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第3期 2019-03-20 王 凯

│王 凯

 

今天知道陈垣的人已经不多了,即使听说过这个名字,大概也就知道他是一位学者,当年曾与陈寅恪、钱穆、王国维并称“史学四大家”,还当过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长,仅此而已。

其实真实的陈垣并不是干巴巴的老学究,他和普通人一样,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也有许多情投意合的朋友。梳理陈垣的朋友圈,我们发现他的朋友大都是学术中人,有着令人炫目的成就。陈垣曾说“无友不可以成学”,从他与朋友的交往中可以看出,他们这一群体之所以能够成功,固然与其天赋和努力密不可分,但更重要的是能够认识到各自的长处和短处,彼此之间取长补短,互相切磋——这是陈垣和他的朋友们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遗产。

 适

陈垣与胡适的友谊始于1920年代初。

陈垣1880年出生于广东新会一个药商家庭,家境富裕,他的祖父在老家为9个儿子建了9栋一模一样的房子,有厢房,有厨房,有客厅,有卧室;房后小山坡还种满了竹子和果树,院墙都用石头砌成。陈家经商出身,家里几乎没有人读书,但陈垣的父亲非常开明,希望儿子能够有所作为,因此不惜重金供他念书。陈垣读书很杂,不符科举考试八股文的路子,但从小就养成了博览群书的习惯,这为其后来从事史学研究埋下了伏笔。

辛亥革命前,陈垣在孙中山影响下办报宣传革命,民国后当选为众议院议员,从此定居北京。陈垣与交通系的梁士诒是广东老乡,1921年12月,梁士诒任国务总理,陈垣在其手下当过半年左右的教育部次长,当时教育总长黄炎培未到任,部务由陈垣代理。后来由于政局动荡,陈垣逐渐转入学术界,潜心于治学和任教,1922年到北京大学担任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当时胡适正在北大任教,两人大概就是此间相识的。据《陈垣与家人》一书考证:“1922年2月19日,胡适之在平民中学演说,并且在此前为该校校歌作词。这所专收贫苦学生的中学创办人和校长就是陈垣先生,所以二人最晚在此时已相识了。”

1922年3月,北大《国学季刊》编辑部成立,胡适兼任编辑部主任。次年1月,《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一号正式出版,胡适发表了著名的《发刊宣言》,提出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当时陈垣已经从事宗教学研究,他在《国学季刊》上相继发表了《火袄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摩尼教残经》和《元西域人华化考》上半部。陈垣的这些论著,可以说是胡适《发刊宣言》最有力的体现,从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心志和治学理念相通,他们的私谊也从此开始。

1920年代末胡适到上海担任中国公学校长,1930年5月辞职。11月28日,胡适一家离开上海到北平,主持中国教育文化基金会的编译委员会,并应北大校长蒋梦麟之邀,兼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长。胡适在北平的新居在地安门内米粮库4号,是一座宽绰的大洋楼。几乎就在同时,陈垣也被聘为北京大学名誉教授,并且于1932年8月21日从丰盛胡同18号搬到米粮库1号,和胡适成了邻居。

1933年初,陈垣的朋友、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来华。2月12日,陈垣以北平著名的谭家菜宴请伯希和,前一天便致函邀请胡适作陪:“丰盛胡同谭宅之菜,在广东人间颇负盛名,久欲约先生一试。明午之局有伯希和、陈寅恪及柯风荪、杨雪桥诸先生,务请莅临一叙为幸。”伯希和是20世纪上半叶最杰出的西方汉学家,对东方历史、语言、文字都有深入的研究,对陈垣的道德学问更是极为推崇。1933年4月15日离开中国时,伯希和对胡适等前来送行的人说: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惟王国维及陈先生两人。不幸国维死矣,鲁殿灵光,长受士人之爱护者,独吾陈君也。”

陈垣与胡适在米粮库为邻期间,两人之间的交往明显增多,但多以通信为主。在《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本中,收录了陈胡两人来往书信36通,写于这一时期的有24通,占了大部分。两人毗邻而居,有事情可以当面交流,也可以打电话,为什么还要写信呢?陈垣后人陈智超这样解释:

他们都是忙人,很难抽出完整的时间,来作长时间交谈,而他们讨论的问题,又不是仅靠电话就可以说清楚的。用写信的方式,正可以弥补上述两种方式的缺憾,既可以见缝插针,抽出零碎的时间来写信,又可以把电话中说不清楚的问题谈清楚。我们应该庆幸,正是由于采取这种方式,为我们留下了两人交往的重要实录。

全面抗战爆发后,胡适南下参加庐山谈话会,后来又出任驻美大使;陈垣则留在沦陷的北平继续主持辅仁大学。两人虽然天各一方,却都惦念着对方。1940年1月,陈垣在致家人的信中不无惆怅地说:“胡(适)、陈(寅恪)、伦(明)诸先生均离平,吾文遂无可请教之人矣。非无人也,无不客气之人也。”1943年夏,远在大洋彼岸的胡适在《读陈垣史讳举例论汉讳诸条》的后记中写道:

我们作了多年的邻居,享受了多年的论文切磋之益。他的《元典章校补》我曾替他写两万字长序。现在我们相隔几万里,不知何时才得重有聚首论文之乐。所以我很诚恳的把这两篇避讳的文字奉献给我的老朋友、老邻居陈援庵先生!

抗战胜利后,胡适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两人在北平重聚,但随之国共内战又起。1948年12月13日夜,胡适写给陈垣一封关于《水经注》研究的信,《水经注》是胡适晚年学术研究的重点,陈垣曾给他提供过资料。但胡适没有等到陈垣的回信,两天后,他匆匆登上南京派来的飞机,离开北大校园。一年后,身在美国的胡适自抄致陈垣的这封信,他在附记中写道:“这是我在北平最后的一封论学书,12月14日寄出,15日我出北平了。陈垣先生没有答复我问的话。”

对国民党极度失望的陈垣拒绝了南京政府要其南下的要求,留在了古都北平。1949年1月31日,70岁的陈垣步行十余里,和学生们在西直门大街上欢迎解放军入城——在大变局面前,陈垣与胡适的价值观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分歧。

1949年5月,香港左派报纸发表了辅仁大学校长陈垣致胡适的公开信,一对老友从此天各一方,再也没有见面。

陈寅恪

史学界素有“南北二陈”之说,“南陈”是指陈寅恪,“北陈”则是陈垣,陈垣和陈寅恪既是史学同行,又是一对相知甚深的好友。

1926年初,正在欧洲游学的陈寅恪受好友吴宓推荐,与当时的学界名宿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一道担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这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清华四大导师”。

国学研究院于1925年9月9日开学,到校最早的是王国维,4月17日即搬运书物来校,与研究院主任吴宓一起参与了研究院的筹备工作;赵元任8月到校,梁启超9月8日到校;陈寅恪1926年初回国,在家侍奉生病的父亲,直到7月7日才来北平。得到消息后,吴宓马上去陈寅恪住的旅馆见面,第二天与陈寅恪来到清华园。在陈寅恪初到清华的这段日子里,吴宓陪着他四处参观、拜访。7月13日晚,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吴宓介绍陈寅恪与陈垣见面。这是“二陈”之间的第一次会面,吴宓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宓独坐,待至六时许,陈垣来。七时,陈寅恪来。宓请二君用西餐,为使寅恪与陈垣谈其所学,且入清宫参观也。晚十时半始散。”

陈垣和陈寅恪经常在学术上切磋砥砺,来往较多,很快便成为好友。1930年,陈寅恪写成《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后送陈垣阅正,陈垣指出首段因“误检年表,致有讹舛”。5月9日,陈寅恪分别致信陈垣和胡适,内容相似,类似今天的“群发”:“拙文首段误检年表,疏忽至是,可笑之极。乞勿以示人,以免贻笑为幸。”

1920年代初,陈垣以教育部次长身份兼任京师图书馆馆长。当时北京文化界爱国人士,为阻止敦煌珍贵文献被继续劫掠外流,组织了敦煌经籍辑存会,从事敦煌文献的搜集整理工作。陈垣组织人员将图书馆内珍藏的敦煌经卷8000余轴考订、编成目录,命名为《敦煌劫余录》。《敦煌劫余录》完成后,陈垣邀陈寅恪为之作序,陈寅恪在序言中对陈垣此举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抗战爆发后,陈寅恪离平南下,后来从西南联大辗转去了香港。陈垣留在沦陷的北平,心情极为苦闷,这种苦闷只有在历史研究中才得以抒发。1940年,陈垣写出了《明季滇黔佛教考》,这是他在抗战期间的一部重要著作。当时陈垣长子陈乐素正在香港英华女子中学教书,《明季滇黔佛教考》完稿后,陈垣写信对陈乐素说:此书舍陈公外,无合适作序之人也。”后来陈垣把目录寄给陈寅恪,并表示为了这篇序言,这部书可以推迟出版。陈寅恪接到陈垣的信后,马上将序言写好,由陈乐素抄好寄到北平。陈寅恪在序言中记述了当年与陈垣分别及后来的情况:“忆丁丑(1937年)之秋,寅恪别先生于燕京,及抵长沙而金陵瓦解,乃南驰苍梧瘴海,转徙于滇池洱海之区,亦将三岁矣。此三岁中,天下之变无穷。先生讲学著书于东北风尘之际,寅恪入城乞食于西南天地之间,南北相望,幸俱未树新义,以负如来。”

陈寅恪曾给陈垣的《敦煌劫余录》《明季滇黔佛教考》和《元西域人华化考》三部著作写过序言,关于此事,陈垣后人在文章中回忆说:“祖父写书请什么人写序言最合适,都是考虑再三的。他有三部著作都是请寅恪先生写序,就是说给祖父的书写序最多的是寅恪先生,而寅恪先生给别人写序写得最多的也是陈垣先生。”

陈寅恪身体不好,陈垣对其处境始终牵挂,他曾多次致信陈乐素,要儿子就近尽力照顾在港的陈寅恪。多年以后,陈寅恪的三个女儿写了一部回忆父母往事的书《也同欢乐也同愁》,书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随着日军占领愈久,食物愈发紧缺……一天,陈乐素先生带领一个孩子,背着一个布袋来到我家,原来布袋中装的是米。他扮成携子回乡的难民,冒着生命危险,绕路把米送到我们家。”书中提到的这个孩子就是陈乐素儿子陈智超,当时才7岁。陈乐素知道陈寅恪家中断炊,专门送去一袋米,为了能顺利通过日本人的关卡,特地将儿子带在身边作为掩护。陈寅恪对此十分感激,后来陈乐素离港回内地,他将自己在英国演讲时穿的一套西装送给乐素作为留念。

1949年后,“史学二陈”不约而同留在了大陆。“南陈”去了广州中山大学,继续从事史学研究,1969年病逝;“北陈”依旧留在古都,担任辅仁大学校长,1952年院系调整后出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直至1971年去世。

柴德赓

陈垣终生教书育人,可以说是门生弟子满天下。在陈垣的学生中,素有“陈门四学士”和“金童玉女”之说。“陈门四学士”也叫“陈门四翰林”或者“南书房行走”,陈垣晚年一直住在北京兴化寺街一座两进四合院里,辅仁大学文学院的青年教师余逊、柴德赓、启功和周祖谟经常来此向老师请教,南院宽敞的南书房便是师生切磋学问的地方,因此“南书房行走”等称呼便不胫而走;“金童玉女”则是指陈垣的弟子和主要助手柴德赓和刘乃和。在所有学生中,陈垣最喜欢的就是柴德赓,他和柴德赓已超越了一般师生关系,更是亦师亦友。

柴德赓是浙江诸暨人,少年聪颖,尤喜文史,是著名历史作家蔡东藩的学生。1929年柴德赓从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毕业后,考入北平师范大学史学系,受业于陈垣门下。当时陈垣担任师大史学系主任,为大一新生讲授《中国史学名著评论》等课程,柴德赓的学识引起了他的注意。在课程讲稿上,有一条陈垣亲笔书写的批语:“十九年(1930年)六月廿五日试卷,师大史系一年生柴德赓、王兰荫、雷震、李焕绂四卷极佳。”

柴德赓家境困难,平日常以烧饼充饥,在图书馆苦读,陈垣便介绍他课余去辅仁大学附中教书,以解决生活问题。大学毕业后,柴德赓留在辅仁大学任教,跟随陈垣从事史学研究。陈垣每有新作完成,总是让柴德赓提意见、挑毛病,借此锻炼、提高柴德赓的学术能力。陈垣曾给柴德赓和辅仁另一位青年教师储皖峰一封短函,请他们为自己的文章找毛病:“附录一篇,已托皖兄转呈。考证文最患不明白,令人易于误会,又患有可省不可省之字句。关于此二点,希两兄为我尽力挑剔,俾得改定,至以为感。”当时陈垣已名满天下,却对两位初出茅庐的青年学子如此谦逊,让他们非常感动,后来柴德赓一直保存着这封短函,以此来鼓励自己。

卢沟桥事变后,柴德赓本欲离平南下,但恰逢妻子临产,不得已滞留北平。此间柴德赓随陈垣在家闭门读书,研讨学问。陈垣藏书甚丰,逾四万册,绝大部分是线装书,书都码在书箱里,一个书架上放两三个书箱。书多房小,所以两排书架之间的距离很窄,陈垣戏称为“胡同”。陈垣对自己的藏书十分熟悉,需要什么书,常让学生到第几胡同第几架第几箱去取,绝不出错,弟子们对老师的记忆佩服不已。柴德赓和老师讨论学问常常到深夜,对问题有不同见解时,甚至争得面红耳赤。最后谁都不服气,只好提着马灯,拿起小凳,到书库里查书论证,寻找答案。

1943年,柴德赓告别了陈垣师,到四川江津国立白沙女子师范学院历史系任教。当时陈垣长子陈乐素在贵州遵义浙江大学教书,次女陈潜在重庆做事,都与柴德赓相距不远,陈垣想念弟子,常在家书中提及。1945年10月7日,陈垣在致陈乐素的信中这样写道:

青峰(柴德赓字青峰)兄常有信否?余极念之。六月卅日复伊二月九日来函,由潜(陈潜)夫妇转,未知渠收到否,余极愿他回辅仁也……青峰走后,余竟无人可商榷也。

1945年12月3日,陈垣在给儿子的家书中说:“《表微》‘本朝篇’一份寄汝,有意见可告我……‘出处篇’亦油印一份,已寄青峰,他能知我心也。”从这些信中可以看出,柴德赓不仅是陈垣的弟子,更是他的朋友和知己,“他能知我心也”是陈垣对柴德赓最高的评价。

1946年初,白沙女子师范学院迁往重庆办学,陈垣挂念柴德赓,“欲其北来”,但还担心“途中易走否”。1946年秋,柴德赓回到辅仁大学,分别三年后师生重逢。

1952年院系调整后,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陈垣出任北师大校长,柴德赓担任历史系主任。1955年,为支援地方院校建设,柴德赓被调至江苏师范学院(今苏州大学)任历史系主任,师生再次分别。远在江南的柴德赓想念老师,问候书信不断,1956年3月,柴德赓想起当年与先生夜间提灯到书库寻书的往事,担心老师年老体弱,晚上去书库行走不便,遂致信说:连日甚寒,请夜间勿去书斋胡同。”陈垣大概也忆起了师生切磋学问的旧事,难得一见的用白话文回复道:

半夜提灯入书库是不得已的事情,又是快乐的事情,诚如来示所云,又是危险的事情。但是两相比较,遵守来示则会睡不着,不遵守来示则有危险。与其睡不着,无宁危险。因睡不着是很难受的,危险是不一定的,谨慎些当心些就不至出危险。因此每提灯到院子时,就想起来示所戒,格外小心。如此,虽不遵守来示,实未尝不尊重来示。请放心请见谅为幸。

1964年,陈垣主持新旧两部《五代史》校点工作,特地请教育部将柴德赓借调回京协助,师生再享同室切磋之乐。但“文革”爆发后,江苏师院造反派勒令柴德赓回江苏劳动改造。1970年1月23日,柴德赓干完活后,听到自己被“解放”的消息。柴德赓惊喜交加,兴奋得饱餐了一顿,结果心脏病突发猝死,年仅62岁。

第二年夏天,91岁的陈垣也驾鹤而去,师生天堂再聚首。

(作者系文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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