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第1期 2019-01-14 吴钩

│吴钩(文史学者)


【中国最早的海关机构设在广州】

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描述广东文化的特质,我会这么说:一千年来,广州港一直是历代王朝对外开放的门户,长时段的海外贸易与中外交流历史,塑造了广东兼容并包、华洋杂处的文化性格。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广东文化,我会用“开放”二字。

其实,早在秦汉时期,岭南的广州已经是一个面向南洋的开放型口岸城市,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番禺,亦一都会也,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换言之,两千年前,广州商民便与海外蕃国开展珍珠、犀角等宝货贸易。不过,秦汉时期,中原王朝对外贸易的路线主要是陆上丝绸之路,朝廷对海路通商并不重视,海上贸易规模也不大。

唐朝时,广州港的贸易更为繁荣。朝廷于开元年间在广州设置“市舶使”一职,管理海路通商事物,向来华蕃船征收关税,替宫廷采购舶来品。唐王朝还在广州设押蕃舶使,管理来华的蕃船。市舶使与押蕃舶使的出现,标志着沿海口岸与海外蕃国的商贸规模已经壮大到引来朝廷的关注。

唐朝海岸线漫长,但置市舶使与押蕃舶使的沿海城市只有广州,可见广州的海外贸易要比沿海其他城市更繁华。成书于日本奈良时代的《唐大和尚东征传》提到唐代广州港的海外贸易盛况:“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船,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师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

但岭南最繁盛的海外贸易局面,要等到宋代才出现。宋人赵叔盎《千佛塔记》载:“南海,广东一都会也。海舶贾番,以珠犀为之货,丛委于地,号称富庶。”另一位宋朝人也描述说:“岭以南,广为一都会,大贾自占城、真腊、三佛齐、闍婆,涉海而至,岁数十柁。凡西南群夷之珍,犀、象、珠、香、琉璃之属,禹不能名,卨不能计。”

发达的民间海外贸易,促使宋政府于开宝四年(971年)在广州设置了中国最早的海关机构——市舶司。宋朝市舶司的职能,包括“阅货”检查进口商品),抽解(征收关税),博买(采购一部分蕃货),发放“公凭”(给海商发出海贸易许可证、给蕃商发完税凭证),查禁走私及违禁品,维修港口设施,是今日海关的前身。

唐朝在广州只派驻市舶使,并未设置市舶司。市舶司的设立,反映了宋王朝对海上通商管理的制度化,是海外贸易发展至新阶段的标志。按宋朝市舶法,凡海商出海贸易,只要到市舶司(或市舶务)办理好手续,领到“公凭”,便可满载商货,扬帆启程。凡蕃商来华贸易,或海商从远洋回货,一般亦在设有市舶机构的港口报关,完成抽解与博买手续,然后便可自由交易。

广州市舶司不但是宋王朝的第一个市舶机构,而且在设置后的一百多年时间内,市舶收入也位居宋朝五大市舶司(北宋的密州、明州、杭州、泉州、广州均设有市舶司)之首。广州市舶司每年从海外贸易中抽解的关税与博买的蕃货,占全国市舶收入的十分之八以上。官方的市舶收入直接反映了民间海外贸易的规模,民间海外贸易越是发达,市舶机构可以征收到的关税就越可观。直到南宋时,广州港的地位才被后来居上的泉州港取代,屈居第二。

为招徕更多的海外蕃商前来广州港贸易,每年发舶时节,广州市舶司都会设宴犒劳即将扬帆出洋的海商、蕃商,既是欢送商船出海,祝他们一路顺风,亦表达欢迎他们明年满载而来之意。一名市舶司官员说:广州自祖宗以来,兴置市舶,收课入倍于他路。每年发舶月分,支破官钱,管设津遣。其蕃汉纲首、作头、梢工等人,各令与坐,无不得其欢心。非特营办课利,盖欲招徕外夷,以致柔远之意。”宴会上,各商船的船长(纲首)、船工、水手(作头、梢工),都受到热情款待。

南宋绍兴初年,两浙路市舶司的官员提议说:各路市舶港每年宴犒蕃商、海商的支出“不下三千余贯”,这笔钱“委是枉费”,不如节省下来,犒劳蕃商的宴会就不要办了。但广州市舶司坚决反对,说:犒劳蕃商可以表达政府招商的诚意,带动更多的蕃商来华贸易,与政府从市舶中的获益相比,这点犒劳之费算什么?最终朝廷采纳了广州市舶司的看法,每年还是拨出专款,设宴犒劳蕃商。从这个细节,我们可以看出宋朝政府积极发展海外贸易的开放胸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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