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第2期 2019-03-11 洪三宇

光绪三十年(1904),大清帝国迎来了甲辰科的殿试。当时的人还不知道,延续了1000多年的古老科举,就这样走到了尽头。在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中,山东的刘春霖夺取了殿试一甲第一名,也就是“状元”,故而称为“第一人中最后人”;而这一科的殿试一甲第三名(探花)则归于从远道而来的广州举子商衍鎏……

 

│洪三宇

“玉莲园旧主人”

商衍鎏(1874-1962),字藻亭,号又章,冕臣,晚年又有一个自号“玉莲园旧主人”。这是因为在前清时期他住在广州府城(番禺、南海两县共治)的纸行街(今广州市越秀区纸行路)西侧的小巷里,其家名“玉莲园”。后来商衍鎏高中探花,时人因此称呼其家为“探花第”。抗日战争时期,探花第在战火中被毁,战后复建成街巷,取玉莲园的“莲”、探花第的“花”,成为“莲花巷”。

如今的莲花巷只是一条靠近人民中路的小巷子,但在清代,能够住在这里的居民大抵有着一个特殊身份——“旗人”。康熙二十年(1681),在平定“三藩”后,清廷分遣八旗驻防边腹,广州派京旗汉军三千,挈眷来粤。和全国各地其它的驻防八旗据点(如南京、杭州)一样,清廷推行“满汉分治”,以八旗为单位居住在“城中之城”——“满城”。广州“满城”的大致位置在城里西边靠南的地区。东西线是东自四牌楼(今解放中路)街中心起,西至西门城墙(今人民中路)止;南北线是南自大德街(今大德路)归德门城墙起,北至光塔街(今光塔路)街中心止。商衍鎏的祖上亦在此时随着汉军正白旗部队从东北铁岭前往广州驻防,从此商家便在广州落地生根,生息繁衍。

按说,作为“旗人”(虽然汉军旗比之满洲八旗等而下之),理当秉承清廷鼓吹的所谓“国(清)语骑射”的特色,但到了晚清时期,不但“清语(满语)”早已在广州驻防八旗中踪迹无寻,“骑射”的功夫也与八旗子弟无缘了。就商衍鎏而言,他自幼学习四书五经,与汉人儒生子弟别无二致 。

商衍鎏从6岁起就在玉莲园中读私塾。12岁开始学习写作八股文、诗、赋、策、论等。他就读于光孝寺的时间最长,还到广州各大书院参加考课,以便获得奖金,借以资生。在粤秀、粤华、羊城书院,他每月考三课,内容是八股文、试贴诗,在菊坡精舍和学海掌,他每月考一课,内容为经、史、诗、赋。商衍鎏后来回忆年少时读书的辛苦与快乐:“终日仆仆……以此白昼甚少读书的时候,而用功总在夜间,三更灯火五更鸡,以这句话来形容士子的读书,真是不错。”以至到了晚年,他“犹记谈经讲舍时”。

商衍鎏如此苦读,目标也很明确:“学而优则仕”,也就是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封建朝廷的官僚阶级。商衍鎏后来说,当时他“不得不仍走此道路,俏若将此少壮苦学的功夫,学习工、农、理、化有益于国计民生的料学,何尝不可以有成”。

平心而论,这话倒也有值得推敲之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务派兴办学校。为吸引人才,北京同文馆规定学成后成绩优秀者授予七、八、九品官,其考取七品官、复考一等、授为主事者,分派到朝廷各部,遇缺即补。广州同文馆也规定学生三年学成后可以参加乡试,如有精通洋文、才能出众者,经奏准调到京师授以官职。依照这些规定,商衍鎏假设进入新式学堂就读,至少是可以省去童试的麻烦。到了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廷制定学堂章程更加规定,学生毕业后授给进士、举人、贡生等名目,在最高学府——京师大学堂——就读的学生“毕业考后,再由管学大臣复考如格,带领引见,候旨赏给进士,给予文凭”,这就连“会试”都不用参加了。但商衍鎏当时大概仍是囿于科举出身乃是“正途”的传统观念,执意走上了科举考试这条独木桥。1890年,17岁的商衍鎏在童试中考得第十名中了秀才,四年后参加乡试,与兄长商衍瀛同时中了举人,在当时有“(番)禺由双凤”之称。成为传遍赤县神州的士林佳话。……以上文字节选自《同舟共进》杂志。邮发代号:46-56,订阅电话:020-3830 8908(发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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