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第1期 2019-01-14 吴松营

│吴松营

 

改革开放40年来,出现过许多荣耀与辉煌的难忘故事,也有过曲折和波涛。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还有过“大庆大寨与深圳珠海”的有趣插曲。

为改革而生

人们都知道,改革开放政策是通过举办经济特区进行试验,“摸着石头过河”,取得成功经验,然后向全国逐步推开的。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创举。其中,深圳因为毗邻世界大都市和金融中心的香港,尤其引人注目。

成立经济特区之前,深圳只是宝安县的县城,是一个不足3万人口的落后边境小镇。全市(原来的宝安县)约2020平方公里,人口30万左右。敲锅打铁算在一起,生产总值也就2个来亿元。在深圳与香港毗邻及沿海的地方划出327.5平方公里作为特区,当时其实就是包括南山、蛇口、盐田等几个公社,深圳镇及其附城公社(罗湖属于附城公社),并没有什么经济基础上特别的地方。特区内最初的人口也就10万左右。许多老百姓为着生计偷渡香港去了,大多数田园被丢荒,公粮没有人缴。面对如此落后的一个地方,如何才能够完成中央交给的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的“试验场”任务、把它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大城市?

吴南生同志是成立经济特区后深圳的第一任市委书记、市长,谨记邓小平“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的嘱咐,曾经为着改革而作好被杀头的准备。没多久,他被调回省里,具体负责指导和管理全省3个特区的工作。1981年3月,广东省委常委、副省长梁湘同志到深圳接班,担任市委书记、市长。一开始,他就为着改革开放而艰难地东奔西跑,左冲右突。一次,梁湘在市委干部大会上激动地说:“杀出一条血路,当然不是要我们扛着机关枪到香港打劫,而是要我们大胆地改革,大胆地闯。”他甚至喊出:“生为改革而生,死为改革而死!”

确实,改革开放之初,道路是相当曲折的,可以说是荆棘满途。改革者常常被碰得头破血流,甚至不得不做好牺牲的准备。看看吧,那些对办经济特区总是忧心忡忡的人把深圳对劳动者的“奖金不封顶”说成是搞“资本主义的奖金挂帅”;把《深圳特区报》刊登的一幅照片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说成“是在宣传资本主义人生观”;老百姓看香港电视、看金庸武侠小说被指是“受到精神污染”;深圳为解决人口猛增、市场短缺问题,从内地组织一些花生、豆芽、蔬菜等生活物资供应深圳市场,被严厉批评是“严重破坏国家计划经济”……1982年11月,深圳市委、市政府公布了《深圳经济特区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大纲》,大胆地提出“四个为主”的发展战略,即产业以工业为主、资金以引进外资为主、产品以外销为主,经济运作以市场调节为主。我们都知道,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才正式提出了在计划经济主导下、商品经济作为重要补充的方针。可是,深圳特区却在五六年前就以“市场调节为主”并且真刀真枪地干起来了。这当然也就免不了受到许多地方对“深圳在刮浮夸风”“梁湘在搞资本主义”的批评甚至攻击,使某些“老革命”发出“深圳除了一面五星红旗,全变成资本主义了”的惊叹和担忧。

1984年1月,在改革开放、举办经济特区被闹得满城风雨声中,邓小平亲自到深圳、珠海特区视察。他看到特区的建设和发展已经取得可喜的成果,了解到特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井然有序,感受到特区人民的良好精神风貌。感慨之下,他不但称赞“珠海特区好”,而且亲笔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这不但对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的建设和发展予以充分肯定,而且回击了某些对改革开放政策、尤其是对举办经济特区政策的批评和指责。时隔不久,2月24日,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又强调:“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这使在改革开放大道上大胆“先行一步”的南粤大地广大干部群众受到极大的鼓舞鞭策,也令从北京到全国各地一些怀疑甚至反对对外开放,反对举办经济特区的人三缄其口。紧接着,3月20日至4月6日中央召开部分城市座谈会,总结深圳等经济特区的经验,研究贯彻落实邓小平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的指示。5月初,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座谈会纪要》,决定开放沿海地区的北从大连、南至北海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

“大庆大寨与深圳珠海”的双重意思

5月2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再次到深圳特区视察并题词: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之后,国务院委托深圳特区举办“经济开发研讨会”,八省区、四个经济特区、沿海十四个港口城市负责人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共100多人,从学习深圳经济特区的经验到如何结合各地方实际、贯彻落实中央改革开放政策。1984年6月4日举办第一期,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在开班时讲第一课,强调:“学习深圳的经验,我想首先的第一条,是学习他们的敢于改革、敢于创新的精神,学习他们的干劲”。

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枊暗花明又一村。”从此之后,全国各地的党政领导、知名人士、报刊电视广播记者蜂拥而至深圳、珠海。尤其是深圳,一个曾经又穷又破的边境小镇怎么一下子有了如此的好声名?嗅觉灵敏的记者想刨根问底,而党政领导干部更多的是为贯彻落实中央的指示,到特区学习吸取改革开放的经验。不到几个月间,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湖南省委书记毛致用等许多领导带队的省市到深圳特区的参观考察团络绎不绝。外国政要也闻风而至,罗马尼亚、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日本、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哥伦比亚等国家的政府考察团也相继到深圳参观考察。连我国驻外40多位使节在外交部的安排下也到深圳特区了解情况和感受改革开放的热烈气氛,以便更好地向世界介绍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

有一个晚上,深圳市委书记、市长梁湘已经接见了两批记者和会见了一批外省的客人,又开始接见一个中央刊物的副总编及其随行的两位记者。“请问梁市长,深圳特区建设这么快,在资金来源方面是怎么解决呢?”副总编问。一个随行记者紧接着又补充道:比如说,是否因为这里是特区,中央在资金上也给予特殊照顾?”这真像一剂兴奋剂,使疲倦的梁湘市长马上精神起来,笑着回答:“其他不少人也提过这样的问题,以为中央在建设资金方面对特区有特殊照顾,给了我们很多钱。其实,中央给政策,很少给钱。”他挪了挪埋在沙发中的身体,伸出两个指头,“到1983年底止,特区共完成基建投资十九亿六千万元,而这里面国家的投资只占百分之九,也就是说还不够两亿元。”“啊!”副总编和记者都惊叹起来。这就清楚了,深圳特区没有伸手向国家多要钱。梁湘进一步说明:我们靠中央给予的正确政策,靠自己的努力奋斗。我们那么快、完成了那么多的基本建设项目,投资的钱百分之三十多靠大胆从国外引进,百分之三十靠打破旧框框向银行贷款(以前财政部门是严格规定不能向银行贷款搞基建的);百分之二十是通过边兴建标准厂房、商品住宅楼宇,边出售,以及边兴建旅游娱乐场所,边组织经营,“滚雪球”滚出来的;还有百分之十几靠“内联”即中央和其它省、市、地区的投资以及其它方法自筹的。就说边兴建边出售的深圳房地产业吧。深圳特区于1980年初成立房地产公司,专门负责统筹开发、经营涉外房地产业务。开始的时候,他们两手空空,一分钱也没有,只有一片片沉睡着的荒凉大地。他们就按照土地有偿使用的原则,把一片片的土地当作资本,吸引外商拿出货币资本来合作投资,兴建商品住宅楼宇,而且一边兴建一边发售。有的只开发了一片土地、才拿出楼宇图纸,就登广告到处拍卖。他们将买主分期交来的资金一部分用于完成楼宇的建设,一部分就作为土地价钱和抵偿开发费用。这样就把土地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然后,拿了这部分钱又再开发新的土地,吸引更多的外商前来投资合作,还组建建筑材料、房屋装修、机电安装等专业公司,做更大更多的生意。单单这个房地产公司“滚”了几年,到1984年就为特区吸引了十亿多港元的外资协议投资,实现基建投资将近八亿港元,施工面积七十多万平方米,建成的高层楼宇二十多座,低层的住宅楼宇以及别墅、商场数百栋,还从所得利润中上交特区政府和国家四千多万元人民币和一亿多港币。

1984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春天可真是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从中央到地方的各大报章杂志、电视广播,舆论上都高唱改革开放的进行曲。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介绍“深圳经验”与“深圳速度”。红旗出版社赶出专集《前进中的深圳》。《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深圳特区发展的道路》。10月1日,北京举行庆祝国庆大游行,一架“大鹏展翅”的巨型彩车驶过天安门广场,彩车上象征“深圳速度”的深圳国贸大厦模型和展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成就的特大数字,通过电视转播传遍神州大地。“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合资企业”“打工仔”“打工妹”等则成了媒体以及人们日常使用频率颇高的词汇。

于是,中国从南到北盛传着一句口头语:“过去是大庆大寨,现在是深圳珠海。”从当时的情况分析,这话有双重意思:

第一层意思是在肯定特区人的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精神,同时也说明在对外开放,引进发达国家资金、技术的大背景下,许多人仍然在怀念以王进喜为代表的大庆人和以陈永贵为代表的大寨人,怀念和敬重那种在国家遇到各种困难的时候,自力更生,不怕苦不怕死,奋斗不息的宝贵精神。深圳和珠海原来都是落后的边境小镇,成立经济特区之后,在中央政策的支持下,特区人白手起家,开拓创新,克服无数想象不到的困难,几年时间把落后小镇建设成繁华的城市,创造了许多建设发展的奇迹和经验。特区人的精神同样是值得学习和发扬的。对外开放,引进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经验,可以帮助国家的经济发展,但绝不能丢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宝贵精神。

“大庆大寨与深圳珠海”之说,还有另一层带有揶揄、调侃的意思。国人似乎总是喜欢赶潮流、乘热闹。以前“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时候,就有赶潮流、乘热闹、搞形式主义的情况。现在,深圳和珠海特区作为改革开放的典型,自然又引起了人们络绎不绝到深圳、珠海参观、考察。这其中仍然有不少人在赶潮流、乘热闹、搞形式。

好事有时又会转变成坏事。从这年的春节前后开始,每天到深圳参观考察、旅游的人潮几乎可以用汹涌澎湃来形容。由于来参观学习的实在太多,深圳的正常工作、生产、甚至生活秩序都受到很大影响。从市委书记、市长,到各机关干部,还有一些知名的企业负责人,几乎不能正常工作,为的是要对各方面的客人热情接待,介绍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发展的经验。有一天,梁湘从早到晚接待了8批重要客人,从早茶到午餐、晚饭,都在“跑场”。晚上7点多钟,我们在迎宾馆七栋餐厅陪中央一个新闻单位主要负责人吃饭,梁湘又赶过来,并且谦虚地说:很对不起,我迟到了,但还是要过来看看你们,感谢你们。”在客厅里,当简短的礼貌谈话之后,梁湘站起来,说还要去见另一批客人。但是,这位只顾工作的延安时期老干部差点就跌倒在沙发上,站不起来了,是大家把他扶起来的。

40年“深圳热”

1984年5月,我写了一份材料:“深圳的参观接待成灾”,寄给《人民日报》。6月1日,我收到《人民日报》总编室调研组曹寿江同志的回信,希望能补充全国在几个月当中到深圳参观考察的更具体数字。我马上到蛇口、罗湖等地再调查、统计,于6月25日给《人民日报》总编室回信。7月,《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都在自己的“内参”上刊登了我写的“深圳的参观接待成灾”材料。后来,听说中办和国办都发出通知,要求各个地方到深圳经济特区参观考察时要分批和有序地进行,同时要实事求是,结合自己的实际,不能搞形式主义。

1992年1月邓小平第二次南巡的时候,不但对深圳特区的建设和发展给予充分肯定,还亲自对李灏说:“深圳的经验,就是敢闯。”之后,中国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深圳热”,各省市到深圳参观考察的人员络绎不绝,成千上万。但此番人们所表现出来的是更诚恳的学习、调研态度。为赶潮流、搞形式主义的少了。基本没有影响深圳市的机关、企事业单位正常工作。深圳人当然一如既往地热情接待、配合。

30年后回头看那“大庆大寨与深圳珠海”的口头语,联想全中国四面八方到经济特区参观考察的盛况,尽管其中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也不能不说确实有它的必然性和积极的历史意义。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正是通过对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的参观考察,对改革开放有了进一步的感性认识,进而对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的总设计才会有越来越深刻的理性认识,从而推动中国的对外开放不断扩大,改革不断深化。

40多年来,世界各国领导人来中国访问时,许多都会到深圳参观考察。这些外国政要都希望从深圳这个窗口观察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变化的情况。印度人民党的纳伦德拉·穆迪,在担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时,不但到深圳学习经验,而且把古吉拉特邦打造成为“印度版的深圳奇迹”,也因此成为印度新的政治明星,在2014年登上了印度总理的宝座。

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当选总书记之后,第一次离京外出考察的目的地就是深圳经济特区。2012年12月7日习近平到深圳,连续两天轻车简从,到深圳莲花山向邓小平的塑像献花,到邓小平视察过的深圳渔民村参观。这一年正是邓小平1992年“南巡”发表重要讲话20周年。六年后的2018年,习总书记再次考察广东,并来到莲花山脚下的深圳改革开放展览馆。习总书记的广东之行,展现了坚持改革开放的决心,也说明深圳、珠海等特区的“试验场”对于继续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仍然十分重要。

“大庆大寨与深圳珠海”已经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滚滚大潮中成为历史。在历史的长河中,潮流往往可以冲刷旧的传统观念,推动社会的进步,哪怕其中的过程有时是艰难、曲折的,也始终阻挡不了历史的前进步伐。

(作者系广东省政府文史馆馆员,曾任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深圳报业集团党组书记兼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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