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第1期 2019-01-14 薛理泰

几十年来,我遇到至亲好友,谈兴正浓之际,经常回忆自己在香港踟躇不前的窘境,以及得蒙先生擢拔后的感受。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至今怀念先生的知遇之恩,依然铭感五内。

│薛理泰

 

2018年10月30日,金庸先生与世长辞。金庸著作等身,遐迩闻名。他之所以名震中外,不仅因为15部脍炙人口的武侠小说,还由于他长期亲自主笔《明报》社评,其社评言简意赅、鞭辟入里。

对武侠小说或以武侠题材改编的影视作品,举世华裔都曾萌生情有独钟的感受。那种感受在心理层面上是相当复杂的。对于武侠引人向

往的功夫,人们既仰慕又疑惑,此等感受抹之不去,挥之不灭。世人自知那样的功夫可望不可即,自己修炼不成,就寄希望于古代或许有这样的武侠,与之冥冥中在精神上有所交流。

【趔趄香港谋职迭次遇挫】

有鉴于此,今日世人悼念金庸,或许不仅是哀悼他的仙逝,实际上也在寄托自己的一抹情思,哀悼一去不复返的青春。而我撰文悼念金庸,则还有另一种感恩的情怀。想当年,我踯躅于香港闹市,举目彷徨之际,幸赖金庸青睐,经先生不次擢拔,得以立足于《明报》及香港新闻界。

1979年4月,我获准持护照赴美与父兄相聚。那时中美尚未建交,要获得美国入境签证,必须赴香港向美国驻港总领事馆提出入境申请。经美领馆告知,因为申请入境者太多,必须在家耐心等候一两年才能获得批准入境的通知。于是,我只能在港租屋居住,等待通知。既然必须在港长期等候,接下来,我自然要面对谋生问题。那时香港正值经济蓬勃发展的时期,工作是可以找到的。说实话,除了凭借学问作笔耕外,我不谙其它谋生技能,又不会讲粤语,这就面临谋职难关了。

当时我迭次遇挫,乃至逐日面壁长叹。仰望星空,香港半山万家灯火,路上车水马龙,一片繁华景象,自己却谋生艰难。万念俱灰之际,经亲戚介绍,我在一家英商文具公司找到一份后勤工作,每日在公司点数、整理各种商业财务表格,交由司机送往各家公司客户。此事本来由一位黄伯料理,他担忧以后老板长期用我这个后生仔,他会丢了工作,于是撺掇我“另谋高就”。一天,他指着《明报》招聘编辑的广告,劝我应聘。

我认真写了应聘信和简历,寄给《明报》总编辑,孰料石沉大海。三个星期后,黄伯又指着《明报》招聘高级编辑的广告说还有机会。我回答:“做编辑都不要我,何况高级编辑?”他说:“自古没有场外的举子。你不去应聘,怎么就知道不要你呢?”接着,我又写了一份应聘信寄了出去。

我进了《明报》才知道,招聘编辑之事概由总编辑处理,刊登广告是“走程序”,毕竟总编辑是优先考虑素有经验而自己又了解的熟人的。至于招聘高级编辑则又当别论,是由董事长亲自裁定的。


【与金庸四问四答】

我寄出了第二封应聘信。过了两星期,还是没有回信。我想面见金庸,经电话接洽,又联系不到相应人士。无奈之下,8月初我索性冒昧登门求见了。那天中午,我去北角《明报》大楼,上电梯到了《明报》编辑部,经人指路上前叩问,不知董事长金庸是否有空接见。金庸秘书回答说,“查先生(查良镛,即金庸)有空,可以谈10分钟”。

金庸愿意接见,我非常高兴。会面时,他提出第一个问题:“你的英文应聘信写得不错。你在哪儿学的英文?”我说主要是自学的,不过,少年时父母聘用了英文家教。他又问我:“对哪个朝代的历史感到有兴趣?”我说,看了不少书,对不少朝代都有兴趣。他接住话题,就说:“既然你涉猎甚广,那我向你请教几个历史跨度比较大的问题。”

接下来,他连续提出了四个问题。坐在令人钦敬的《明报》董事长对面,刚过而立之年的我席不暇暖,既然他提出考题,而我志在求职,自然不能冷场,几乎不假思索,几秒钟后就开始回答了。时隔40年,依然记忆犹新:

第一个考题:欧亚两洲不少国家发生过宗教战争,如欧洲有三十年战争、英国与西班牙战争以及捷克胡斯战争,持续至今的北爱尔兰共和军与英国政府的冲突在本质上也是宗教战争,而亚洲也有此类战争,比如菲律宾北部、中部是天主教势力,南部是伊斯兰教势力,政府军与南部武装部队的宗教战争不绝如缕。中国古代有的皇帝受道教徒撺掇,四次采取了大规模灭佛行动,史称“三武一宗”灭佛惨案。为何佛教东山再起后,中国却从未发生过宗教战争呢?

我回答:中国历来没有宗教战争的原因之一,是中国人推崇“中庸之道”,向来杂拜鬼神,信仰不专一。这意味着没有执着的、终极性的文化精神追求。这就使得中国不具备推动宗教战争爆发的狂热的社会和宗教氛围。

原因之二,在爆发宗教战争的国家中,宗教全面渗入政治和社会层面,“政教合一”是爆发宗教战争的前提。中国从来没有实行过“政教合一”。前提不存在,遑论结果?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在政坛长久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这就意味着中国缺乏支撑宗教战争的行政基础和经济资源。

原因之三,佛教在“三武一宗”事件中教门蒙难后,力主不予报复,这是宋代以后道教加速向佛教趋同的一个原因。从此,佛教、道教、儒教趋同性加强,对抗性趋无。宗教战争所需的对抗性极强的宗教思想基础在中国内部不复存在。

原因之四,排他性极强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发源地均远离中国,亦即宗教战争的策源地远离中国,对中国是鞭长莫及。况且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长期处于交战状态中,无暇针对中国进行征服式的强制性传教。这层地缘政治的特点也是中国可以远离宗教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

接着金庸提出了第二个考题: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在其自述中总结太平天国十大失误时,把建都南京而停止北伐列为第一条失误,意谓丧失了革命进攻势头,必然会淹没在旧势力的汪洋大海中。为什么元朝末年朱元璋崛起于淮南,并未北伐,而是南下占领南京为首都,西讨陈友谅、东征张士诚,多年后才开始北伐,却统一了中国?1926年,蒋介石开始率军北伐,占领武汉、南京、上海后,停止了北伐,先是用武力清除同盟者共产党,接着又与占据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所辖军队交战,然后在1928年发动“第二次北伐”,不是也统一了中国吗?

我的应答(这个问题相当复杂,花费了较多时间)是:朱元璋、蒋介石在初步巩固了政权以后,均未继续北伐,却未蹈太平军中止北伐旋遭败亡的覆辙。这需要分析三个时段的历史背景。

先从太平军与清军对峙的情况说起。首先,太平军从广西起事,穿越了七省,却是旋占旋弃,未分兵置守,截至建都南京之日,太平军势力所及仅是苏、皖、赣三省的部分地区而已,北方全部省份和南方大多数省份都在清政府有效控制之下。国家外交权也在清廷掌控之中。清廷从征收商人厘捐“助饷”,又扩大富人“捐官”的力度,尽管在战时军费激增,清廷在财政上并未受到巨大冲击。

其次,曾系湘军的崛起同太平军纵横苏、皖、赣同时发生。曾、左两系湘军和李系淮军对汉族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号召力远远大于太平军。而太平天国领袖们建都南京后,沉迷酒色,加速腐败,在统治集团内部又相互屠杀,发生创巨痛深的内讧。太平军终于淹没在旧势力的汪洋大海中,乃是历史必然。

最后,太平军建都南京数年后,曾派李开芳、林凤祥率领偏师北伐,兵锋直指天津城下。换言之,如果太平军攻下南京后继续全力北伐,不是没有可能攻占北京的。在太平军威胁北京的情况下,曾系湘军势必应诏北上“勤王”,远离根据地,在地利、人和不占优势的北方同太平军较量,何况,在京畿重地周围用兵,曾系湘军难以避免清朝宗室的猜忌,牵掣因素众多,不可预测性颇大,这支汉族军阀部队难以坐大。如此,太平军胜负还在两说。

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后期的主要军政领导人。作为这段历史的过来人,他的亲身感受以及由此获得的评语,自然是一针见血。

至于朱元璋建都南京后与群雄对峙的情况全然不同。“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红巾军在黄河流域起事后,北方陷于一片混乱,大小不等的汉族军事势力纷纷崛起,在各地割据称雄。各地元朝地方政权丧失殆尽。元朝宗室在北京周围非常狭小的一个地区苟延残喘,号令不出都门,根本谈不上对全国有什么号召力。

朱元璋建都南京后,认为现实威胁不是元朝政府,而是辖区东西两边盘踞一方的汉族军阀张士诚和陈友谅。南京处于四战之地,在上下游方向都受到军事威胁。倘若不解决陈、张两大军事集团,别说北上讨伐元朝政权,连政权生存都成问题,遑论扩张实力和辖土?朱元璋削平了群雄后,派徐达率军北伐,犹如摧枯拉朽一般,并未遇到强有力的抵抗。终于达到了对旧政权犁庭扫穴、对新政权巩固百年基石的战略目的。

蒋介石率北伐军占领长江下游后,不遑北伐,却在北伐军阵营内部打起了内战。最终居然也在形式上统一了国家。这一情况比较曲折。

北伐军占领南京、上海后,面临的形势也同太平军攻占南京后的处境大异其趣。蒋通过频密的内外联系,对其政权的崛起已获得列强的理解,并取得江浙财团支持。蒋无须面对一个控制着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对立的中央政权。实际上,在北伐前,北洋军阀已四分五裂,这种形式的中央政权在当时根本就不存在。

蒋利用向国民政府靠拢的老北洋军阀冯玉祥、阎锡山,钳制奉系军阀张作霖、直系军阀吴佩孚、直鲁系军阀张宗昌、褚玉璞等。在发动清共后,蒋面对的主要威胁是来自原来同处一个阵营的以汪精卫、谭延闿、孙科等人为代表的国民党内部另外一批当权派,这批人还拥有以唐生智、张发奎为统帅的两支军队,实力不容小觑。

1927年8月,蒋因北伐受挫,被桂系逼宫下野,“宁汉合流”。接着,桂系击溃唐生智军队,势力进入两湖,从广西经湖南、湖北直达北平、天津一带,横贯南北,似乎如日中天,势不可遏。次年初,蒋东山再起,由唐生智运动由白崇禧率领抵达平、津的旧部李品仙,驱逐桂系势力,并经俞作柏运动桂系健将李明瑞、杨腾辉两个旅长倒戈,终于桂系一败涂地,从此龟缩在广西一隅。

蒋在稳定南方后再次北伐,基本没有打过什么硬仗。他派遣陈调元坐镇津浦线,何成浚遥控京汉线,对北洋军阀的各支部队基本采取“赎买政策”。另外,蒋政权辅之以一系列配套措施,其中相当重要的一条是获得了西方列强的支持,又暂时缓解了同日本政府的矛盾,其阶段性战略目的就是先完成国家在形式上的统一。

其后,蒋政权又屡遭来自党内实力派系的严峻挑战。即使冯玉祥、阎锡山等人,早已摇身一变,成为党政权内部的新军阀了。截至抗战前夕,国内冲突迭起,蒋纵横捭阖,方才一一闯过难关。由此可见,对蒋政权构成主要威胁的是国民党内部的实力派系。

至此,金庸突如其来地问了我一个私人问题:“请问你的籍贯是哪里?”我说,父亲是江苏人,母亲是浙江人。他又问:“你父母是江苏、浙江哪里人?”我回答,“父亲是江苏武进(常州)人,母亲是浙江宁波人”。接着他又问了两个问题。

第三个考题是:历史上有三个宦官专权的朝代,为东汉末年、唐朝末年和明朝。东汉末年尤其是唐朝末年,宦官集团能主宰皇帝的生杀废立,而明朝宦官集团始终没有这样的影响力。原因何在?

我的应答是:东汉数个皇帝均利用宦官集团同外戚集团进行斗争,宦官集团势力坐大。唐朝末年宦官集团掌握了包括御林军(神策军)在内的京师卫戍部队的军权,难免拥有主宰皇帝生杀废立的权力。

明朝情况不同。明朝宦官集团的权威是依附在皇权之上的。明朝王振、刘瑾、魏忠贤、汪直为四大权监,却连其本身性命也被置于皇帝之手。明朝皇帝对宦官集团牢牢掌握着控制力量,是由下述因素决定的:首先,朱元璋颁旨不准宦官干政,尽人皆知。一旦宦官违背了祖训,若皇帝并不十分袒护宦官,这条祖训往往成为朝廷群臣同宦官集团进行斗争的法律武器。其次,明朝宦官对军队的影响力,充其量仅限于“监军”的职权,从来就没有掌握过一支军队的控制权。不掌军权,遑论主宰皇帝的生杀废立?再次,明朝宗室诸王,按照祖制,在封地都掌握一支军队,其兵力少则数千,多则逾万。合诸王兵力,要谋逆造反,固然不足;要起兵勤王,却有余裕。宗室诸王的兵权对野心家不失为一支牵制力量。最后,明朝皇帝设立“东厂”特务机构,由宦官主理,以保护皇权不坠。皇帝还建立了另一个特务组织“锦衣卫”,却由勋臣后裔掌控,宦官集团不能染指。即使对于宦官集团掌握的特务机构,皇帝也不允许其独断专行,另由其他太监成立新的特务机构,如“西厂”内行厂”等,同“东厂”互相牵制。

第四个考题:历史上开国皇帝杀功臣,以汉高祖、明太祖为典型,动机是巩固子孙后代的百年根基。唐太宗即挥师打天下,奠定了唐朝基业,等于是开国皇帝。在他治下,若非谋反有罪,他并没有屠戮功臣,也为子孙奠定了近三百年的基业。为什么?

我答道:我是这么理解这个问题的:原来汉高祖仅是里长,明太祖乃是乞丐、和尚,出身低微。在当初追随他们的“从龙之士”心目中,别说他们两位的子孙后代了,纵使这两位本人,“从龙之士”并没有真正把他们太当回事。汉高祖、明太祖面对一众功臣,在心理上也略微有些自卑感,深深担忧日后子孙约束不了这些功臣。因此,他们在遇到挑战时,倾向于采取“狡兔死,走狗烹”的处理方式。

而这一心理状态不适用于唐太宗。其父唐高祖李渊是隋炀帝的表兄弟,又多年担任地方高官。唐太宗是天潢贵胄,说他是“皇族”确实受之无愧。他召集过来众多“从龙之士”,本来就是为他家门下奔走效力之辈。在他们心目中,即使唐太宗没有做皇帝,也是高高在上,可望不可及的。唐太宗登基称帝后,不用担忧这批“从龙之士”会有不敬举动,遑论诉诸谋反的极端行动。

【临别嘱咐撰文方能擢拔】

这次面试持续了四五十分钟。临别时金庸对我说:“你知识面广,口才也可以。可是《明报》不是电视台或广播电台,是报社,是以文字形式同读者见面的。所以你还要写一篇大约6000字的文章,一周交卷。倘若《明报月刊》能以头条发表,就欢迎你加入《明报》。”随后他解释了题目内容。

我回家后,在接下来的一周内,白天去文具公司上班,晚上挑灯夜战。所幸过去古书看得多,每个繁体字都能写,不然写简体字是无法交卷的。连续6天,写了24000字交卷。交卷后不久,蒙金庸再次召见,他说文章写得好,《明报月刊》将于两个月后以头条发表。他问我想用什么名字发表,这时我心头突然惊鸿一瞥,晃过湖南督军赵恒惕的字“炎午”,就说用“张炎午”吧。至今我间或还在使用这个笔名。金庸嘱咐我8月16日上班,担任《明报》资料室主任。

入职后,先后有几位香港记者采访过我。关系熟稔后,一位记者告诉我,早先香港新闻界在传说,金庸本人是大专家,除非是至亲,不会轻易聘用陌生人担任高级编辑,更不会把资料室交给他。这次内地来了一个年轻人,是金庸的外甥,其母临终前握住金庸的手说“我儿子托付给你了”,所以金庸才破格让我担任资料室主任,云云。我告诉这位记者,从血缘上说,我同金庸风马牛不相及。他说,别人是不会相信我的澄清的。对此,我只能一笑置之了。

在《明报》资料室工作一段时期后,金庸又让我主编中国版。我在资料室工作了整整4年,其间阅读了许多书籍和文章,拓宽了知识面,对于系统、全面地了解东亚乃至亚太地区局势的症结不无裨益。

1984年夏,我为了谋职,前往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合作中心应考。经过数次考核后成功入职。说来也巧,这次新工作又是始自8月16日。后来我写信告诉金庸我已从事新工作了,他勉励我认真做好研究,我铭记在心。

至今,我已在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合作中心工作了34年,与中心主任刘易斯教授合著了4本英文专著以及13篇英文专题学术文章。后又多次与金庸联系,可以说,我在《明报》的工作经历对后来从事学术研究也是有所帮助的。

假如当年金庸未对我破格擢拔,我很难获得主持《明报》资料室这一罕见机会。几十年来,我遇到至亲好友,谈兴正浓之际,经常回忆自己在香港踟躇不前的窘境,以及得蒙先生擢拔后的感受。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至今怀念先生的知遇之恩,依然铭感五内。

(作者系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合作中心研究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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