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第2期 2019-03-11 任大刚

│任大刚

 

史书记载,食堂的创制始于唐太宗李世民,当时主要的服务对象是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设立的目的,据说一是为了体现“古之上贤,必有禄秩之给,有烹饪之养,所以优之也”的用意,很高尚,二是为官员们提供了一个非正式的评议公事的聚会场所,并且可以起到上下级和同事之间联络感情的作用。经费来源则主要是政府放高利贷的收益;政府食堂拿到这笔开伙食的钱,每月开销后还有结余,称为“伙食尾子”,政府大院内按照官职大小,每月分掉。

公家办招待,官员们当然乐意参与,但要求在吃饭的时候评议公事,则未必办得到。有的官员进食堂吃饭,闷头快吃,吃完溜掉,有的大官进了食堂,还是太威严,下属声都不敢吱一下。因此,唐朝食堂的设置,流弊其实不少。

这些且不去管它,这里只想谈上世纪80年代我们中学自己的学生食堂。

现在很多学校的食堂已经改名为“餐厅”,名称的变化其实有深意存焉。

1983年考进本县重点初中,不需要在乡镇初中上学,而是到另外一个镇去住校上学。

我们农村户口的同学,按照一个月30斤大米,11块钱菜金的标准交给食堂,取得在食堂吃饭的资格。城镇户口的同学则交给食堂30斤粮票,外加每斤米一角三分八,菜金11块上交。

学校食堂收到这笔钱粮后,就安排我们的一日三餐。一般早餐是稀饭馒头,午餐、晚餐吃干饭,食量上按照早中晚三两、三两、四两的标准配给。这是上世纪80年代早期的标准,后来读到关于其它困难地方的一些回忆性文字,才觉得其实已经很不错了。

但这样的伙食形式,只能管饱,不能管好。道理在于:

其一,每个家庭都知道,自家送到学校的粮食,都堆在食堂的仓库里,自家孩子是吃不到自家粮食的,于是没有必要把质量最好或比较好的送到学校。其结果就是,米饭里经常吃到老鼠屎、石头等杂物,并且米质较差,有时候差到难以下咽的程度。

其二,“伙食尾子”变相存在。每学期结存多少钱粮,这些数据从未向学生公布过。是否有结存,结存多少,如何处理,分给了谁,没有人知道,唯有一次,两个食堂的师傅为了争鸡腿吃,居然打了起来,其中一个到了挥舞菜刀的地步,但当天我们的菜盆里并没有鸡肉一项。一个同学的父亲是食堂的大师傅,在我记忆里,这个同学似乎并不与我们一起吃饭,而是溜到大厨房与师傅们一起用餐。

按照八人一桌的标准,我们每个住校生都被编进饭桌,八人之中,有席长一人,负责排定分配饭菜的人员,分菜工作一般采取轮流方式,以防止公权私用。这种分菜方式,即便面对资源紧缺,也从来没有在同学之间引起过矛盾,如有不公,那完全是无心之失,并且很容易获得彼此的谅解。这并不是大人或老师教出来的,只要具备初步的社会认知能力,就会约定俗成,懂得权力制衡的道理。

 

早餐一般按照二两馒头、一两稀饭,外加一点大头菜或凉拌罗卜丝的标准给付。一开始,由于饿了一晚上,大致能够吃完,但南方人馒头吃久了,反胃酸比较厉害,所以吃到最后,看到馒头,如果不是太饿,就感到恶心。

午餐吃干饭,是一个一尺见方的饭盒,盛上大米和水,码在一起,由锅炉蒸汽蒸熟。这个比较好分配。很多时候,大米并没有洗净,上表浮着很多谷壳、稗子,间或有老鼠屎之类,要用调羹刮掉,盛进饭碗后,还需把饭翻过来,检查一下,看看下面有没有石头,方可进食。如果烧锅炉的师傅那天不用心烧火,很可能就得吃夹生饭。盛菜的盆子是一个六七寸直径的脸盆,中午一般一个时令蔬菜,比如卷心菜、大白菜、土豆、罗卜,等等。土豆,即便是老土豆,也从来不打皮,吃的时候要把老皮分拣出来。

每周有两次打牙祭的机会,一次是周二中午,回锅肉,一次是周五中午,熬锅肉。当时的肉比较肥,尤其是周五的熬锅肉,吃上一点就被“闷”住了(实际是脂肪酸中毒)。如果遇到重大节庆,还有“会餐”的机会,菜的品种可以到三四种,但一学期顶多一两次。

晚餐基本上也是一个菜,略有不同的是米饭增加到四两。

食堂里没有凳子可坐,只有上百张方桌。也许是伙食质量实在太差的缘故,剩菜剩饭其实是很多的,有时候倒得满地都是,桌上就更不用说了。由于乱倒饭菜,吃饭的时候专门有执勤的老师守住门口,不允许把饭菜端出食堂,吃好饭,洗好碗,才许出来。那些饭菜最后就腻在地上和桌子上,厚厚一层,过个三两个月,学校就要求把各自的饭桌抬到水龙头边清洗,我们得用砖头在桌子上反复摩擦,才能使之恢复本来的木头颜色。

像我们这种初一二的学生,饭量并不大,且饭菜难吃,倒掉饭菜是常有的事。那些高中生肯定是不够吃的,家里要给备一些猪油、炒面之类,我们低年级学生也依样画葫芦,有的备了一盅猪油,有的炒面不错,用开水一冲,可以充饥。

尤为可喜的是,我们——也许是别的寝室传来的——发明了一种用开水瓶煮稀饭的方法:先在开水瓶里装上鲜开水,不必装满,再往里面放上一两把大米,然后盖上盖子,等上两三个小时,下了晚自习,回到寝室,揭开盖子,直接倒出来就可以喝稀饭了。当然也有比较悲剧的,是米放多了,饭太干,倒不出来,这个瓶胆就算报废。

这种按照一个标准,年轻人在一起,无论贫富贵贱吃一样伙食的办法,除了可以追溯到唐朝,还颇有些古罗马遗风。

 

随着1980年代改革的深入,经济社会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就食方式的解体是迟早的。一开始大家带猪油、炒面,后来有些有关系的家长,把孩子弄到教工食堂吃饭,那里已经实行市场经济,吃多少,吃什么,由自己决定。再后来,有的家庭有钱了,要求到外面饭馆搭伙吃饭。

终于,在大约吃了三个学期的军事化食堂后,食堂制度开始改革了。

首先,交多少大米,发多少饭票,交多少钱,发多少菜票,不再统一标准。换言之,理论上吃多少,吃什么,不再由上级安排,饭碗的自主权掌握在学生手中。这样做的结果是,有的学生把饭菜票当钱花,买零食,花销加大,家长似乎有些不满。

其次,改为排队打饭,结果引起很大混乱。我们都是乡野村民的后代,没有公共生活的训练,从来不知道人多要排队,数百上千人乱挤一气,身强力壮的高中生不仅先吃,而且吃热饭热菜,瘦小的初中生只能等他们吃饱吃好以后才能进食。

学校见如此混乱,只好派老师维持秩序,往往一个老师还不够,得两三人不停地吹哨子,而等老师稍一转身,马上有插队的,别人一看到有人插队,马上起哄,往前挤,队伍立刻瓦解。其间食堂饭菜改进并不大,直到学校把食堂分拆,陆续开出一个又一个食堂,并且允许住校生到外面吃饭为止,排队难题才算解决,并且饭菜质量大大提高。这项改革大约持续了5年。

如今想起来,在最终成功完成食堂改革之前,表面上赋予了人们选择的权利,其实离市场化还很远。只要食堂由一家垄断,一定意义上,其公平正义反而还不如按席吃饭。只有打破垄断,形成多元竞争格局,市场化改革才算完成。如今一些人,尤其是弱势群体,怀念计划经济时代,这与我们当年捧着空饭碗看着弱肉强食的“挤饭”大军,忍不住怀念起按席吃饭,完全是一个道理。

(作者系冰川思想库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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