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第1期 2019-01-14 金心异

│金心异

 

深圳在形成区域创新体系的过程中究竟有哪些经验可以总结,可以给别的地区启发和借鉴,为中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在价值观和方法论层面有所贡献?我认为至少有以下六点主要经验。

 

【用先发机遇建立高新产业优势】

从最初想要解决科技成果产业化难题入手,直到最后建立区域创新体系,深圳在国内率先找到了科技与产业相结合的市场机制,并利用先发优势建立了高新技术产业的竞争优势。

深圳在1990年代初中期开始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作为经济转型的战略方向,然而它并非国家技术中心之一,亦没有发展科技工业的经验,为何仍信心十足?这是因为深圳发现了当时国内科技开发的两大弱项:一是科学研究集中于大学和科研院所,脱离产业实际,研究成果的产业转化率十分低;二是,转化率低的原因主要是缺乏科技投资体系的中介作用。企业只看中那些已经很成熟、市场潜力显而易见的科研项目,不可能接受高风险项目,更不大可能在研究的中前期就投入资金,而研究机构得不到资金资助,许多项目停留在设想阶段。此外还有一个现实问题:哪怕是成熟的研究成果,哪怕企业急需要找到这样的成果,但是研究成果和企业之间不知如何找到对方,或说找到对方需付出的信息和社会成本太高。

深圳的发现其实正是中国科技体制处于转轨时期所面临的尴尬。与国内及国际对创新体系主要着眼于“产、学、研”三个维度不同,深圳区域创新体系最重要的经验是“官、产、学、研、资、介”六大维度相结合。

“官”是指政府及其部门。明确政府在区域创新体系中的角色定位,确定政府行为的边界,划分不同部门的职责,提供法治的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保障私有财产。“产”是企业及产业。确立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在深圳的民营科技企业群体中,形成了大型企业集团、中型科技企业、小型创业企业的完整生态链条,大型企业形成强大的研发实力和本土采购能力,带动整个产业链上中小企业的成长,中小企业也致力于技术创新获得快速成长,大型企业则采取并购战略,收购产业链上的技术创新企业。这一特点与硅谷极为相似。

“学”是大学及职业技术学院。深圳不断强化大学建设,籍此建立人才储备机制,提升人才的本土自给率,以此应对全国愈演愈烈的人才争夺战。

“研”包括私有部门(企业)研发与公共研发两部分。深圳90%的研发资金来自企业,既表明企业的研发实力强大,普遍重视研发,也表明公共研发投入的不足。

“资”是指科技创新的投融资体系。顶端是深交所创业板及中小企业板,此外包括风险投资、私募基金等资本,贷款担保机构,政府资助等。后面再作详述。

“介”包括政府支持的公共服务平台如高交会、高交所等,以及市场化的中介体系如行业协会、技术联盟等两部分。

可以说,在补足公共研发、人才保障等短板后,深圳区域创新体系将日益成熟并形成良性运作机制,且这个体系采取市场化导向,有着强大的市场适应能力。

【让资本配置资源】

市场经济的一个“元规则”就是让资本而非政府配置资源,才最有效率。科技创新最大的难题或瓶颈就是:任何科技创新皆有高风险,但也有潜在的高收益。政府主导的科技体制除了政府订单(军工)外,最大的难点在于政府并不能精确判断市场对技术需求的方向,作出这样的判断需要冒极大风险;而政府财政资金的最大特点就是“风险厌恶”,这决定了政府不应是主要的研发方向判断者。不过需强调的是:这一结论在主流的自由市场国家成立,但在不少小型创新型经济体也遇到了理论和实践的挑战,比如在芬兰,政府资金就承担了天使投资人的角色。

大学和科研机构自身的逻辑也使得它很难成为研发方向判断者。姑且不说大部分大学和科研院所的主要使命是知识创新和基础研究,就算是应用研究,它的特点也决定了其对市场需求的弱感知能力,且其同样不能承受创新的高风险。

大型企业可以在内部建立研发方向的风险对冲机制,但成本往往巨大,有时甚至会拖垮一个大公司。相比之下,中小企业甚至无法建立风险对冲机制,而只能一开始就投入一场赌博,成则生,不成则死。这也是中小企业死亡率很高的原因所在。

那谁来化解科技创新的风险,让科技创新获得足够的激励?风险投资是解决此一问题的最好风险对冲机制。深圳早在1990年代中期即引入创投制度,1997年成立了科技风险投资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并由政府发起设立创业投资公司和风投基金,是为深圳创新投。至今深圳创新投集团仍是国内规模最大、最成功的本土创投公司。这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政府资金利用风险投资机制承担创新风险的可行性。此外,中小企业板及创业板设在深交所,刺激了风险投资、私募基金的聚集,它们与高交会等平台一起,为科技创新企业提供了充足的投资,而通过上市融资,许多创新企业获得了迅速做大做强的机会,许多本土创业的民营科技企业因此成长起来,最典型的如腾迅。总之,由资本来配置资源的机制使深圳模式的区域创新体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人才池”及“技术池”】

城市的繁荣取决于人才、资本、技术三大要素的聚集程度。前述金融体系事实上保证了深圳的资本供给,解决了“资金池”建设问题;但深圳的“人才池”“技术池”建设却一直滞后,成为最大短板。

大学和科研院所基本集“人才池”“技术池”两大功能于一身。深圳公共研发投入较低,与深圳缺乏大学和科研机构有直接关系。虽然深圳的企业建立了强大的研发基础,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技术池”的不足;而过去30年,深圳主要依靠全国各地的新移民补充“人才池”,但长远来说,深圳必须建立强大的公共研发平台,与企业的研发基础相辅相成,以确保“技术池”的供给;而随着移民潮的放缓或结束,深圳得建立足够规模的“人才池”以提升人才自给率。

可以看到,深圳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历史同时也是试图建立“人才和技术供给保障机制”的过程。但深圳与高校及科研机构的合作却一直在“人才池”目标与“技术池”目标之间飘移不定。自1990年代中期至今,经过一系列的探索,深圳最终落脚到“人才池”偏重的角度。一方面,对现有的高新技术产业体系来说,其大部分技术源于北美,仅小部分才由此产业体自身生成,而深圳科技企业自身的研发能力足以应付这种技术需求;且较强实力的企业大都可在全球范围内整合技术资源和研发能力。因此就目前而言,还没有看出对“本土技术池”的迫切要求。另一方面,技术由人才而来,有了“人才池”自然就会有创新技术生成,所以“人才池”才是区域创新体系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之一。

于深圳而言,改革开放前20年并不着重“人才池”建设,所需人才均由新移民供给,深圳对他们也有足够的吸引力。进入新世纪后,深圳对人才的吸引力下降,加之人才供给地——中西部高等教育重镇进入经济高增长期,能提供更多机会,这使得深圳的人才供给出现危机,迫使深圳下大力气建设本土“人才池”基础设施。

其实从北大、清华、哈工大、中科院等在深圳的机构难以吸引其本部人才团队南下的境况,可以看出深圳已很难再形成一波新的高端人才移民潮。然而这些机构却都找到了招募高端人才的最佳模式,那就是利用机构的品牌优势以及深圳本身的优势吸引海外人才回流中国大陆。全球金融危机后,高端人才从欧美溢出,流向新兴市场地区,其中华人专才惯于回归大陆,但又需要方便的国际化联系,香港是其心仪的选择之一。而深圳因与香港的同城化趋势,可以一定程度上收割一小部分。所以关键是要有具品牌影响力的“人才池”平台,这是未来人才战略可望成功的重要方向。

【成功的园区发展计划】

成功的园区发展计划是深圳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重要依托。深圳高新区是深圳区域创新体系在物理空间上的集中区和领队者,其升级换代走向在中观上预示着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去向。

早在1985年7月,中科院就与深圳市联合创办了我国第一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深圳科技工业园。此后又陆续建成了几个工业园。那时的深圳开发区与全国各地大建工业园的热潮一样,仅是一个可供加工生产的制造基地,产品层次参差不齐。

1996年5月,深圳将开发区内的多家工业园整合为“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以下简称高新区),此举可谓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史的里程碑事件。统一的高新区成形后,投资软硬件环境得到较大改善。很快,2000年前后便迎来了大批企业入驻,包括中兴、华为、创维、TCL、联想、长城等。随着企业入驻,深圳市政府与高新区陆续出台了系列扶持政策,以鼓励创新型、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低成本进入园区。

然而在21世纪头几年里,高新区既达到了辉煌的顶峰,也隐藏着深刻的危机。第一个困境是用地短缺。在高新区11.5平方公里中,工业用地其实仅3.28平方公里,且早就布满企业。寸土寸金的高新区租金连年飙升,潜伏的商业利益庞大,因而引起地产商的垂涎。为避免高新区成为地产狩猎的乐园,2006年深圳市人大修改了《深圳经济特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条例》,为园区建立了“进入”和“退出”机制。

更关键的是,高新区乃至整个深圳都不能避免的大趋势是,随着成本抬升,处于主城区的园区已不能承载制造业功能,哪怕是高科技制造业。华为基地的迁出其实是一个明确的信号,高新区必须转型。后来,深圳以高新区为载体,向国家科技部申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随着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的恢复设立,原市高新办也跟着归属于市科创委的建制。深圳高新区的转型之路将走向何方,仍是个未知数。

 

 

【嵌入全球科技产业链】

在全球科技链条中寻找自身价值定位,并依托于本地区的合作分工体系,这也是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一个法宝。

深圳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一个重要时代背景,是在1980年代,正值全球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分工处在再分配的当口,全球电子信息产业的制造业部分,从美日欧等发达地区向港台韩等东亚细小经济体一波转移后,更进一步向中国大陆转移。而深圳毗邻香港,具有进出口便利的优势,成为此波产业转移的最优择址。

深圳及周边地区正是借由港台,在全球IT产业链中找到自身的核心竞争优势,从而奠定了IT制造集群作为全球主要生产基地的地位。这一点与长三角的苏州地区并无什么不同,但深圳可贵的是本土创业公司不止步于生产制造工序,而是进一步向产业链上游攀升,从而在研发和服务环节进行“进口替代”。

用华为总裁任正非的话来说,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深圳IT制造业是利用了蓝领工人价格低廉的优势而建立竞争力,但此后,深圳迅速发现了自己另一个核心优势:研发工程师的价格同样较北美低廉许多。华为、中兴的崛起,核心秘密即在于此。富士康、比亚迪、迈瑞、腾讯等深圳新兴企业也在重复这条路径。

除了IT产业,包括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新的产业技术方向上,深圳也借由北美华裔人才回国就业创业这一渠道,与北美的产业及研发体系建立直接联系,并介入研发等环节,与北美产生互动关系。深圳的IT制造产业集群还置身于由港、深、莞、惠四城组成的珠三角东岸产业链中,四城共同谋求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这可以说是深圳成功的重要依托。

【政策连贯性和企业独立性】

在深圳区域创新体系中,需要强调的是政府角色的边界厘定以及政商关系的分野。在政府侧,作为深圳第一支柱产业,对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视不受权力更替影响,政策具有超强的连贯性,形成接力赛的特点;行政体系不同部门之间既分工协作,又存在一定的政绩竞争关系,共同促进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在企业侧,企业家精神旗帜鲜明,企业家与工程师之间形成共生关系,对技术创新的追求已形成强大共识,沉淀为城市的文化特质。在高新技术产业领域或科技创新领域,政商关系完全遵守市场经济规律,各守分际,各出其力,共同成功打造了深圳区域创新体系。

1980年代起深圳政府就定下了“以科技促工业化”的发展方向,之后到90年代中期确定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战略方针,20多年来,深圳市政府以科技工业为深圳工业化主导方向的战略从未有过松动,每任主政者的思路细节或有变化,但对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视则从未消减。这是深圳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政治气场。

(作者系第六届深圳市人大代表、第五届深圳市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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