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第1期 2019-01-14 李怀宇

│李怀宇

 

“小说家言”】

我早在读书时代就熟读金庸小说。后来机缘巧合,我在母校的石景宜赠书室花了几个月时间浏览1966年到1996年的《明报月刊》,这是由金庸创办的学术文化杂志,主编胡菊人、董桥、潘耀明都是文化界响当当的人物。这些年,闲来无聊时,金庸小说是我消磨时光的最佳读物,一读再读,总觉妙趣横生。算起来,我是一个“金迷”,可是,金庸晚年的一些作为,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不禁心生当面求教的念想。

2008年12月4日,我应约来到香港北角的明河社,但见门口挂着金庸手书的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金庸的办公室是一个宽敞的书房,落地窗外,维利多亚港的无敌海景尽收眼底——我见过无数读书人的书房,以此书房最为豪华。书架上的藏书,其中一面是各种版本的金庸作品集,除华文世界的繁简体版外,还有多种译文版本。当天下午的采访过程中,有几个细节令我印象深刻:金庸的书桌很特别,写字板是斜放的,金庸给我题字时,便在上面挥毫;采访中间,秘书送来热腾腾的叉烧包作为点心;公用洗手间在明河社之外,去洗手间时需带上公司专用的锁匙。

采访意外地顺利。当天晚上,我刚回到旅馆,就接到金庸的太太用粤语打来电话:“查生想跟你通电话。”原来金庸觉得相谈甚欢,想跟我再谈一次。2008年12月9日,我再赴明河社,金庸随手从衣袋中取出一张浙江同乡会成立的邀请函让我看,表示当天晚上要赴宴,没有办法请我吃饭;又说他现在常常一起吃饭的朋友是有同乡之缘的倪匡和陶杰,至于美食家蔡澜推荐的东西,他没有兴趣。

闲谈中,我发现金庸乡音未改,多次提起家乡:海宁地方小,大家都是亲戚,我叫徐志摩、蒋复璁做表哥。陈从周是我的亲戚,我比他高一辈,他叫徐志摩做表叔。王国维的弟弟王哲安先生当过我的老师。蒋百里的女儿蒋英是钱学森的太太,也是我的表姐,当年我到杭州听她唱歌。

我提起围棋,金庸谈兴甚浓。“围棋有五得:得好友,得人和,得教训,得心悟,得天寿。以前我兴趣最高时,请陈祖德、罗建文两位先生到家里来住。在文化界,我们朋友中,沈君山的棋最好,沈君山让我三子,让余英时先生两子,我跟余先生都不及沈君山。牟宗三先生就比我们两个差一点,他的棋瘾很大,我每次请他星期天来下棋,一定会来的。”

金庸提起老朋友黄苗子、郁风、黄永玉的旧事,感慨郁风已过世。对书画,他时有出人意表的品评,偶尔在家也提笔挥毫,又提起启功先生:启功来香港见我,我写几个字请启功先生教教我,他唯一教的就是:‘你绝不可以临碑帖。你的字有自己的风格,一学碑帖,自己的风格完全没有了。不学碑,不学帖,你的字将来有希望。’我说:‘启功先生,你这句话是鼓励我。’他说:不是鼓励,你的字是有自己的风格。任何碑帖不可碰。’我说:‘我碑帖没有学,但书法极糟。’”

畅谈两个下午,我恍觉曾经听说“金庸口才不好”不过是一种误会,原来只要是他感兴趣的话题,讲起来也像武侠小说一样引人入胜。我们的话题焦点始终不是武侠人物,而是学界中人,南下香港的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远渡重洋的杨联陞、陈世骧、夏济安、夏志清,一一道来,如同江湖一样好玩。

“我不赞成有‘金学’”】

江湖上传说“香江四大才子”是金庸、倪匡、蔡澜、黄霑。记忆里,我第一个见的是黄霑,谈话间并不涉及他的歌词,而是谈他参演一部舞台剧。难忘黄霑带着朗朗笑声和不遮拦的粗口,想约他另找时间做长篇专访,没想到不久他就去世了。

当我跟金庸提起“香江四大才子”之说,金庸即刻说:这个讲法靠不住,是不对的。倪匡本来在美国,他最滑稽了,经常讲笑话。从前写书的时候,我常常和蔡澜在一起,我跟蔡澜讲:你认为好吃的东西,我绝对不吃。他是新加坡人,他喜欢的东西我全部不喜欢。倪匡和陶杰跟我比较投机,陶杰的妈妈是杭州人,他的父亲做过《大公报》副总编辑。”

“香江四大才子”之后,陶杰有“香港第一才子”之称。我和陶杰第一次见面时,我问他:“香港谁的文章写得最好?”答曰:“金庸。”我又问:“金庸之后谁的文章写得好?”他说:“董桥。”金庸听了我的转述,微微一笑:董桥年纪大了,兴趣在古董字画上面了。”

我们聊起当年胡菊人和董桥主编《明报月刊》,各有各的精彩。金庸说:“我和胡菊人先生去访问过钱穆先生一次,钱先生的眼睛瞎了,报纸、书都是他太太念给他听。他讲话无锡口音,跟我是一样的口音。”

一谈起做学问,金庸十分醉心,尤其对《红楼梦》有独到见解:“一般人不是研究《红楼梦》,而是研究曹雪芹。我认为《红楼梦》不见得是曹雪芹写的,现在有人研究曹雪芹的生平,一写几十万字,我觉得这个路线可能是错的。冯其庸先生跟我是好朋友,但我没有跟他谈这个问题。如果连作者都不知道,去研究曹雪芹完全没有用。”

我说:“现在除了‘红学’,人家还提出‘金学’。倪匡先生说,金学’是他开创的。”金庸朗声道:“我不赞成有‘金学’!”

金庸一生功业,以办《明报》为重,有人还写了专著来研究。

我问:“您投入到办报的精力比写小说的精力更多?”金庸答:“办报是真正拼了性命来办的,写小说是玩玩。”

在聊起报界前辈的近况后,我问:“您跟新闻界的晚辈交流多吗?”金庸说:“我在浙江大学做人文学院院长,其中有一个系是传播系,我在学校演讲时,有些同学问我:你在香港办《明报》很出名,办得很成功,我们现在学传播媒介,应该对专业取什么态度?我跟学生讲:你们要做好人,不要做坏人,这是唯一的标准。如果做坏人的话,不做报纸也可以做坏人,男人可以做强盗小偷,女人可以做妓女舞女,宁愿做坏人的话,就不要选择做新闻工作了。”

我问:“您办报纸和写小说,最核心的精神是什么?”金庸说:“最核心的精神是讲实话。写武侠小说是为了写正义的人,好人就讲他好的,坏人就讲他坏的。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人,我都要把他们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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