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第3期 2019-03-20 林 江

│林 江(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系教授、博导)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香港商人胡应湘先生就提出在珠海与港澳地区建筑跨海大桥,连接珠三角东西岸出海口的设想。后来珠海全力推动伶仃洋大桥的立项和建设,但由于种种原因,建设进度一度受阻。2000年后,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加上港澳两个特区的积极参与和推动,大桥在升级改线后重新立项,最终命名为“港珠澳大桥”,2009年正式动工,2018年建成通车。从此,港珠澳大桥把粤港澳三地从陆路上完全联通了起来,三地的“一小时生活圈”“一小时经济圈”从纸上设想变成了现实。大桥与粤港澳大湾区设想中所描绘的湾区超级城市群遥相呼应,相当于一根杠杆,撬动三地资源重新排列组合,形成了全新的经济、产业、城市格局,让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路径增加了多种可能性,为区域创新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的“脊梁”

从区域创新的角度出发,港珠澳大桥建成通车与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的制订,并非只是时间上的巧合,而是我国进入新时代,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背景下的必然产物。

第一,大桥的开通与大湾区规划的形成,回应了我国经济在进入新常态下所面临的挑战。事实上,当经济发展速度放慢后,我国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建立现代经济体系,而供给侧改革成为了重要的国家战略。要增加有效供给,就必须依托科技创新。而一般而言,科技创新具有普遍意义,只有制度创新(体制机制创新)才能让一个省市有别于另一个省市。通过开放倒逼改革,通过创新倒逼开放,就成为当今的主旋律。而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则是通过上述制度创新让经济在新常态下实现可持续增长,而大桥的开通则是推动区域制度创新的重大标志性事件。

第二,在对外开放的新时代,我国需要充分发挥香港在推动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重要作用。2015年以来,“一带一路”取得了重大进展,也遇到了一些挑战。今后应充分发挥香港在东南亚国家,也就是“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作用。

新形势下,香港的作用日趋明显,香港作为国际航运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其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关系有待进一步深化和发展。有数据分析,港珠澳大桥开通前,珠江西岸的货物运去香港,陆运要绕道东莞虎门大桥,效率不高。大桥通车后,珠江西岸城市生产的商品能更便利地运输到香港,再由香港转口至世界各地,不仅降低了产品成本,还提高了行业竞争力。目前,香港共有4个陆路过境口岸联通内地,平均每日过境车辆约4.4万辆次,其中跨境货车约2万辆次。相比空运、海运、河运或其它运输方式,粤港澳三地的陆上运输所占比例是最高的。据测算,珠三角9个城市与香港的陆运距离每减少1%,在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外资投入金额就分别相应增加0.2%和0.7%。另外,运输和物流业的便利化会给粤港澳大湾区内的跨境电商、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

港珠澳大桥作为粤港澳三地元素的重要载体,其顺利开通意味着三地实现融合发展的情况下也能成功维护“一国两制”的落实。我们知道,在55公里长的大桥上,既有香港的交通管辖区,也有广东省的交通管辖区,在两个不同的交通管辖区内,实施不同的交通管理法律和规则。例如,在广东省管辖区内的路段实现右上左下,而香港管辖区内的路段则实行左上右下,两者互不干涉,这在全球范围内属于首创。

在我看来,港珠澳大桥作为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在推动粤港澳三地通过人流、物流的融合后,进一步推动资金流的融合,从而在彰显“一国”原则的同时,也让“两制”并行不悖,这是确保港澳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甚至在2047、2049年后也能保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象征。三地通过区域融合发展,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粤港澳大湾区在不久的将来便能形成独特的生活方式。港珠澳大桥的开通契合了“一国”与“两制”的相容性和共生性。

在经济全球化形势错综复杂的今天,我国扛起了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大旗,这需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然而,新时代对外开放的形式发生了变化,过去只是强调出口,现在也非常重视进口了。40年前国门打开之初,在要素驱动的增长模式下,外商蜂拥而至,看中的是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低廉的土地租金,还有税收优惠政策。现在情况不同了,上述优势正悄然消失,我国在进一步打开国门时,能成为有力优势的无疑是14亿人口的市场。

然而,这个市场仍存在不少行政壁垒,与形成统一市场尚有距离,省、市、区之间也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关系。如果连珠三角的9个城市都难以实现融合发展,更遑论与港澳融合发展。因为从理论上说,“一国一制”下的区域融合要比“一国两制”下的来得容易。但从过去40年经验看,港澳与内地的交往关系却比内地部分城市之间的往来还要密切。

因此,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央政府希望珠三角的9个城市先实现融合发展,再充分与港澳融合,最终实现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要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目标,实现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换言之,珠三角城市应发挥各自优势,形成一股合力,与国际著名湾区,包括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进行竞争,这应被视为一种重要的制度创新。

而港珠澳大桥则是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的“脊梁”,可以有效打通湾区内部交通网络的“任督二脉”,从而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等创新要素的高效流动和配置。

不少有识之士认为,要建设一流湾区,香港和深圳、澳门和珠海生产要素必须自由流动,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要达到世界级湾区水平很困难。同时,粤港澳大湾区里的所有城市的行政体制可以不变,但经济活动、经济方针政策、经济关系完全可以朝着同城化方向前进,这样湾区内的经济活动、创新活动就更加便利,区域核心竞争力将得以形成。

第二,以港珠澳大桥的通车为标志,港澳地区与国家的发展将紧密相连,也标志着国家对港澳特别是香港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如此一来,确保港澳的长期繁荣稳定对于国家利益而言也是至关重要的大事。香港回归祖国21年以及澳门回归祖国19年以来,尽管港澳地区能实现经济平稳发展,但挑战依然不可小觑:港澳经济受到的逆全球化影响和冲击是毋庸置疑的,由于香港仍未完全实现经济和产业的转型升级,迄今为止还是高度依赖房地产和金融业;而澳门则是高度依赖旅游博彩业,容易受到外来冲击,如果经济形势逆转,就难以解决港澳两地庞大的就业问题。

以港珠澳大桥通车为标志,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步伐,其本质就是把内地14亿人口的市场与港澳地区做充分对接,从而让港澳地区保持经济长期发展的动力。在我看来,如果单纯从港口、码头的条件来考虑湾区建设,全国范围内有不少城市和省区拥有优良港口,正因中央高度重视香港的作用,才会将中国第一个大湾区选址于此。要顺利建设大湾区,广东离不开香港;而湾区规划之所以能成为国家级发展规划,也与改革开放40年来广东的基础设施建设一直走在全国前列有关。港珠澳大桥作为广东先行一步的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标志,自然也为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国家级规划的出台添砖加瓦了。……以上文字节选自《同舟共进》杂志。邮发代号:46-56,订阅电话:020-3830 8908(发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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