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第1期 2019-01-14 金美来 王正绪

│金美来  王正绪

 

201810月底,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正式访问中国。金秋的北京街头挂起了中日两国国旗,提醒人们两国关系出现了重大变化。安倍访华期间,中日双方就“一带一路”等重要议题取得了有意义的成果。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在年内实现第二次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会晤,进一步推进朝鲜半岛无核化和朝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同月,朝韩方面也传出消息,板门店共同警备区内所有地雷已经清除,自11月起,双方将从板门店撤走己方全部武器,朝韩为拉进距离而向前推进工作的力度可观。种种迹象表明,在全球局势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东北亚迎来了破除“亚洲悖论”的良好时机。

【从“亚洲悖论”到“亚洲一体化”】

2014年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CICA)第四次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亚洲的问题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处理,亚洲的安全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维护。亚洲人民有能力、有智慧通过加强合作来实现亚洲和平稳定。”他还强调:“要推动共同发展和区域一体化进程,努力形成区域经济合作和安全合作良性互动、齐头并进的大好局面,以可持续发展促进可持续安全。”可以发现,中国近年来正在积极谋划破除“亚洲悖论”。

东亚与其它地域相比,区域内安全问题突出,但同时,相互贸易依存度也非常高。换言之,东亚国家之间在保持着较为紧密的贸易关系的同时,也一直处于安全矛盾的状态中。这就是“亚洲悖论”。亚洲不少国家在经济上与中国密不可分,但在安全上却要依赖美国,这一困境使得它们既不能和中国走得太近,又不能和美国走得太近。

那么该如何摆脱“亚洲悖论”,又如何将此状态转换为“亚洲一体化”?首先需要缓解中日之间的“悖论”状态。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中国对日贸易依存度比日本对中贸易依存度更高。但进入1990年代中期,日本对中依存度开始超越中国对日依存度。这意味着,按实际GDP计,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超乎日本。1990年代至今,中日关系处于典型的“亚洲悖论”状态,两者在经贸方面的关系突飞猛进,在政治安全方面的矛盾却始终持续。

一般认为,中日关系的主要矛盾有:历史问题、东海问题、台湾问题等,问题之间层层累累,相当复杂。严格说来,这些问题与“亚洲悖论”互为因果,之所以形成“亚洲悖论”,是因为上述一系列问题的影响;而“亚洲悖论”又会反过来导致这些问题难以解决甚至恶化。尤其日本国内部分人士向来对中国崛起十分敏感,对中国一直保持双重态度,一边要搞经济合作,一边为抵制中国崛起而加强美日军事同盟、编入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同时强化自身的军事力量。在这样的情境下,若中国对日压力太大,日本就只能维持与美国的安全和战略关系,中国则难以在与日关系上有所进展。

中日关系的“悖论”状态近来似乎迎来了解决契机。首先,从贸易对称性看,中外之间的贸易非对称性不断增加。其次,特朗普对自由国际秩序的肢解行为让世界感到困惑,日本也不例外。再者,这些年来日本在“一带一路”、朝鲜半岛无核化等议题上一直被忽略,没能主导东北亚政局。这时,若中国采取“结者解之”的态度激励日本,给后者提供诱因,不仅能重新创造在经贸方面合作的机会,而且还可能迎来政治安全方面的转机。所谓“结者”,是基于主动地位推动合作与和平,而非导致矛盾与反目。可喜的是,在外部环境压力下,中日共同维护自由贸易、开创新市场的愿望近来逐渐转化成了具体的双边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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