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第1期 2019-01-14 韩晗

武汉的腔调表面上看来是“油腔滑调”,但内里却渗透着朴实的都市哲学,包括对生活的热爱。

│韩晗

 

6年前,我曾撰文《武汉人格》谈武汉这座城。其时,我已在武汉生活多年,料到今后或会在此工作,于是写得犀利,评得悲愤,把诸多弱点都一一罗列。

6年里,武汉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城市建设,而我走过的城市也已成百上千,从纽约法拉盛、香港中环与悉尼乔治路的大都会,到美国“锈带”与中南半岛的穷乡僻壤……如今再回看,平心而论,从前我对武汉的评价或许偏激了,当我与这座城市渐行渐远时,才忽然觉得,这座城市不止有人格,而且是有腔调的。

“腔调”是什么意思?可以定义为一种可以凭借听觉感知的声音,也可以被认为是武汉人称之为“胃口”的独立品格。而武汉这座城市,其特征恰在于腔调。

在武汉生活多年,我曾一度浑然不觉,认为这座城市最多的声音便是嘈杂之声,是近似于纽约哈莱姆区的黑人亚文化,是糟糕透顶的小市民交响乐。但当我真正远离这座城市时,竟忽然觉得有些不适应,这座城市似乎正在悄悄提醒我:你很久没有听到我的腔调了。

我在武汉的寓所就在大名鼎鼎的硚口路,这是武汉最繁华之所在,它与汉正街相垂直,与汉江不过百米之遥,清代初年的“汉口茶市”便发端于此。但这条茶马古道却未沿江而下,而是从陆路北上,一路穿秦岭,过河西走廊,越过撒马尔罕的断壁颓垣,一路向北,直到涅瓦河口处,那里是一座刚建立起来的城市,也是当时俄罗斯帝国的首都圣彼得堡。

圣彼得堡的冬宫与夏宫里时常弥漫着香茶的浓浓清香,它来自于万里之外的汉口,洋溢的是这座江城的气息,香茶是没有声音的,所以皇宫里的沙俄贵族们并不知道这座城市的腔调。但那个时候,“武汉三镇”(武昌、汉口、汉阳)已成为中国最繁华的都会之一,叫卖声、船桨声、车轮声,以及客商、行人们高谈阔论的笑骂声,构成了这座城市独具烟火气的腔调,只是这种腔调竟可登堂入室,演变为欧洲贵族典雅的下午茶中的气味,这大概是中西交通史上的奇迹之一。

武汉的腔调并不高贵,但它并非不能制造高贵。仅从声音上说,“汉腔”实在谈不上好听,因为武汉是中国最大的重工业城市之一,走遍武汉三镇,你会发现锅炉声、锻钢声、汽笛声与机器轰鸣声,夹杂着难听的“汉骂”与武汉人与生俱来的大嗓门,形成了这座城市腔调的韵律,苛刻一点甚至可以用嘈杂来形容。

但这种嘈杂并不完全是工业文明的产物。早在宋元时期,武汉就是“武昌及汉阳两镇并峙”的区域中心。到了明代,武昌镇是中国“四大名镇”之一,当时的武汉就以“九省通衢,人物繁阜,喧阗达旦”蜚声四方,而且长江与汉江长期是整个华中地区的物流客运通道。清代乾嘉之际,武汉更以“轮蹄络绎,冠盖往来相望”名扬四海,时文记载“江从巴蜀荆襄而下,峨柯之艑胜万斛以上者,立樯如麻。市肆鳞栉,鱼盐富商估所交会,四方挟货贿贸迁”,如此热闹,这般喧嚣也是避免不了的。

如果将目光投到唐代以来中国经济史中,会发现武汉对于中国经济的贡献不能小看。唐代长安城的风雅,武汉便功不可没,安史之乱后,江淮租赋改为以武汉为中心的江汉漕运。呈十字状的江汉漕运分为纵横双向,横向是扬州、宣城等地的物产在武汉(时称鄂州)集结,由汉水到襄州(今襄樊);纵向是货物从武汉出发,由江陵(荆州)、襄州,再从均州(今丹江口)最终抵达长安城。作为当时的转运中心,武汉可谓名副其实的枢纽城市。到了明代,江汉平原的稻米从汉口码头发出,顺江而下,经由安庆、芜湖直达苏杭,滋润着江南文化的檀板丝竹之声。武汉成为了长江流域粮食的集散地。

在漫长的农耕时代里,一座城市成为全国大部分地区粮食的转运枢纽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汉口的米市在清代中国首屈一指,在它的影响下,带动了九江米市的发展,形成了“汉口—九江—无锡”的长江流域稻米供应区域链,保证了全球化之前华南地区长达五六百年的粮食安全。

中国没有像欧洲一样早早地跨入全球化时代,很大原因在于国土面积太大,省际之间的互动就已达到欧洲国家间互动的效应。因此,武汉长期以来在中国的地位大概近似于巴塞罗那在欧洲,它既是货物、人口集散的枢纽,也是不同区域彼此互动的中心都会,承担着不同区域的联动职能。而且,巴塞罗那和武汉一样,在历史上长期是个以繁华、喧闹而负有盛名的城市,而这已经构成了武汉的腔调。

常有人说,武汉是一个不懂创新的城市。但也有一种声音:武汉是世界上大学最多的城市,何以“不懂创新”?

说武汉不懂创新也非全然没有道理。因为在最近20年里,武汉常被视作一个衰退的重工业城市,也是全国拥有最多退休产业工人的城市之一,与前沿的北京、新锐的深圳、洋气的香港、精致的杭州以及优雅的上海相比,武汉当然算是一个看上去创新程度不太高的城市。甚至有人说,论创新,武汉连苏州、厦门都比不上,倒是像慕尼黑、底特律这种油乎乎、脏兮兮且死气沉沉的“锈城”。

但武汉现在的“不懂创新”恰与它之前的“创新精神”有着密切关系。武汉曾是近代中国最懂得创新的城市之一,尽管它不是第一批通商口岸,但却因为处于长江流域,得风气之先。太平天国的第一次科举考试便在武汉举行,晚清的洋务运动,武汉是重镇之一,汉阳兵工厂、大冶铁矿等都是当时首屈一指的现代企业,而且,以官办“自强学堂”、在华外侨兴办的“文华书院”为代表的中国第一批高等学府都是晚清时在武汉出现的。这意味着,早在百年前,武汉就已成为中国最具创新活力的现代城市之一。

可以这样说,百年前的武汉是中国的创新中心,其开放程度可与天津、上海一比轩轾,“驾乎津门,直追沪上”洵非过誉之词。那时并没有谁敢嘲笑武汉“不懂创新”。相反,繁盛的经济、现代的观念在这座城市交杂,犹如汉江与长江的融合,中国的第一盒火柴、第一块香皂、第一包香烟、第一艘潜水艇都因武汉而研发问世,这里是近代中国名副其实的“创新之都”,创新曾是武汉的腔调。

记得曾有媒体让我谈武汉的创新精神,我都婉然谢绝了。因为武汉的创新谈起来太复杂了,它曾经的创新精神似乎都被尘封、掩盖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武汉在其它城市面前会因为缺乏创新而自卑。只是,武汉的创新精神与这座城市独有的市井气相混杂,成为了世俗文化的一部分。

近代以来,武汉的创新精神被忽视与中国的发展速度有关。曾被看作是先进的技术,在短短100年时间里,竟成了一座城市的累赘,一度吸引全世界目光的汉阳铁厂,一个世纪之后沦为不被看好的“老武钢”;曾广为人知的“武汉热工所”最终与它的邻居“武锅”一道惨淡倒闭——工业时代后,取而代之的竟是“武锅牛肉烧麦”与“武钢青山香辣虾”,这难道不是工业文化创意的另一种表达?或许,这是一种令人费解的创新,但却是基于生活最原本的创新,就对生活的热爱程度而言,武汉人并不逊色于成都人。如果非要问什么是武汉的创新,民以食为天,这座城市对于烟火气的爱,就是武汉的创新。

因此,科学史界的同行曾问我,武汉应当是中国现代工业文明史的重镇,为什么它竟无一所大学有科学史的博士点?我当然只有苦笑,这些厂区、工矿对于我们来说,早已不是什么研究对象或珍贵遗迹,而是变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里没有高深的学问,或说,我们根本不在意它的历史甚至未来,我们在意的是此时此刻它存在的价值,以及周遭这一切与生活有关的深浅程度。有人说,武汉人是生活的智者,这种源自民间的智慧何尝不是一种创新?

需要注意的是,其实今日的武汉在许多科学领域里仍有着世界性的影响力,光学、测绘、临床医学、水利水电、电子通讯……这些领域都有武汉的一席之地。武汉不缺创新精神,也不缺创新文化,“惟楚有才”从来不是客套话,武汉人知道,武汉其实有着创新的腔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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