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第2期 2019-03-11 梅兴无

│梅兴无

 

西林,全名康斯坦丁·谢尔盖耶维奇·西林(K.S.Silin),建设“万里长江第一桥”——武汉长江大桥的前苏联专家组组长。2015年5月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俄罗斯期间,在莫斯科会见俄罗斯援华专家和亲属代表时,用“吃水不忘挖井人”来表达中国人民对他们的感谢,他特地提到了3位专家的感人事迹,其中一位就是西林。

“我随时准备接受审判”】

1949年9月下旬,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建造武汉长江大桥的议案。1953年4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正式批准铁道部成立武汉大桥工程局,任命志愿军铁道兵团第三副司令员兼总工程师彭敏任局长,武汉市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兼政治委员。

为了技术保障更加可靠,中国向苏联请求援助。1954年7月,苏联派遣以西林为组长的28位桥梁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前往武汉,与中国建设者一起承担建设武汉长江大桥的历史重任。

西林1913年生于苏联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父亲是个铁路擦油工。家里无力负担西林的全部学费,他只好半工半读。虽然一边工作一边读书,但他门门功课都很好,后来成了莫斯科铁道运输工程学院的高材生。毕业后,他为苏联的桥梁和铁路建设服务。二战期间,他冒着生命危险参加过阿斯特拉汉大桥、多瑙河大桥等的抢修,获得南斯拉夫颁发的最高勋章,为反法西斯斗争做出了积极贡献。

西林抵达武汉,见到老朋友彭敏,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早在1948年夏,东北野战军遇到了桥梁损毁、部队和物资运输受阻的困难,西林随苏联抢修队前来支援,与时任东野铁道纵队第三支队长的彭敏率领的铁道兵一起战斗,排除国民党军埋下的地雷,日夜抢修被破坏的第二松花江大桥,保证了东野大军顺利渡江入关,解放中国。1949年,西林再次来华,担任铁道部顾问。此年夏,洪水爆发,彭敏为修复陇海铁路洛河大桥,遇到技术难题,西林雪中送炭,在技术上协助彭敏,使陇海线顺利贯通。随后他们又一起参与成渝、兰新铁路桥梁的架设。彭敏钦佩西林技术高超,视之为良师益友。1953年7月,彭敏率中国铁道部代表团,带着武汉大桥的全部设计图纸和技术资料,专程赴莫斯科请专家进行技术鉴定。苏方派出包括西林在内的25位桥梁专家组成的鉴定委员会,讨论了两个多月,反复研究、完善,最终同意按方案实施。

西林到达武汉时,正赶上长江大水,酷热难当。中方安排苏联专家上庐山,在凉爽安静的环境中工作,但西林执意留在武汉,直奔大桥建设主题。第一次与彭敏交谈时,西林就直抒想法:你知道,在莫斯科开的鉴定会我是参加了的。大桥的设计文件我认真研究过,我认为建造大桥基础不宜用‘气压沉箱法’施工。但是鉴定委员会里都是我的前辈,老头子们是技术权威,我不好说话。”彭敏有些吃惊,静静地听着,“我有个新办法,但它在苏联也没有用过,因为苏联没有长江。现在长江上造桥,用得上新办法,希望得到你的支持”。

随后,西林给彭敏详细介绍了他所说的“新办法”——“管柱钻孔法”的技术理论、施工方法以及优越性,还将“管柱钻孔法”与传统的“气压沉箱法”进行了比较。“气压沉箱法”即在沉箱底部设置一个高气密性的工作室,通过气压自动调节装置防止地下水渗入,施工人员可以在无水的工作室内施工。长江地质情况复杂,这种技术需要工人深入40米的江底作业,容易因气压和水压变化而呼吸困难,甚至出现氮麻醉现象,每个工人一天只能工作2小时。“管柱钻孔法”即将一根根成型的钢筋混凝土空心管柱,打入河床岩盘,用大型钻机在管柱内的岩盘上钻孔,在孔内灌注混凝土,使管柱像牙齿一样牢固地“长”在岩石上,再构筑围堰,吸干围堰内的泥沙和水,然后修筑承台及桥墩。西林强调说,用“气压沉箱法”下沉速度是以每昼夜几公分计算;而“管柱钻孔法”下沉速度则是以每分钟若干公分计算的。且新方法在水面上作业,能保障工人健康。两种方法的优劣显而易见。

听完西林的介绍,彭敏陷入沉思。老办法已有无数成功经验,被桥梁界广泛认可,武汉长江大桥初步设计和鉴定意见都主张这一施工方法。新办法之前没有任何人尝试过,谁敢打包票?彭敏决定开会,把问题交给中苏专家一起讨论。

中方专家对新方法抱有很大兴趣,但提出许多疑点和问题;与西林同来的几位苏联专家则提出反对意见,理由是施工方案已经由苏联国家鉴定委员会审定,不宜改变。一位苏联专家甚至说:“一个人用右手摸自己的右耳朵,只要一抬手就摸到了;但现在你却要把手绕到脖子后面去摸,还能摸到吗?”西林严肃地反驳道:“同志们,我们讨论的是桥梁基础的施工方法,不是摸耳朵!‘气压沉箱法’是个百岁老人,关于它有上百本书;管柱钻孔法’是初生婴儿,还没有一本书。苏联没有像长江这样的河流,无法试验。这次在长江上有必要试用一下。”

彭敏认为新方法优点明显,成功概率也很大,倾向于采用。但兹事体大,他急赴北京向铁道部长滕代远汇报,请求改为使用“管柱钻孔法”。滕代远对此非常重视,速报国务院。周恩来总理获悉,亲听各方意见后认为,为了稳妥起见,要求新方案经过实验才能施工。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西林格外激动,他说服苏联同行们统一思想,与中国技术人员、工人一起迎难而上。

1954年10月,在汉阳的莲花湖畔摆开战场,对“管柱钻孔法”的各个工序逐项进行试验,从预制管柱、下沉、钻孔、清碴,到水下混凝土封孔、钻取岩芯试压,从小直径管柱至大直径管柱,从岸上到水上,建起了35个试验管柱。挫折、改进、再挫折、再改进,反复试验,反复改进,单为钻机选择钻头就前后更改了8次方案。

正在这时,苏联政府知道了武汉长江大桥改变施工方案一事,派出以运输工程部长哥热夫尼柯夫为首的代表团来华,名义上是“参观”施工,实际上是来“审查”新方案。西林内心很紧张,强作欢颜对彭敏说:我随时准备接受审判。”彭敏安慰他:“不要紧张。新方案是中国政府批准试验的。”苏联代表团专家阅图纸资料,看现场施工,听西林“答辩”,对新方案审查了十多天。其实彭敏心里也没底,私下向陪代表团来汉的滕代远说,担心苏方否定方案,把西林撤走。滕代远坚定地表态:即便那样,我们还按西林的方案干。

在滕代远、彭敏支持下,以西林领衔的试验工作得以继续下去。经过半年多的试验,结果证明新方案是可行的、科学的。1955年7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新方案。苏联权威专家通过工地验证,也认可了“管柱钻孔法”,还从苏联国内派人到武汉大桥工地学习观摩,以便回国推广。滕代远在铁道部会见了西林,告知中苏两国政府已批准建桥技术文件,现在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了。西林喜上眉梢:“太棒了!”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1955年9月1日,武汉长江大桥正式动工建设。江中桥墩建设使用了当时属世界最先进的“管柱钻孔法”。但新方法在施工中并非一帆风顺,由于打桩机的原因,第一根管柱下沉到基石盘,整整用了7天7夜。西林说,这样的效率是不能容忍的,打桩机必须改进和提高。

以西林为首的专家组将在本国设计的震动打桩机的图纸贡献了出来,并将在北京展览用的震动打桩机展品拆卸,拍照、制图,作仿制参考。大桥局千方百计集中顶尖工程技术人员与西林等专家联合攻关,终于试制出威力强大的震动打桩机,10分钟内可使管柱下沉4.78米,从根本上解决了管柱下沉到岩盘的难题,大桥的施工速度一提再提,巨大的桥墩陆续露出水面。

正当长江大桥如火如荼地建设之时,1956年5月31日,毛泽东乘飞机从长沙飞往武汉,在王任重、彭敏等的陪同下,乘“武康”轮渡视察建设工地。彭敏详细地向毛泽东汇报施工情况。毛泽东听后高兴地说:“‘管柱钻孔法’是苏联工程师发明的,可他们不敢用,我们用了,证明是成功的。长江大桥的建设就是世界水平嘛!”

江中共有8个桥墩,其中7个都位于结实的岩盘上,唯有7号桥墩所处地段是炭质页岩,松软得像破碎的蜂窝煤块一样。在这样的基础上建造桥墩,施工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为攻克这一难关,西林与中国专家一起研究,采用了有别于其它桥墩的“钢板桩围堰管柱基础”技术施工,以强力射水下沉钢筋混凝土管桩,构筑深达32米的围囹和39米的钢板桩围堰,墩身做成薄壁的钢筋混凝土轻型格式结构,自重减轻880吨。

1956年6月14日,正值长江主汛期,江水不断上涨。上午10时,在7号桥墩围堰施工的工人用吊车吊起一块钢板桩往下插时,突然一声巨响,已经插好的40多块钢板桩和百多吨重的钢围囹,在洪水的冲击下晃动,洪水把围堰冲破了一个大口子,8层楼高的钢板桩开始倾斜,眼看着就要散架了。

紧急时刻,西林乘汽艇和腿部受伤的彭敏赶到现场指挥。领工员徐中鲁、工长徐林山率领工人们冒着生命危险攀到那些没有冲垮的钢板桩顶,栓上千斤绳,将钢板桩栓到加固了的管柱群上。在洪水的巨大冲击力作用下,20多块钢板桩被扭曲得像麻花一样。西林大声指挥:“赶快把坏钢板桩拔起来,另外再插!”工人们几经周折,终于抢在7月12日最大洪峰到来之前,把桥墩基础稳在了湍急的江流之中。

7号墩化险为夷,西林长舒了一口气,他和彭敏都夸奖“二徐”和工人们临危不惧,机智勇敢。后来人们常提西林在建桥中的功绩,西林总是谦逊地摇头说,功劳是大家的,就拿7号墩来说,如果没有“二徐”沉着、机灵、勇敢,整个工程就会拖延。

“管柱钻孔法”的优越性比预想的还要好。工人们在水面上工作,各桥墩施工又是流水作业,工程进度十分迅速,到1956年底,江中各墩陆续建成,施工重点转入钢梁架设阶段。根据西林等苏联专家建议,大桥钢梁由原定的9孔简支梁改为使用三联三孔连续梁。为了适应长江风大、浪急、水深、流速快等特点,同时也为了不影响长江正常通航,正桥钢梁架设采用架梁技术难度较高的悬臂架梁方案。钢梁架设从两岸同时推进,两条钢铁巨龙向江心日日接近。

1957年5月4日,西林与滕代远、彭敏等一起见证了武汉长江大桥南北两岸的钢梁合龙。当晚,大桥局举行庆祝宴会,并欢送第一批回国的苏联专家。西林感谢中国同志的祝贺,谦虚地说:“我们的帮助是微小的,这里只有28个苏联人,而中国人却有几万,事情还是中国同志做的。我们在这里工作,这里也是我们学习的一所很好的学校,因为长江大桥许多工作是新的。我们回国后一定宣传和提倡长江大桥的新方法。”

由于武汉长江大桥全面推行“管柱钻孔法”,使原计划4年零1个月完工的大桥工程,整整提前了2年,并大大节省了工程造价。

武汉长江大桥结束了长江上无桥的历史,新中国在空白的长江上画出了最新最美的图画。毛泽东视察了长江大桥,还以“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词句来表达喜悦之情。1957年9月25日下午,武汉长江大桥正式试通车。当晚,滕代远颁发周恩来授予西林的“感谢状”。获得周恩来亲自签署嘉奖的殊荣,西林感到无上荣光,他代表苏联专家组发言,感谢中国政府对他们工作的肯定。

1957年10月15日,武汉长江大桥落成通车典礼隆重举行,西林有感而发:“在建桥过程中形成了中国自己的桥梁建设队伍,他们全面掌握了复杂的桥梁建筑技术,今后他们能够完成一切技术复杂的建筑工程。从工人到首长,他们都热情高涨地学习修建桥梁的技术,在实际工作中都充满着对知识和革新的强烈愿望。”当天,《人民日报》一版同时刊登“表彰苏联专家对长江大桥的创造性贡献,国务院授予西林同志感谢状”的消息和西林的大幅照片。

“我要去武汉看我的‘铁儿子’”】

为了纪念西林等苏联专家的功绩,铁道部决定将汉阳莲花湖畔的“管柱钻孔法”巨型试验墩保留下来,上书“五米大型管柱试验实物纪念”,大理石基座上镌刻彭敏撰写的《管柱钻孔法试验记》碑文,成为一座历史性建筑物。矗立于武昌桥头的武汉长江大桥纪念碑,也是以“管柱钻孔法”的模型为创意建造的,碑上用金色铜字铸上了28位苏联专家的名字和主要功绩,西林名列榜首。

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在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时,对西林给予高度赞扬:“在长江大桥工作过的西林专家,是一个好同志……你们当中谁认识他,请代我向他问候。”毛泽东如此评价一位外国专家实属罕见。

西林在1957年11月返苏后,在苏联运输工程研究院任桥梁研究所所长。他不断进取,于1960年获博士学位,并以出色的工作成绩获得“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俄罗斯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功勋发明家”等荣誉称号,并荣获“列宁勋章”,成为苏联工程科学院院士。年逾古稀的他仍担任运输工程部干部进修学院教授。

西林一直担任苏(俄)中友协中央理事会理事,为促进两国桥梁建设事业的合作发展,不顾年迈,不辞辛劳,忘我奔波。比如后来中国兴建南京长江大桥时,中苏关系已经破裂。西林怀着对中国的友好情感,自费来到大桥工地,和昔日同行探讨桥墩的钻探方法。1971年6月5日,周恩来陪同罗马尼亚代表团参观南京长江大桥时指出:“南京大桥的建设发展了武汉大桥建设的经验。武汉大桥所用的‘管柱钻孔法’,是苏联专家西林设计的。苏联没有采用,我们在武汉采用了,南京也用了,而且有发展。对我国的大桥建设,西林是有功劳的。武汉大桥给‘管柱钻孔法’立了一个碑,南京大桥可以挂西林的照片。” 

西林一生参与建造的桥梁数百座,但他最为珍视的始终是武汉长江大桥,他把武汉长江大桥称为“铁儿子”。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苏关系逐步趋向正常,中国对外友好协会数次邀请西林访华。每当被问起访华愿望时,西林总是毫不迟疑地回答:“我要去武汉看我的‘铁儿子’。” 

1983年10月12日,年届古稀的西林随苏中友协积极分子代表团访问武汉。湖北省副省长梁淑芬称赞西林的贡献。西林谦逊地说,桥不是我建的,我只不过是帮了忙,“26年后,我又来到我工作过的武汉。这几十年来,武汉在我的头脑里一直占有地位,它是不容易忘掉的”。10月13日上午,西林来到大桥工程局与当年参加建设的主要技术人员见面座谈,共同回顾一起工作,克服艰难险阻,战胜困难的岁月和场景,他还关切地询问:“彭敏好么?”大桥工程局领导告诉他:彭敏现在在北京,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西林露出欣慰的微笑。

座谈后,西林到汉阳莲花湖畔参观“管柱钻孔法”巨型试验墩。看到象征“管柱钻孔法”成功的试验管柱原封不动地保存了下来,他高兴得久久不愿离去。西林又从汉阳桥头步行到武昌桥头,在武汉长江大桥纪念碑前,在翻译的帮助下阅读铭文。参观后,西林向大桥局技术人员介绍了目前苏联桥梁的发展情况。

1993年5月,应湖北省长郭树言的邀请,西林再次访问武汉。80岁高龄的他精神矍铄,一到武汉就提出要看“铁儿子”,并无限感慨地说:“武汉长江大桥的设计是一流的,施工是一流的,养护也是一流的,由于你们的养护,这座桥至少可以延长寿命100年。”

当时长江二桥正在建设,他认真观看了桥墩,对水下的施工基础很感兴趣,但他又受传统技术的影响,对施工中采用的双壁钢围堰施工方法有些疑惑。后来在座谈会上,我国设计院、桥研所科技人员对他的疑惑进行了解答,他连连点头说:“明白了。当年我们是你们的老师,如今你们是我们的老师。”西林提议与中国大桥局合作建桥,成立国际桥梁建设公司。他说,你们在中国修桥,也可以在外国修桥。我们的钢材比你们多,你们的水泥产量比我们高,中国出水泥,我们出钢材,搞桥梁建设你们有雄厚的实力,愿这一计划能够得到落实。

当听说下游不远的黄石、九江也在建造长江大桥,西林不顾年迈,执意要去现场看看。到九江的那天,天下起了蒙蒙细雨,他兴致勃勃地攀上40余米高的九江大桥。当他得知两岸钢梁合龙处只相差0.3厘米时,惊异地说,中国在桥梁建设上有不少领域已经超过了俄罗斯。

令人遗憾的是,这是西林最后一次访问武汉。1996年2月5日,西林因突发心脏病与世长辞,享年83岁。在莫斯科的卡涅特尼科夫墓园,西林墓碑的正面嵌着他安详微笑的照片,背面则镌刻着武汉长江大桥。

(作者系文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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