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第12期 2018-12-14 胡悦晗

│胡悦晗

在社会平稳发展时期,不同群体之间会逐步分化,即便在同一群体内部,分化与分层也会呈扩大趋势。1927年至1937年间,上海的知识分子逐渐根据从业类型差异,分化出几种不同的亚群体。他们为了生存而努力和挣扎的图景,如今看来颇值得细味。

【谋生:“一个人有三个人格”】

晚清以降的西学东渐带来的最大影响之一,是刺激了近代上海新闻与出版业的发展。西人一直将上海作为传教与出版的中心地,所创办的出版与传媒机构直接刺激了中国民族出版业的发展,众多官办或商办的华人出版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1927年至1937年间,上海出版业旺盛发展,即便淞沪战争也未对其整体构成严重影响。

如此迅猛发展的出版业形成了一大批从业人员。“如果以全上海1931-1936年间华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总计每年的人口平均数为3490790人计算,出版业所吸纳、消化的人口占当时上海总人口的2.3%。通过这几个数据可以看出30年代的上海出版业已经有很大规模。”一本书的问世源于作者与出版者的合力。从晚清到民国,随着作文取酬的制度化,文人的职业意识与权益观念逐渐增强,因此孕育了两大群体的知识分子:一是以“卖文”为生的现代职业作家与自由撰稿人群体;二是出版与传媒业从业人员群体。

与此同时,清末盛宣怀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标志着上海近代大学的诞生。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国立大学、私立大学、教会大学已呈三足鼎立之势。上海文人曾今可在一篇随笔中用一则对话讽刺上海的大学教授:“甲:现在的大学教授,多如过江之鲫;乙:不,比上海四马路的野鸡还多!”这虽嘲讽大学教授良莠不齐,但也折射出教授数量之多的现实。

颇具规模的各类大学离不开大量的教职员工。1927年秋成立的江湾劳动大学,“法文教师在中学部有吴克刚、毕修勺、胡海秋……英文由陈友生教授,教师如盛叙功及梁园东……另外国文教师李式相、李元梓……”上海音乐学院“从创办到抗战爆发的10年中,学校教员最多时曾达41人,其中中国籍教员13人”。1930年同济大学已具备相当规模。中国教师有李宜果教授、梁之彦副教授等;在工学院任教的中国教授有周尚、副教授有唐英等;1936年和1937年都有新聘教授。

章克标曾对邵洵美有这样一段评论:“我觉得洵美一个人有三个人格,一是诗人,二是大少爷,三是出版家。他一人在这三个人格当中穿梭往来,盘回反复,非常忙碌。”此话揭示了一个现象——知识分子身兼数职。在1930年代的上海,新兴行业与职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给读书人的职业交叉与职业流动提供了客观条件。章克标本人便曾在暨南大学短暂任教,后因“厌恶刻板的教师生涯,要开始一种独立自主不求人的自由职业”,而成为自由撰稿人。自1920年代始,寓居沪上的新文学作家中,以学校为业(或兼职)者更不在少数。沈从文初到上海时以“卖文”维生,后与丁玲、胡也频主办《红黑》月刊。由于出版业与教育界均以专业知识的运用为主,故相互之间多有交集,许多大学教员先后跨界出版业,不少出版业人员也涉足教育界。

有些知识分子也在其它行业任职或兼职。田汉“这次回上海,除了在暨南、大夏教书之外,就是搞上了戏剧电影”。唐弢1930年代在上海一个邮政局工作。楼适夷1930年代在银行系统工作。胡朴安当时“教三个大学,还兼上海铁路局的秘书”。即便在最具传统社会文人特性的书画界,1930年代的新一批书画家也多在出版业、高等院校等单位兼职。

这一时期上海知识分子身兼数职的职业交叉与频繁的职业流动,侧面表明其时上海社会结构具有相当的开放性,社会阶层之间具有一定的流动性。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初来上海时面临严重的生计困难,经人辗转介绍后获得职业与收入,丰富了社会关系网络,拓宽了职业渠道与收入来源,改善了生活状况,实现了从平民阶层向中等阶层的上升流动。然而,这样的流动又相当有局限性,主要是同一阶层内的横向流动居多,不同阶层之间的纵向流动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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