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第2期 2019-03-11 王开林

│王开林

 

晚清时期,左宗棠与曾国藩齐名,同为胡适所说的那种“箭垛似的人物”,褒也好,贬也罢,均属众矢之的。

曾国藩是文质彬彬的理学家,性格内敛,城府幽深,克己复礼的功夫堪称一流。左宗棠是武健书生,有霸才,好张扬,率性豪迈,倜傥不羁,他不会作假,也不愿作假,敢于活出自己的精气神和天然本色,处处不同凡响。这两人的性情一冷一热,一卑一亢。一个喜欢慢工出细活,一个喜欢快刀斩乱麻。一个“以学问自敛抑,议外交常持和节”,一个“锋颖凛凛向敌矣”,对外坚决主战。他们是截然相反的类型,可谓冰火两重天。

左宗棠与曾国藩失和是一桩引人关注的历史公案。两位一品大臣和多年好友关系一度降至冰点,他们何故失欢?这个问题疑点多多,令人困惑,绝对值得探究。梳理两人多年的交往,他们总共闹过三次明显的不快,均有迹可寻。

三次不快,有迹可循

第一次不快的原因较为简单。左宗棠是已故两江总督陶澍的亲家,陶家是安化的富户,曾国藩在省城办团练,需要费用,向省内富户劝捐,陶家理应出钱万缗,左宗棠袒护女婿陶桄,抗捐未果,所以两人失和。1857年春,曾麟书病逝,曾国藩未经朝廷准许即弃军回家奔父丧,其后曾国荃亦弃营归乡。左宗棠致信曾国荃,对曾氏兄弟的行为直言批评道:“当此世局艰危之时,岂可言去?”在写给曾国藩的信中,他也没有隐瞒自己的看法:“匆遽奔丧,不俟朝命,似非礼非义,不可不辨。”曾国藩的心情本就不佳,这封信令他更为恼火,“深忿而不能言”。这可不是小小的不快,而是气愤填膺,连杀人的心都有。左公性格太直爽,容易得罪人。智商极高,情商则为中不溜,对方负气,他也负气,还批评曾公“才短气矜”“乡曲气太重”。

1858年,曾国荃充当信使,将长兄曾国藩的手书带给左宗棠,谈的是近况,流露的是求和的善意。左宗棠固然狂狷耿直,但胸襟并不狭隘,在回信中他作了一番自我检讨,很有诚意。此前,他们只是意气上有所冲犯,原非死疙瘩,信到心到,一解就开,所有不快烟消云散。1860年春夏之交,樊燮案销案不久,曾国藩就向朝廷保荐左宗棠为四品京堂,可谓一言九鼎。左宗棠只是举人出身,要省略前期的资历铺垫,像这样一步到位,并不容易。左宗棠奉诏练成楚军,开赴江西前线,为湘军大本营保卫“后门”。在江西作战期间,左宗棠与曾国藩的感情最为融洽。在粮饷奇缺的情形下,曾国藩尽可能周济楚军。有一次,他发现左宗棠的行军帐幕狭小,就令人赶制两顶大帐幕,赠送给他,如此关怀备至,令左公感动不已。可以说,危难时期,曾、左二公精诚合作,相依为命。1861年冬,太平军攻陷杭州,浙江巡抚王有龄殉节,曾国藩立刻举荐左宗棠为浙江巡抚,由于其军功显赫,破格擢用的难度就降低了许多。左宗棠对曾国藩的报答也可谓丰厚。咸丰末年,湘军大本营驻扎在安徽祁门,两度遭到太平军主力围困,危如累卵,朝不保夕。值此千钧一发之际,幸亏左宗棠与鲍超率军奋勇反攻,在乐平取得完胜,在鄱阳取得大捷,终于解除了湘军大本营的后顾之忧,保住了湘、赣、皖紧密相连的补给线,全局化险为夷。

第二次不快的原因则较为复杂。1864年,曾国藩在奏牍中有“扫清歙南”一说,这四个字有歧义,既可理解为“扫清歙县南乡”,也可理解为“扫清浙江全境”,曾国藩的本义是前者,左宗棠则理解为后者,误认为曾国藩与之争功,闹了个老大的不愉快。此外,两人在战略上有根本的分歧,曾国藩“不言剿贼、抚贼而言驱贼”,左公对此深致不满。这年六月十六日,曾国荃率军攻下太平军盘踞多年的江宁(南京),取得了一场决定全局的胜利。曾国藩听信九弟所言,上奏朝廷,认定幼天王死于城破之日,自焚或为乱军所杀,太平军已经群龙无首,不足为患。可是没过多久,幼天王被堵王黄文金迎入湖州,左宗棠侦悉幼天王仍为军中在职领袖,立即奏报朝廷。慈禧太后获悉此讯,怫然不悦,责令曾国藩查明此事,“并将防范不力之员弁从重参办”。真要参办的话,曾国荃指挥吉字营攻打金陵,谎报或误报军情,必首当其冲,这样做,岂不是令功臣寒心?曾国藩对于左宗棠的检举揭发十分恼怒,立即回奏,一反往昔小心翼翼的作风,直接顶撞朝廷,重提昔日收复杭州城之时,太平军康王、听王逃逸,左宗棠却未被追究。此时左宗棠任闽浙总督,与曾国藩平起平坐,又岂肯无辜受责?他具章自辩,辞气激越,声明早已如实向朝廷汇报太平军首领逃出之事,而金陵那边厢则是误报军情。令人佩服的是左公的心思极为缜密,在奏章结尾处,他郑重表态:“臣因军事最尚质实,故不得不辩。至此后公事,均仍和衷商办,臣断不敢稍存意见,自重愆尤。”这件事至此不了了之。国家多难,朝廷正在用人之际,不宜裁决谁是谁非,谁对谁错,干脆由军机处转寄上谕,“朝廷于有功之臣,不欲苛求细故”,一语解纷,双方言和。

很显然,朝廷害怕两位领兵的汉族大臣抱团,并不乐见他们交好,眼看他们交恶,倒真是窃窃暗喜,放心而且安心了。如若不然,双方呈递的都是密疏,怎么可能在明面上弄出这么大的动静,竟掀腾得天下皆知?

第三次不愉快的原因比较简单。1866年,左宗棠出任陕甘总督,此后将近十年,剿捻、平回都靠南方各省协助军饷。曾国藩身为两江总督,派遣大将刘松山统领的老湘营去西北作战,月饷六万两白银照解不误,便自觉仁至义尽了。但左宗棠有不同的看法,两江是富庶之区,老湘营带饷驰援西北是一回事,理应协助陕甘各军粮饷则是另一回事,曾国藩有钱不给,催索亦不顾,是存心报复,故意拖后腿,此举有很坏的示范效应,别省协饷也不再积极。左公长期在窘乡愁城中挣扎,不快和反感持续放大。1882年,左宗棠出任两江总督。翌年,他写信给大将刘锦棠,谈及同治年间两江协助西饷并无难处,仍旧愤愤不平:“不解前人愦愦何乃至此!”左公所谴责的“前人”是谁?曾国藩首当其冲。……以上文字节选自《同舟共进》杂志。邮发代号:46-56,订阅电话:020-3830 8908(发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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