更新”之意;1872年“维新三杰”之一木户孝允在书信中提到“回顾维新回天之业,一新之后,世事推移与愿相违”,这等于是把“维新回天”定为1868年之前的推翻幕府运动,而把1868年以后的改革称为“一新”。这表示,明治维新的亲历者很明白“维新”二字最初的含义:打倒旧幕府,建立天皇亲政的新政权。

但这个简单的含义却也让明治维新有了一组完全矛盾的理念:打倒旧幕府可以看作“革新”思想,但建立天皇亲政的新政权,其实是一种意在恢复古代制度的“复古”思想。当然,新政府只是用“复古”作为政治正确,并在日后的改革中一点点加入革新内容,是一种“借尸还魂”之计。一边是体制“革新”,一边是政治“复古”,这对相反思维牢牢地锁在一起,让明治维新成为“复古”与“革新”的有机统一体。

1868年明治维新刚刚开始时,明治政府就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实质是革新国家政治体制,但其名义却要借助“王政复古”;“废藩置县”与“秩禄处分”实行时,实质是要废除封建制度,但名义依然是“巩固天皇统治”;《大日本帝国宪法》本意是建立立宪体制,融入欧美国家体制,但第一条却是“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以天皇的神授权力作为宪法合法性的来源。

每逢研究一场改革是否成功、如何成功,多数目光都会注意改革措施如何、改革理念如何,却唯独忽略了“改革成本”这个重要理念。其实,明治维新时期所谓“复古”理念虚无缥缈,没人说得清幕府出现以前日本的国家体系是如何运作的。但“复古”却能给重视传统价值观的群体带来尊重感,在一次次改革进程中,传统价值观群体受到的冲击一定最大,“复古”就会成为降低乃至抵消改革成本的重要方式。

正因如此,明治维新也就同时成为了“欧洲化”与“日本化”的统一体。最富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1884年8月7日,当时日本刚为华族(贵族)授予爵位,准备举行庆典:当天上午,292名授爵者集体穿着和服进入皇宫,参拜供有传说中日本开国三神器之“八尺镜”的宫殿,向“皇祖神灵”宣誓效忠,发愿“永世扶翼皇室尊严”;而当天晚上,263名华族又携夫人参加盛大的西式晚宴,天皇与各亲王夫妇均出席宴会。两出风格完全不同的典礼正象征着传统化与国际化的交汇,也昭示出明治维新的重要方法论:近代化、欧洲化每走一步,传统化、日本化也要更进一步。

只是,维新志士没有料到,他们意图“借”的“尸”并不是个单纯的空壳,而是一个具有完整古代道德体系的“尊皇”思想,这种道德观在后来逐步绑架了明治政府,让“复古”以完全相同步调向前推进,这不仅给日本社会,也给东亚政局带来了巨大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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